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隋唐杭州(余杭郡)隋唐杭州，是杭州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承先启后的转折阶段，而在杭州城市地理环境的变迁方面，尤为明显。

如果将杭州城市地理环境的变迁过程和杭州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视为纵横两条轴线，建立一个时空座标系的话，那么，隋唐时期的杭州城市正处于这一时空座标的原点。

1、杭州始置，依山筑城隋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置杭州，①此为杭州城市的名称之始。

但杭州初治余杭县，第二年“十年(590)，移居钱塘城，”即在今吴山东麓鼓楼地的“新城戍”，②十一年(591)，“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

③在六朝钱唐县治所在聚落的基础上，揭开了杭州城市发展的新篇章。

大业三年(607)，罢州设郡，杭州更名为馀杭郡。

④《乾道临安志》卷二引《九域志》载，隋杭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

由于史料不详，其具体范围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当时杭州城的主要城区在今天城区之南的山麓平原，即沿袭六朝钱唐县治所在聚落，当为事实。

在杭州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许多学者对隋代杭州城区范围作了研究，一些学者还绘出了示意地图，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意见相差较大，在没有确切的考古资料佐证之前，进一步的商榷有待来日。

（参见图-1-13）2、隋开运河，南北相连隋代以前，杭州与中原的交通联系，主要依赖水道，而交通水道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即发戍卒“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

”⑤这是今天杭州市地域内史书记载的第一条人工疏凿水道，其水道路线既今上塘河。

⑥这条水道自东北向西南抵宝石山后，沿岸向西绕行，遇逢几股从西湖群山下泻之水而汇聚成交通渡津，即后世所称的耿家埠、茆家埠和赤山埠。

⑦所谓的“埠”，即渡津码头。

虽然在今天的耿家埠、茆家埠和赤山埠，渡津已经完全消失，但其地名却保留了历史的痕迹。

在西湖早期尚属浅海湾时，在南侧今云居山、吴山北麓，由于顶风逆浪，水道航行往往极其困难，故“凿石以为栈道”，⑧采用人工背纤，以助船航行。

水道转过吴山岬角后再折南而下至凤凰山下的柳浦，通浙江。

这种状况一直沿续到隋代开通江南运河为止。

大业六年(610)十二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⑨江南运河南终段即为运河杭州段，分为杭城北段与杭城段。

杭城北段沿用上塘故道，出东新关，经临平镇、长安镇、石门镇至嘉兴。

杭城段则放弃了绕西湖环岸的水道，而疏凿了一条新的从宝石山东麓径直抵吴山东麓的南北向近直线水道，即以后的清湖河(浣纱河即其中一段水道)，然后沿原水道南抵柳浦通浙江。

⑩①《太平寰宇记》卷93。

②阙维民《六朝钱唐、治设柳浦－六朝钱唐县聚落的地理分布》，《南北朝前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8-377页。

③《太平寰宇记》卷93。

④《隋书》卷31。

⑤《越绝书》卷2。

⑥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

⑦《武林旧事》卷5，《西湖游览志》卷4。

⑧程大昌《演繁露．沙河塘》。

⑨《通鉴》卷181。

⑩阙维民《论运河杭州段的水道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第171-178页。

1984年，薛家柱撰文认为：运河与钱塘江自古千余年不相通①，在当时影响较大，但这一观点与史实不符，因为运河与钱塘江至少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沟通，隋代的江南运河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水道基础上疏凿的。

而运河在龙山闸与钱塘江直至20世纪60年代仍然相通。

②1985年，傅崇兰撰著认为：隋杭州“城址的选择与运河无关”③，笔者对此不敢认同，因为这一观点完全忽略了柳浦在杭州城市发展历史上作为重要交通要津的关键作用，忽略了柳浦从一处交通要津发展成为杭州治地、乃至后世南宋京城国都的整个历史过程。

隋代疏凿的新运河水道（即清湖河）的河堤，在不经意之中，已经成了正在自然形成中的西湖的一条防海潮大堤，人为地加速了西湖的形成过程。

同时，正是这条隋代运河大堤，使杭州城市南北分隔的宝石山东麓聚落与吴山东南麓聚落逐渐相连，杭州城区因此逐渐扩大，开始出现向北拓展的潜在趋势。

3、州傍青山，县枕湖滨唐初武德元年(618)，“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

④武德四年(621)，“置杭州”；⑤天宝元年(742)，“天下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⑥杭州遂改称馀杭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杭州”⑦。

在有唐一代的289年内，杭州称馀杭郡的时间仅19年，其余270年均称为杭州。

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一律称作杭州。

唐代杭州，在唐代开国之初，袭隋馀杭郡辖七县，至武德四年(621)平李子通置杭州辖钱塘、富阳和馀杭三县后，⑧其州境地域，除分别于武德七年(624)和武德八年(625)并入盐官、于潜两县⑨地域外，此后的新城、紫溪、武隆(唐山)和临安四县，均在武德八年(625)•的杭州地域内折置或省并，因此，境域范围基本没有变化。

唐代杭州治钱塘县，故唐代杭州城区即钱塘县城。

但杭州州治与钱塘县治并非一地。

唐杭州州治，“在凤凰山之右”，⑩即沿袭隋代杭州州治，其地东临浙江、依傍青山，唐诗“郡郭绕江，人家近白云，”11即述其景。

钱塘县治曾几经迁徙。

贞观六年(632)之前，在州治之南，其地约在今闸口一带。

贞观六年，移治钱塘门内教场地，即今杭州都锦生织锦厂一带。

因钱塘县迁治濒西湖，杭州袭治隋柳浦山麓，故唐诗有“州傍青山县枕湖”12和“州青县白河”13之句。

此后，钱塘县一度移治“新城戌”，即今吴山东麓的鼓楼之地。

开元二十一年(733)，又移县治到“州治郭下”，即凤凰山东麓柳浦之西，与州治为一地。

开元二十五年(737)，“复还旧所”，重新移回到钱塘门内教场地。

14凤凰山东麓江干的柳浦，至唐代称为“樟亭”，如唐诗有“富阳山底樟亭畔，立马停舟①薛家柱《大运河通向钱塘江》，《新观察》1984年，第4期。

②阙维民《并非“江河第一吻”——运河钱塘江自古沟通》，《地理知识》1989年，第8期，第8页。

又阙维民《怎说“千年各不相通”？》，杭州日报总编辑办公室《业务建设》1986年12月15日。

③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8页。

④《旧唐书》卷1。

⑤《旧唐书》卷40。

⑥《旧唐书》卷9。

⑦《旧唐书》卷40。

⑧《旧唐书》卷40⑨《新唐书》卷41。

⑩《淳临安志》卷5。

注：南宋时，临安城的方位为“左西右东”，与传统的“左东右西”相反，参见阙维民《杭州城廓的修筑与城区的历史演变》，《浙江学刊》，1989年第6期，第112-114页。

11顾非熊《经杭州》，《全唐诗》卷509。

12白居易《余杭形胜》，《全唐诗》卷443。

13章孝标《赠杭州严刺史君》，《全唐诗》卷506。

14阙维民《路溢新城市，农开旧废田－唐代杭州的地理环境及其变迁》，《隋唐名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65页；阙维民《六朝钱唐、治设柳浦－六朝钱唐县聚落的地理分布》，《南北朝前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8-377页。

飞酒盂”，①“雷是樟亭浪，苕为界石钱”②等句；又作“梓亭”、“障楼”，如孟浩然有《与杭州薛司户登梓楼作》③和《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④诗；还有“樟台”一名，如有“樟台忽已隐，界峰莫见”⑤句。

唐代在樟亭设有驿站，接待过往官客，故白居易有《宿樟亭驿》诗：“夜半樟亭驿，愁人起望乡。

月明何所见，潮水白茫茫”。

⑥樟亭的名称来历，倪云：“龙山而下，江名柳浦，舶航以渡。

航桁，通称以樟木，得名矣”。

⑦航桁，即札绑于船两侧的大木，用以加强船身的平稳，以抵御浙江潮浪的颠簸，因而通称这种航桁为樟木，而经常停泊船只的柳浦也随之称为樟亭。

唐代樟亭已相当繁荣，还吸引了外国胡商。

经过六朝至唐近500年的经营建设，杭州“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水牵卉服，陆控山夷”⑧的优越交通地理位置，开始显现出它的重要经济意义。

此所谓“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⑨“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

⑩因此杜牧说：“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

114、开河泄潮，凿井筑堤唐代杭州的地位因经济的繁荣而渐重，唐代杭州的城区地域则因人口的骤增而迅速拓展。

杭州城区的拓展，是人们对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进行改造而取得的。

杭州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利因素主要是水害，因此，唐代杭州环境的改造和城区的拓展，主要体现在水利建设方面。

首先是开沙河，以泄潮水。

唐景龙四年(710)，杭州“沙岸北涨，地渐平坦，桑麻植焉，州司马李始开沙河，水陆成焉”。

12咸通二年(816)，刺史崔彦曾开沙河塘，13“河有三：曰外沙、中沙、里沙”。

14此三沙河，均在隋代运河杭城段（即清湖河）之东，依次为后世命名的茆山河（外沙）、盐桥河（中沙）、市河（里沙）。

茆山河至南宋时因人口增多，用地紧张而湮没于民居，其地在今新华路－马市街－佑圣观路一线，因此，唐代杭州城区的东界不越此线。

其次，由于在隋代运河清湖河沿线的居民聚落日渐密集，解决居民生活饮用水成了当时迫在眉睫的城市问题。

唐德宗建中年间(约784)，刺史李泌“引湖水入城，为六井以利民”。

15此六井均在清湖河之西沿钱塘湖(即西湖)一带，也是唐代钱塘县治移治、并最后定于此地的旁证。

所谓六井之“井”，实为通过暗渠引入城内居民区的水池。

第三是筑堤。

杭州依山濒江傍湖，东有涌潮之患，西有漫水之虞，整个唐代发生在杭州的特大水灾，据不完全的文献记载统计，就达十几次，16每当“海水翻潮，飘荡州郭”17之际，就出现“西湖潮信满，岛屿入中流”18的情景。

故筑浙江大堤与钱塘湖堤成为保护唐代①白居易《醉送李协律赴湖南辟命因寄沈八中丞》，《全唐诗》卷443。

②沈仲昌《状江南》，《全唐诗》卷370。

③《文苑英华》卷312。

④《全唐诗》卷160。

⑤陶翰《乘潮至渔浦作》，《全唐诗》卷146。

⑥《全唐诗》卷436。

⑦《神州古史考》。

⑧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文苑英华》卷800。

⑨沈亚之《杭州场壁记》，《全唐文》卷736。

⑩罗隐《杭州罗城记》，《文苑英华》卷811。

11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全唐文》卷753。

12潘洞《浙江论》，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四“沙河塘”引，《说郛》涵芬楼本，卷57；又郎瑛《七修类稿》，乾隆四年耕烟草堂木刻本，卷3。

13《新唐书》卷41。

14《舆地纪胜》道光29年，盈斋本，卷2“两浙西路临安府”。

15周淙，乾道《临安志》卷3。

16阙维民《路溢新城市，农开旧废田－－唐代杭州的地理环境及其变迁》，《隋唐名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65页。

17《旧唐书》卷37。

18未名氏《酬皇甫冉西陵渡见寄》，《文苑英华》卷244。

杭州城市的两件势在必行的举措。

遂有杜牧“诏与钱二千万，筑(浙江)长堤以为数十年计”；①又有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筑钱塘堤，在原清湖河堤的基础上，“加高数尺”，②其堤的一部分在今圣塘路至武林门一线，后世称“白公堤”，“与白沙堤绝不相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