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从汉代经学的兴衰看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李　岩(通化师范学院历史系,吉林通化134002) 摘要: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大盛,一时儒生云集,活跃于广阔的学术领域和政治舞台上。

文章试对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理想伴随着汉代经学的发展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加以考察,从而揭示出汉代经学的发展和走向深刻影响着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这一规律。

关键词:汉代经学;儒生;价值追求;人格理想中图分类号:B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7-0017-04 两汉是经学的昌盛时代,经学几乎覆盖了一切学术研究领域,成为至高无上的社会意识形态。

汉代的儒家经学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知识分子入仕行政的通道与工具。

儒家经学在汉代统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和诱惑,自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以经学为主导的文化环境和思想氛围。

儒学作为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确立其统治地位,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

汉代开明经入仕之途,通经是当时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

儒家经学成为唯一可以用来谋取功名利禄的学习内容,这也促使汉代知识分子纷纷学儒诵经,获取功名,儒家经学很快在社会上发展起来。

本文试图从汉代经学的初起、独尊与繁盛、衰落这样三个典型的阶段来考察汉代儒生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

一、初起阶段———儒生的现实忧患意识、积极用世精神,追求独立人格 从刘邦建汉到景帝末,是汉代经学发展的初起阶段。

这一阶段天下初定,战国诸子之学稍稍复出,却已无昔日气象,而在此时黄老思想一度为王朝所重视。

黄老之学适应了汉初的政治需要,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效,但久而久之,又成了地方豪强和诸侯势力的理论工具,不利于中央政治集权的巩固。

而在此时,儒家经学的影响正悄然增长,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西汉初年儒家思想非常活跃。

西汉政权建立后,对士人的制约有所减轻,政治环境比较宽松。

各家各派的士人活动于侯门大姓之间,有着一定的自由度。

经过秦始皇焚坑之难,汉初儒生们明白,在大一统的现实面前,君权的无上性是不容侵犯的,故而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规划现实的时候,大都是以批评秦政,总结亡秦经验教训的方式进行的。

这和先秦的儒生们相比,从理想层面回到了现实之中,其主张和建议均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

汉初儒生们不再一味地以道相高,是古非今,而是立足现实,根据现实需要,变通所学,在可能的范围内,参与现实的政治建设,探索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

简言之,即汉初儒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

接下来再看汉儒的积极用世精神。

所谓用世,是指士人积极投身社会,自愿以自己的知识技能为作者简介:李岩,通化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吉林大学古籍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81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中国哲学社会服务,成就事业,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

汉初数十年间,黄老道家一度受到朝廷的推崇,然而,士人们在此政策之下,其才智和理想实难以发挥,虽有少数士人的思想学说因符合当时之形势而受到国家之器重,但士之主流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确因当时之政治而不受重视。

但是无可否认,知识分子是任何王朝政治之必需。

汉初的刘氏王朝虽对士人的价值有些低估,可仍有一部分士人在为其效力,文化视野限制了刘邦等人对古圣先贤的政治理论的认识,需要有深厚教育涵养的士人的文化理性对政治的渗透,正如叔孙通所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陆贾亦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汉书・郦生陆贾列传》)定天下,安社稷,离不开《诗》、《书》之道,儒学之士施展抱负的时机终会到来。

虽然刘邦等人对儒士傲慢、轻狎,但是“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说苑・尊贤》)。

为了汉家统治的长治久安,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汉初统治者听从士人之言,以功功人,以利利人,使士人的治国之才见重于时人。

在士人们的心里,用世是他们的重要渴盼,他们清楚儒家之学本身就是一入世之说,是官文化。

最后我们来看此阶段汉儒所追求的独立人格。

先秦士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愿意完全依附某个政权和个人做一种工具,而是要求独立于社会,自我设计,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对个人理想的自我追求。

孔子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士人们甚至要求与各国君主平等相处。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他们明确表示:“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荀子・大略》)他们的这种言论正是他们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识的表白。

汉初诸家再起,兴起一股互相争鸣的学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初是专制统治确立以后少有的士人思想解放时期,相对于秦王朝和汉武帝以后,他们的言论要自由许多,儒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人格的独立性,没有曲学阿世,一味地迎合现实需要。

汉政权建立初期,许多帮助刘邦夺取政权的儒生功成不居,不在汉政权中任职,秦汉之际隐居山林的儒生,汉政权多次征聘不应,就是这种独立人格意识的显现。

二、独尊与繁盛阶段———儒生的实用实利意识、崇拜权力权威,表现依附人格 武帝即位初,社会形势较汉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上开始出现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无为而治所造成的弊端日益严重。

在思想文化领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汉代经学得到了振兴,至元、成时期达到极盛,其主要表征有三:其一,武帝设“五经”博士,宣帝末增设至十三博士;其二,私学蓬勃兴起;其三,经学与政治更加紧密结合。

这一阶段汉儒表现出强烈的实用实利意识。

进入汉代以后,儒家学说日渐兴盛起来。

儒生们极力宣传兜售自己的学说,希冀得到统治者重用。

对本不好儒的汉高祖刘邦,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并以“行仁义,法先圣”说之,为其著《新语》。

(《汉书・郦生陆贾列传》)叔孙通说得更直截了当:“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其后贾谊、贾山、董仲舒等都曾为儒家学说受到重视、治经儒生参与政治,作过许多努力。

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并渗透到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刘汉王朝制定政策、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

于是儒生通经致用,通经成为重要的选官标准,研习儒家经典成了最主要的仕进方式。

随着儒家经学的独尊,儒学成为政治的工具,治学不是为了探索真理,获取真知,而是为了论证现实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以干禄仕进,此时儒生成为十足的实用主义者。

任何建立起统一政权的统治者,都不会放弃思想文化上的统一,都力求既拥有政治权威(即皇权、君权),又握有理论权威。

汉王朝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此,不断地寻找适宜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模式。

由于儒家注重宗法伦常,强调等级秩序,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可以使最高统治者从根本上获得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权威。

于是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使儒家经典成为理论权威,使儒家经学取得了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汉儒对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都表现出了狂热的崇拜。

在独尊儒术的规范和引导下,权威从汉儒的认识对象中分离出来而变为崇拜的对象。

在此阶段,汉儒的认识仅仅是对权威的领会和解释,是代圣人立言和传道,汉儒不再具有认识主体的独立性,表现出人格上的依附性。

西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逐步采取措施对士人进行控制,其中独尊儒术和控制言论使儒生在人格上逐步地蜕变为权势的附庸,完全依附于君权而臣仆化,其人格的独立性彻底消失,从而曲学阿世,逢迎人主。

三、衰落阶段———儒生的社会批判意识、讲求名士气节,展示自主人格 东汉中后期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官办经学刚刚达到了它的荣华和声誉的颠峰,就急剧地跌落下来,一蹶不振。

在过去的年代,官学占有绝对的优势,私学只是官学的辅翼,并且把立为官学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经师如果受到朝廷征辟,任以官职,是一种崇高的荣耀。

现在情况完全颠倒过来,私学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官学,学术性的经学活动比经世致用更为重要。

东汉末年,长期持续的社会政治危机使得有的学者因为直接受到迫害打击或避免受到迫害打击,从而脱离政治,转向从事学术性的经学活动。

这种经学的繁荣正好从反面说明神学经学的没落,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各个阶层都动荡不安,思想领域呈现出一派喧闹沸腾、极为活跃的形势,此时汉儒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在此阶段,脱离政治而从事学术性的经学活动的,只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

大多数知识分子尽管仕途堵塞,处于在野的地位,仍然是关心政治的。

汉儒放言高论,无所顾忌,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进行大胆的揭露,激烈的抨击,掀起了社会批判思潮。

以王符、仲长统、崔寔、荀悦等人为主要代表,他们直接继承了王充的“疾虚妄”的批判精神,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着重于批判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

除此,一些著名士大夫如李膺、陈蕃、范滂、贾彪、朱穆、张俭等纷纷抨击时政,针砭弊害,他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支持和响应。

他们还发动太学生,利用舆论,团结士人,共同反对宦官,在士林中形成了巨大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浪潮。

在东汉后期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士人阶层面对邪恶暴虐的皇权以及宦官、外戚势力,激言上书,愤辞抗命,忠贤力争,屡折奸锋,与西汉士人的谄谀取容形成明显对比。

东汉儒生对汉末时政的批评,体现了中国传统士人所具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忧患意识和“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进取心理,在此又得到了激发。

东汉末神学经学的衰落,使传统儒家的经典原义得以再现,汉儒面对专制政权的淫威和压力,坚持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人生价值,“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

惟仁之处,惟义之行”,(《盐铁论・地广》),表现出对名士气节的积极追求。

他们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用实际行动,匡扶正义,清除各种邪恶势力。

当时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李膺、陈蕃、杜密、范滂等一批正直之士,不避生死,振臂而起,与邪恶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剧目,显示出士可杀不可辱的巨大人格魅力。

范晔说:“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

其余宏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

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后汉书・左周黄列传》)他又说:“桓、灵之世,若陈蕃91从汉代经学的兴衰看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02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中国哲学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

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

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