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立人”思想与《故事新编》09现当代文学方璐摘要：人所共知，“改造国民性”思想贯穿于鲁迅文学创作的始终。
但其深层意蕴则是为了“立人”。
鲁迅为此坚韧求索在文学创作之路上，“立人”思想与文学创作的融合升华了鲁迅小说的品位。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开始了正面创造和构建新的文化精神的尝试。
如果说《呐喊》、《彷徨》的立意和主旨在“破”，在批判，在鞭挞——批判和鞭挞专制主义“吃”人的秉性，那么《故事新编》的缘起和最初兴趣却是“立”，是建构，是模塑——建构和模塑活生生的可见可感的具体的理想人格和理想人物。
关键词：“立人”思想、故事新编一、“立人”思想的渊源鲁迅的“立人”思想首先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自觉省察与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上。
他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
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得不到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循环。
因此，鲁迅提出“立人”思想附和了一个时代的呼声。
20世纪初，中华民族阽危，国民不争，令无数志士焦心沥血。
梁启超忧虑中国人“无血性”，决意“振刷国人的精神。
邹容作《革命军》，坦言四万万中国人并不是真正的国民而是奴隶，奋力疾呼“吾愿我同胞……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另一志士陈天华为唤醒昏睡的国民，竟不惜蹈海以警世。
与当时许多先驱者相比，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更切肤、更深邃，他从西方世界的发展中看到人的精神之潜力，看到人的精神是社会进步的物质更新的原动力。
“欧美之强……根柢在人。
”【1】中国的孱弱根病在国民。
因此，在中国培养理想人性是当务之急，“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自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2】鲁迅正是在“立人”的视点上构思了具体操作“国民性”改造的理路，在思想领域里改造国民精神，剔除非人的奴性，兑现人的价值，以达到“立人”的终极意义。
然后再通过具有独立意识和创造精神的人来振兴我们的民族与国家。
这也就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写到的“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尊个性”、“张精神”是鲁迅“立人”的“道术”，也是改造国民性之思想的基本内容，因此，“立人”思想的提出为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创作确立了元点和终极目标。
鲁迅的“立人”思想又源于他自身的生活历程和思想道路。
众所周知，鲁迅在“五四”以前，即经历了习水师(振兴海军)、学开矿(振兴实业)、学医(增强国民体质)、从文(改造国民灵魂)这样一个思想与求索历程。
它基本上“浓缩”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众多民族精英的奋斗历程，从而达到了进入文化层改革和创建现代文化的认识水平：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这反映了鲁迅的思想发展紧密地结合着也反应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和历史节拍，形成了他作为民族思考者和文化代言人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品格。
东渡扶桑之后，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据许寿裳回忆说，1902年，二人同在日本弘文书院学日语，“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
为了彻底医治国民精神上的痼疾，鲁迅毅然中断学医，走向文学。
鲁迅自己说：“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鲁迅推崇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思考可以追述到1903年，译述《斯巴达之魂》和《月界旅行》时，前者寓意以斯巴达人之勇武来匡正国民的懦弱；后者使国民“获一斑之知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
这时，鲁迅已经不自觉地把克服“中国民族的缺点”与文学启蒙连接在一起了。
1907年，鲁迅发表了诸多关于人之生成、思想发展和精神生活的论文。
“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
”这些认识进一步表明“立人”思想日臻成熟，寓国民性改造于文学创作的行为也更为自觉。
那么，鲁迅“立人”，要立的到底是怎样一种人？他的立人之道又在哪呢？他说：“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尊个性”、“张精神”这就是鲁迅“立人”主张的主要内涵，也是他赋予觉悟了的新“人”的主要特点。
首先，“尊个性”。
他把人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来看待，强调个性，强调个体人格的健全发展，强调每一个具体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在鲁迅这里，抽象的“人”的概念第一次被还原到人的个体生命自身，人不再是国家、民族、社会的附属，不再是人类世界的附属。
鲁迅认为，每个生命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和理由，每个个体生命都具有一种独立不依他的特性，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有独立的个体意志，人与人之间不论贵贱、贫富，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他从整体上头注人，承认人作为一个生物，既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个体生命中所具有的一切自然的欲望都是天然合理的。
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没有权力剥夺人的生命需求。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彻底摆脱了对他人的依附，从而彻底走出被奴役的关系，进人生命的自由状态”。
【3】所以他极力批判中国人非人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状态，极力批判传统道德对人生命欲望的扼杀，对人的生存、爱情、个性自由的扼杀。
他说：“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4】他看到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所以力图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来改造社会环境和解除社会规范在人内心造成的无形的枷锁，力图把人从枷钦中解放出来，促使国民产生“人”的觉悟和做“人”的追求。
他说：“人类向各民族要求的是‘人’。
”【5】其次，“张精神”。
他强调人的精神意志，赋予精神的东西以极高的意义。
他说：“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
”【6】他认为，人在物质的满足之后，应该不断走向内心，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自由驰骋，从本性上说，人有一种不断向上，不断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即“所谓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7】网，要离开相对的有限的世界，趋向一个绝对的、无限至上的境界来建构更高尚的生命需求。
同时这种精神一旦建立起来，它又对人的人格和行为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鲁迅之所以一生致力于思想启蒙，之所以想通过“立人”的方式来“立国”，就是因为“他认为人和人的行为对历史的构成和发展的主宰作用，而人格和人的行为又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或人的精神直接决定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
【8】正是因为如此，在强调精神力量的同时，他还非常重视人的意志力。
他刻意追求强大意志力，因为惟有超常的意志力才能直面和超越生命苦难，真正维护个体精神的自由。
正是在这样一个个体精神自由的指导下，鲁迅对社会上一切对个体精神自由的束缚与压制都有一种先天的敏感和反抗。
日本学者增田涉说，在鲁迅的著作和日常的谈话中最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奴隶，在别人看来似乎不是问题的地方，他都会从中发现新的奴役关系的产生。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尊个性”尊的是一种独立自主、健全发展的个体人格，“张精神”张的是精神至上、自由解放的个体精神。
独立人格和个体精神互为联系互为彰显，从而成就一个真正意义的自由自觉的人。
这就是鲁迅“立人”的内涵，它以现代人的价值观念观照一切，以人的生命价值为第一要义，目标直接指向人的独立自由。
鲁迅的这种“立人”思想，其科学性囊括了欧洲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所有的观点，同时也合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解放思想—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使人得到完全的解放，获得自由的生活。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庄严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这种与马恩思想不期而同的契合，意味着在鲁迅这里，中国“人”的概念终于获得现代意义。
二、“立人”思想的体现对“立人”思想的理性思考促进了鲁迅文艺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他期望“用他（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负载他的“立人”思想。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开始了正面创造和构建新的文化精神的尝试。
如果说《呐喊》、《彷徨》的立意和主旨在“破”，在批判，在鞭挞——批判和鞭挞专制主义“吃”人的秉性，那么《故事新编》的缘起和最初兴趣却是“立”，是建构，是模塑——建构和模塑活生生的可见可感的具体的理想人格和理想人物。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把他的“立人”思想转换了视角，由近观而拉向远观、由现实而拉向远古，有了距离感，也就更易全面、系统地审视出国民性，有了历史作屏障，他可以把心中的“立人”标志幻化成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让他们虽然活动于古代，但具有现代人所应具备的优秀品质，成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代名词。
因而，通过分析《故事新编》可以更真切地透视鲁迅的“立人”思想。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的意图是“历史——新的文化（道德）观念——立人（人立）”。
鲁迅拷问历史，并在对历史的拷问中试图重新阐释历史，从远古（上古）——未受仁义道德（或曰孔老）浸染的历史中延引或开创出另一条文化路径，或者说，他要借古人的躯壳，传导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从而建构起另一种有别于传统历史文化的新的文化历史传统。
由此我们可以窥视到鲁迅“那时的意见”是：从现实取材进行批判，从历史取材进行重构，两者的大背景或指导思想是：改造国民性，再造中国文化精神。
批判和建构，只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简言之，鲁迅试图在中国造成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解释学运动，从中国古代（上古），也就是从老庄之前的历史神话传说中发掘出有利于当时人的主体觉醒的精神资源，以期在中国建构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有自由独立意识的人格和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全新的国民性和大写的人。
立人，模塑理想人格的典型和典范，以期改造国民性，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是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初衷，也是其目的所在。
鲁迅试图从儒道传统的权威之外——这一无人踏行的荆棘中孑然前行，在没有路的地方另踏出一条路来，通过“立人”——理想人格和理想人物的建构和模塑——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
那么鲁迅欲“立”起来的理想人格和理想人物——有别于闰土、孔乙己们的“大写的人”——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是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原意是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
《补天》（《不周山》）中流溢着力比多的萌动和创造的伟力。
读完《补天》掩卷沉思，一个强烈的感觉和感受是：在女娲伟大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的光亮照射下的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身着古衣冠的小丈夫们和那些抢着在女娲丰腴的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舞着“女娲氏之肠”的大旗而争当女娲的嫡派的禁军们，不仅他们的行为显得是那样的可悲、可笑和可耻，更要命的是他们的生命显得是那样的衰败、虚假和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