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案例之达娃之争专家激辩达娃之争握手言和是解决之道2007年08月28日 09:51 国际商报在不到半年时间里，达能与娃哈哈产权之争由一起普通的产权商务纠纷，迅速演变为一场事关民族品牌发展、国家经济安全等意识形态上的争论。

如今，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强地碾过“达娃”之争的喧嚣：对经济界来讲，达娃之争是典型的商战范本；而对法学界来说，由于新公司法实施不到一年，达娃之争的若干法律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随着娃哈哈、达能集团的合资之争由口水战逐步转向法律战，早些时候媒体热议的话题如“强行并购”、“反垄断”、“保护民族品牌”等开始转为“出资是否到位”、“商标转让协议是否有效”、“阴阳合同的法律效力”、“商标局的内部答复是否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出资形式可否由商标转让变更为商标独占使用”等法律问题上来。

中国外资杂志社日前举行了以“后WTO时代的外资并购重组及法律、政策”为主题的“中国外资专题论坛”，来自商务部研究院、国务院国资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人民大学及北京律师界的著名专家学者约20余人就“达娃之争”展开深入研讨。

论坛上半场，金思宇、张树义、邢厚媛、时建中、陈涛涛等专家分别就并购文化问题、全球化生存、外资并购与国家安全、反垄断控制、FDI对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影响等主题做了综合讲演。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企业发展战略专家委员、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员金思宇教授认为，“企业并购是一种商业行为。

根据我国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和政策，外国公司在并购中国境内目标公司时并无承担避免同业竞争的法定义务。

同时，在看待外资并构时，我们也不应把企业并购行为政治化。

达娃纠纷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并购中的博弈所产生的法律文化冲突问题。

跨国并购的文化冲突终将导致失败，但不应轻视并购双方的企业文化融合和再造问题。

保护民族产业和知名品牌是企业公民的崇高责任，但不应把它理解为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树义做了题为《国际化生存———达娃之争的启示》的精彩演讲，他指出：加入WTO后，国内企业生存环境改变了，涉及到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体制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国际化生存和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

达能和娃哈哈之争，娃哈哈高举民族主义大旗。

在国际化生存背景下，光搞民族主义是不行的，但是为什么习惯于举这个大旗呢，因为中国近代有它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自立自强的历史，靠的是民族主义，我们的经验也是民族主义，所以不奇怪他拿这个武器来调动国人的情绪了。

国际化生存之道就在规则，世贸组织就是靠规则的一个组织，从达娃之争可以看出，我们国内企业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个人化、家族化和情绪化，还有就是没有商标产权意识。

规则的管理要讲理性的，不能讲情绪的东西，当然也不能讲个人的友情感情，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在民族主义下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些东西和国际化规则的生存之道是相悖的，我们要反思具体的事件中有哪些冲突。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使用这把剑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在专题研讨阶段，与会的专家学者就“达娃之争”涉及的外资并购中的同业竞争、并购中的商标权和外资并购中的垄断三个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针对同业竞争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博士王洪亮认为，达能与娃哈哈的对抗所昭示的核心问题并非中外之争，也并非民族主义的问题，其本质问题在于经济全球化与市场自由化的问题，即经济中的基本自由的问题。

作为国家、立法者如何看待经济中的基本自由，作为企业，如何在自由中选择规则、运用规则。

达能与娃哈哈集团之间的争议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有保护劳动就业、地方公共利益、经济安全以及地方政治形成自由之必要，就需要通过若干经济立法加以保护。

企业在合作、交易过程中，要参与规则的制订，要尊重、遵守规则。

在出现纠纷时，要根据规则进行解决。

企业要在规则中生存、竞争、壮大。

在商标权的探讨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徐阳光认为违约肯定是存在的，只是要确定谁违约的问题；同业禁止只是派生的诉讼技巧方面的问题，关键是证据和事实的认定问题；如何维权和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只是后果问题；垄断问题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官方审查的问题。

只有商标权问题是根源与核心，合同文本的效力与此密切相关，并派生出出资不实与契约精神等问题。

因此，在众多的问题中，商标权转让是根源，并购只是导火线。

针对跨国并购，法学博士、GE(中国)有限公司法律政策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兼职研究员张兴祥认为，跨国并购是正常的企业行为，不宜过分渲染“外来者”身份。

在看待外资并构时，我们也不宜过分渲染“外来者”身份。

市场份额大并不意味着垄断，达能离垄断的距离还非常遥远；而所谓民族品牌并非法律上的概念。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

专家认为，不管是从维护品牌形象，还是从发展民族经济、走向世界的角度出发，娃哈哈与达能要实现由双输到双赢的转变，握手言和是最佳的解决之道。

达娃之争现和平曙光？2007年12月04日 09:11:43 来源：国际金融报法总统出面斡旋，娃哈哈法律意见书传达“超越法律争执，寻求永久解决”之积极讯息。

日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圆满结束了对华访问。

萨科齐的这次访华，可谓收获空前，颇受关注的达娃之争可能和平解决，就是他的访问成果之一。

11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与萨科齐在北京举行了亲密会谈，据媒体报道，“达娃之争”被列入了“胡萨会谈”的正式议程，由此引出：达娃之争将和平解决。

一场企业间的争议纠纷，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会谈中得到商谈，充分说明了中法两国企图在双方经贸领域交往中取得更大成就的愿望。

在此背景下，据了解，娃哈哈的代理律师吕良彪在其起草的一份法律意见书中提出“超越法律争执、寻求永久解决”来解决达娃之争，表达出了娃哈哈和平解决争议的善意。

吕良彪向媒体表示，争议进行到目前阶段，和则双赢、斗则俱败，不管是理顺关系继续合作，还是引入投资和平分手，都比僵持不下的状态好。

并表示，双方的谈判早已开始。

为此，吕良彪提出了解决方案：第一，重新理顺双方合作关系继续友好合作；第二，引进战略投资，双方和平分手。

同时，建议各方在适当时机考虑合资公司上市事宜，以改变合资公司经营机制，加大对合资各方监督制约的力度。

而作为另一当事方的达能，对和平解决达娃之争更是期望已久。

7月23日，法国驻中国大使苏和明确表示，法国政府希望双方能和平解决这一纠纷。

而在达能给本报的多次声明中，也明确指出，达能希望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达能与娃哈哈之间的争端，以共同维护娃哈哈品牌，促进娃哈哈的进一步发展。

在萨科齐访华前夕，达能集团董事长布里亚托则表示，萨科齐的这次访华对解决达能与娃哈哈之间的争端将起“决定性”作用。

对此，江苏启远律师事务所张马林律师表示，两国政府之间如果出于外交和政治的考量，双方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这或许会成为一个坏习惯。

中国在不断进步，法律体系的建设也日渐完善，这充分体现了政府的法治精神和意志。

他表示，虽然政治有为经济服务的功能，但这主要体现在宏观上面。

对此单个企业来说，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还是必须落实到法律的框架结构上来。

这也是企业今后解决纠纷的必由之路。

知名财经观察人士侯宁则认为，“这正是学界所担心的。

”对达能而言，轻易调动法国政府高层力量早已是其屡用不鲜的招数。

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和德国在一些问题上正好出现问题，各界人士都在猜测法国从中渔翁得利的可能。

因此，此次法国总统的访华，达能也没放过这样的绝佳机会。

“然而，我想要提醒相关部门的是，如果在‘娃哈哈’问题上放纵了达能的野心，那么，不仅中国饮料行业将可能因此而沦陷，更重要的是，它将动摇我国自主民族品牌发展壮大的根基。

政府威信也将因此严重受损。

”侯宁说。

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分析说：“能否起到‘决定性作用’不好说，因为这涉及到政治和外交问题。

”“达能一直试图通过政治来影响经济。

其找过法国驻华大使来斡旋，不起作用，又借了法国总统来华访问的时机，这确实是个好时机，这也说明了达能的精明之处。

”不过，从最近“达娃”双方低调姿态来看，在经过双方激烈的争斗之后，目前达能与娃哈哈都走向了冷静，双方之间的接触应该渐渐多了起来，和平谈判的大门已经启开，相信只要双方找到一个彼此能够接受的利益平衡点，那么“达娃”之争将在一段时间后，平静地得到解决。

达娃双方都需要面对真实2007-12-21 02:31一个人能够开个杂货铺，雇上一两个人，就功德无量。

何况宗庆后把一个举债14万元开办的校办工厂，办成了年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的大公司。

岂料，就是这样一位企业英雄，今年却卷入了一场吸引了全世界眼球的官司之中。

据我看，未来20年中国公司全球化走出去引进来的两种基本形式，在达娃这场官司中都有体现。

进入年底，这场官司的走向更引人注目。

在美国的诉讼，达能连连得手，10家娃哈哈集团非合资的离岸公司已经被冻，娃哈哈集团美国代理律师因委托人有作假证之嫌而退出；而在中国杭州的仲裁，庭审也已结束，裁决已经出来，当年娃哈哈集团与达能签署的那份商标转让合同无效，娃哈哈商标归属娃哈哈集团。

宗庆后得意了，旋即开出和谈条件：只要达能在全球撤诉，就可重新谈判。

达能起初愤怒了。

宣誓准备抗诉，并进一步发起对宗庆后的全面诉讼。

12月14日，达能集团表示，达能可以中止全球诉讼，只要双方重新回到达能收购非合资公司的谈判中来。

世人看到，在所谓的“民族品牌和正义”与“国际商业价值和规则”之争的表层下，实际上是双方深层恐惧的大碰撞。

达能从1987年起在华投资，但是直到1996年与娃哈哈集团成立合资公司，才算真正在中国站住了脚。

达娃合资公司对达能贡献了8%的全球份额。

如果失去这一块，达能在华投资就不能算成功。

正是对娃哈哈的依赖，使达能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达能的这种依赖，产生于其缺乏在中国本土化经营的长期战略和能力的积蓄。

投资中国20年的达能集团，至今却看不出长远的投资战略。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与所有中国合资方都处于这样或那样的紧张关系中。

众多迹象表明，达能的投资不是出于长期经营的战略考量，而是带有明显掠夺性痕迹。

似乎中国市场是作为工具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长期经营的市场存在。

中国消费者并不是达能公司刻意要服务的群体。

这样一种经营态度，既造成了达能的恐惧，也阻碍了达能与中国消费者、合伙人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交流和了解。

一旦事态的发展超出原来的预期，就急急忙忙去揭短、诉讼、打政治牌，以寻求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想想这家跨国公司每年在全球有几百件诉讼，可以看破这是他们公司运作的一般策略。

达能对商业纷争不只是诉诸于法律，同时还寄希望于国家政治的干预，甚至期望法国总统访华来协调这么区区一个合同纠纷。

而法国总统萨科奇访华时的确与胡锦涛主席共同表达了要尽快解决好达娃之争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