矛盾的日本人——《菊与刀》读书笔记一、初遇《菊与刀》大一的时候迷上了日本动漫:《海贼王》、《火影忍者》、《银魂》……,对这个国人恨之入骨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刚好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介绍日本文化的《菊与刀》一书,因此我开始从书本触及日本,就从今天开始就写读书笔记了。
我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动漫以及一些简单的历史知识,这些都是比较浅显的。
所以,从课堂上能学习到一些日本史的知识以外,还希望能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我不知道的,能更加理性地冷静地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日本,对于日本所犯下的罪行更加全面的客观的分析,能对日本少一份冲动的情绪,多一份理性的认识。
嗯,希望她能给我带来这些吧。
之前,因为看了比较多的抗日战争片,提起日本对我们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一想到就咬牙切齿,对日本是恨之入骨。
现在随着知识的积累以及理性思维的培养,对于日本,我们也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也是作为21世纪新一代青年的必备素质。
《菊与刀》这本书便提供了这样的一种了解日本的渠道。
二、读书随想(一)序言今天先看了这本书的序言(译者:吕万和)。
序言简单介绍了美国女作家本尼迪克特写这本书的背景,翻译这本书的译者的立场还有这本书的广泛影响。
序言中提到“菊与刀”的解读,“菊”为日本皇室家徽(就像我们的“龙”一样吧),“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老师上课讲时说过,作者命名这本书时是以“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双重性格,而这种性格是矛盾的(爱美而尚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等等)。
作者从这方面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形成这种日本的民族性格的重要原因是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
作者称之为“耻感文化”,而这耻感文化与欧洲的“罪恶文化”是不同的。
日本的“耻感”是靠外力的强制约束的并非来自内心的。
这种矛盾我认为是极端的,他们的文化缺少民族性的内在的一种约束自我的道德规范的理念,我们有植根于五千年文化的深厚积淀,对自己的行为思想有自然而然的约束力,并且这种约束是合乎情理的,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如“中庸”,“仁”,“和”等等。
而日本缺少的正是来自精神的内心深层的规范标准,以致对我们犯下滔天罪行。
为什么日本的教育会成为影响日本整个民族性格的重要因素呢?是怎么影响的呢?为什么称之为“耻感文化”呢?对他们思想约束的强制性的外力又是什么呢?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又是怎样反映的呢?这些是我从序言中得到的以及根据以往了解的知识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我答案给我一些启发。
(二)战争中的日本人我觉得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以战争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人的性格。
日本对战争的原因与其他法西斯国家不同。
其他国家是对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方针,而日本呢,则是应该结束各国拥有的绝对主权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建立等级秩序。
日本是真心建立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他们认为,各国都应该在世界序列中确定其位臵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即“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体现了日本文化中对等级制的信仰与信赖。
这一点与我们一直以来对崇尚和平热爱和谐的民族性格是大有不同的,直到现在我们也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和谐社会,是与我们几千年来深深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
当我们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成为我们自己的民族性格并成为衡量我们行为习惯的标准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最使我震惊的便是日本人认为精神将赢得对物质的胜利。
日本人一直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对物质主义甚至到了鄙夷的地步。
这也深深的体现在战争中。
他们宣扬是战争是物质和精神的较量,物质一定会失败。
他们将军舰和大炮只视作不灭的“日本精神”的外部表现。
他们鼓励士兵说:“我们的身体越是沉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精神就越能凌驾于肉体之上。
”他们的飞行员驾驶的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进攻撞击军舰,还有,不管是日本军人还是日本士兵被俘虏或者任务失败的时候总会切腹自尽来表达他们效忠天皇,也是对精神极大崇尚的表现。
不仅如此,当医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转移伤病员时,伤病员往往会自杀或者军医枪杀。
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尽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营,进行集体式的进攻,但绝对不会投降。
认为投降是可耻的,他们如果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的生命。
“死亡便是精神的胜利”这种崇尚精神蔑视物质的理念对日本本身物质紧缺起到积极的作用。
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他们的军人也一再说,这场战争不是军备与军备的较量,而是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同日本人对精神的信仰之间的决斗。
日本人相信精神能战胜一切,这一点深入到他们对外的战争以及对内的国民管理中。
而当日本在战争中失败时,总会说事情的发展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
全都策划好了,万无一失。
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才会继续坚持自己的精神信仰——所有的发展都是主动预料到的,不是被动的,不是被别人强加于自己身上的。
他们习惯于建立在万事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
此外,战争中日本人经常说安全感与士气不过是一个精神准备的问题。
当遇到麻烦时,日本人对其国民的照例交待是说这是早已预知的,所以丝毫不必担心。
这样似乎告诉国民,我们居住在一个可预知的世界下,任何事情都是我们预先知道的。
这样的说法便给了日本国民一种安心感,使他们可以很淡定的面对一切。
其实我感觉这一方面也是在说日本人强调精神上战胜一切。
他们通过培养精神以鼓励民众和士兵,让他们充满希望无所畏惧。
(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明治维新1.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日本是一个等级制严格的国家,无论是国内的制度还是对待国际关系的问题都是运用这个原理来看待。
他们认为日本处于国际金字塔的顶端,过去到现在他们的观念一直深受其影响。
在1940年日本同德国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的协约是为了世界各国的“各得其所”。
日本信仰“各得其所,各守本分”,这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
日本是一个等级深严的社会,他们相信秩序和等级制度。
这一点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是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也是最容易接受,接受面积最广的。
人与人之间是一定要分清身份等级的。
日常交往中的细节动作也都反映出一个人的地位如何。
一个日本人与另一个日本人交流时会根据社会地位,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汇。
比如,使用“敬语”、鞠躬等,这反映了家庭的等级情况。
同时日本人同我们中国人一样也十分尊崇孝道。
早在公元6、7世纪,日本就接受了中国人那套系统的孝道理论,同时也采纳了中国的佛教、儒家伦理以及世俗中国文化,如文字,宗教,建筑文化。
但是孝道的表现特点难免有所修改,以适用于不同的日本家族结构。
“孝行”在日本是一个只限于家族内部面对面的成员之间的问题同时也是日本等级制在日本家庭中的反映。
它意味着在一个几乎只限于自己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及后裔的团体中,根据辈份、性别和年龄占据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地位,应该遵循“长兄如父,长嫂如母”,长兄是这个家族中仅次于父亲的地位最高的决定者;一个人在等级制的地位还要取决于性别,同当时封建制度的中国女人一样也是“从父、从夫、从子”“夫为妻纲”,但是她们看起来比中国女人幸运的是不用缠足可以自由出入商店,不用隐藏于深闺里,掌管着家里的生计,“媳妇熬成婆”时,这种权利似乎更大了。
每个日本人先在自己的家中适应这种等级制之后逐步适应到全社会范围内。
这种等级关系是固定的,内在的,是不可侵犯的。
当德川家康击败所有敌手成为德川氏的第一代将军时,便开始了德川家族对日本长达260多年的统治。
德川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极力加强封建体制。
为了维护社会的等级性,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由世袭固定的。
身份等级是世袭固定的,士、农、工、商、贱民严格的社会等级。
只有武士可以带佩刀,这是阶级以及特权的象征,并且他们有对其余阶级使用佩刀的权利。
但他们不能兼做其他身份,因此他们只能是依靠俸禄生活,必须限制家庭规模解决生活问题。
农民对农田的所有权受保护,耕作者的利益也受保护,他们也同武士阶层一样,需要限制家族规模,他们要进行纳税,所剩的只能够维持正常生活。
在实行封建制的古代,日本同中国一样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认为商人从事的商业活动会对以农为本的社会基础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统治者们会采取措施限制商人的活动阻碍其发展。
贱民是社会最低级的劳动者,是以“不可接触者”,被排斥与正常的社会统治组织之外。
但是这种等级制度也具有灵活性,日本习惯于可以通过某些手段进行调节,而不破坏大家公认的常规。
一种方式是富人可以通过典押和地租变为地主,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后他们将自己的子女与武士阶层联姻,自己也成了“绅士”。
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过继和收养的方式实现身份的转变。
2.明治维新由此看来,日本人是一定要分清等级的,他们各守本分,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这样的守旧也使日本历史上一度落后,被西方国家欺凌压迫过。
1853年的“黒船事件”后,许多日本人觉醒,力图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
1868年明治维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
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在执掌明治政权大刀阔斧改革的统治者们,拒绝废除一切等级制,因此在他们采取的每一项措施中无疑包含了“各安其分”等级制的思想。
明治政治家们在谨慎而细致地划定国家在政治中的权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
统治者们在法律上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给予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
而这个宪法是限制人民和舆论干涉侵扰的,而负责起草宪法的局也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政治机构上选举产生的议员没有什么发言权,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意愿,仅仅有批评权、质询权,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和立法创议权。
众议院还会受到贵族院的制约,并且对法律的控制权他们两院对等。
日本人而言在他们眼里国家是近乎完美的,当国家权限越过自己的范围而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
而在地方事务上,日本人相信则是地方的事物地方上解决,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行使分配的职权。
在宗教领域中,日本有受国家管理的宗教即国家神道,被视为民族象征而赋予特殊尊敬。
不仅如此,神官系统的全国性等级制与政府系统并列,从最底层的神官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祗官。
在工业发展领域内,国家干预经济制定计划,并补助认为重要领域的产业,尤其是在重工业领域,兵工厂、造船厂、冶炼业、钢铁业等不仅有优先发展权,国家还予以补。
对于重要领域内的领导者,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者都是没有资格的,大企业实力雄厚的财阀才能涉足这个领域。
明治维新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
总之,日本在构筑这个世界时,经常考虑到等级制。
这种等级制不仅涉及家庭内部及人际关系中,而且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时都会有周密而严格的规定。
在日本人看来“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等级制是十分安全而有秩序的,而当这种“安全”的社会结构输向国外时,是十分不恰当的,事实证明也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