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立人思想
1907年，远在日本求学的鲁迅先后抛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以及《破恶声论》等文章，一举确立了“立人”思想，并明确给出其“道术”：“尊个性而张精神”，也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立人”思想构成了鲁迅一生思想的基点和支柱，无论是其“五四”时期重新确立启蒙思想，还是1930年代接受阶级论思想，都是“立人”思想的不断修正、完善与实践，而不是一种否定的结果或新生的产物。
因此，青年鲁迅“立人”思想作为一个复杂甚至矛盾的统一体，必然包含多种层面的意义，只有对其进行整体性关照并予以多义性解读，才能更全面、准确地接近其思想本质。
本文将选取以下几个层面进行阐述：
一、是非论：“科学”与“救国”
鲁迅对发端于西方的科学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这在此前的《中国地质略论》、《说鈤》等文已有所体现。
他认为，科学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象征，已经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交通贸迁，利于前时……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他还指出，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是“以知真理为唯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而不是为了追求实利，所以他们“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
在此意义上，科学成为人的精神、智慧和道德的统一体，也便具有了“人性之光”。
同时，青年鲁讯并不迷信国人所热衷的科学之于救国的各种学说，他审慎地指出：那些“抱残守阙之辈”，却“耳新声而疾走”，而“借口科学，怀疑中国古然之神龙”的人，实际上却不知“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其真实的心理是“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抉剔”。
对于“汝其为国民”、“汝其为世界人”、“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的论调，鲁迅将其斥之为“伪士”的“恶声”。
而对那些“取经”的留学生，鲁迅讥讽道：“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
对那些“竞言武事”和“辁才小慧之徒”，鲁迅形象地描绘为：“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对那些倡导发展工业、商业、制定宪法、召开国会的人，鲁迅批判他们“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
为此鲁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
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可见，青年鲁迅在科学与救国的态度上，是非立场是鲜明的。
二、取舍论：“众数”与“个人”、“物质”与“精神”
在对众数与个人、物质与精神的态度上，青年鲁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在追溯了西方文明发展的脉络后，认为19世纪宗教革命、政治革命之后，“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结果形成“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的现象；”在对19世纪后期欧洲社会考察后，他认为“多数相朋，而仁义之途，是非之端，樊然肴乱；惟常言是解，于奥义也漠然”，苏格拉底、耶稣、布鲁诺等被残害的事例就是明证。
所以“治任
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
为此，他真诚地呼唤“唯一者”施蒂纳的“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言行奇觚、为世希有”者叔本华的“主我扬己而尊天才”，“卓尔不群之士”易卜生的“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己”，并认为，只有这样的超人或英哲出现，天下才能太平。
而人们过分推崇物质的结果便导致“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因此说，物质和众数不过是一些非根本的现象，不能真正让国家屹然独立于世界，根本的出路在于“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
三、协调融合论：
青年鲁迅的“立人”思想显然不是对生命本体追问的结论，而是他沉浸于现实救国主旋律中所做的思考。
无论是“立国先立人”，还是“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都带有严复、梁启超等为强国而维新、为维新而“新民”的思想痕迹，救国的情怀可见一斑，这也是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情结。
但是，在青年鲁迅那里，“立国”固然是目的，但这个目的是“自觉至，个性张”的自然结果，是由下而上的自觉行为，即要在“立人”的思想纲领下，走一条“先觉者的个性解放→国人的个性解放→立人→立国”的道路。
显然，在根本上，究竟是以“立国”为最终目的还是以“立人”为最终目的构成鲁迅选择上的一个矛盾。
当然，这个矛盾是潜在而未被察觉的。
因为从学理角度来看，二者本不冲突。
然而，回顾历史便可清晰地发现，伴随着五四启蒙运动的落潮，现代中国便接连出现“救亡压倒启蒙”“翻身压倒启蒙”以及当下“发展压倒启蒙”的局面，而且每一次的“压倒”又都是打着“国”字旗号。
也就是说，在实践中，“立国”与“立人”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充满着无法调和的对立和矛盾，而且始终是“国”压制和排斥着“人”。
原因在于，无论民族主义者还是阶级论者，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大众，都拒绝和排斥以人的解放和人权的获得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尽管他们表面上并不否定自由、民主、人权，甚至公然将其写入宪法，而实际上却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还要冠冕堂皇地抬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特殊国情论”做挡箭牌。
说到底，就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在压制和扼杀“立人”思想，使其不得翻身解放。
因此，对现代中国来说，“反封建”始终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因为“任何国家要走出中世纪都必须经历这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革命——人的解放如果不彻底，轻则让本国人民在炼狱中爬行拜年，中国是其中典型；重则给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这就是德国和日本反人类罪行的祸根所在。
”所以说，舍弃“立人”这一必修之课，中国的现代化永远不能步入正轨。
这个潜在的矛盾，鲁迅在“沉寂”十年后，最终予以彻底解决，即确立了以“人”为一切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启蒙思想作为他一生的
理想追求。
以上对鲁迅“立人”思想的解读，显然只是冰山一角难及全面，更深层次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但在有限的阐述中，我们仍能够通过这种多元的视角，较为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了鲁迅思想的源头和本质，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鲁迅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