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税和发行公债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两种主要方式。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第17章中表述了这样的论点：政府无论选用一次性总赋税（lump-sum tax)，还是发行公债来为政府筹措资金，均不会影响消费和投资。

20世纪70年代，这一原理重新被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所揭示。

他发表于1974年的著名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理论因而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嘉图等价的核心观点是公债仅仅是延迟的税收，当前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的公债本息在将来必须通过征税偿还，而且税收的现值和当前的财政赤字相等。

李嘉图等价的逻辑基础是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即假定能预见未来的消费者知道，政府今天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通过发行公债而不是征税为政府支出筹资，并没有减少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总的税收负担，惟一改变的是推迟了征税的时间。

【第十七章农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税】
一国为战争之目的或为政府一般开支所征收的税，还有主要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的税，都取自于该国的生产性行业。

这种开支每有节省，即使不增加到纳税人的资本中，一般也会增加到他们的收入当中。

如果为筹集一年的战争经费，通过贷款得到2000万，那么这2000万就是从改过的生产性资本中抽取的。

每年为偿付这笔贷款利息而征收的100万税款只不过是从支付这100万税款的人转移到接收这100万税款的人手中，从纳税人转移到国家债权人身上。

实际支出是2000万，而不是2000万税款的利息。

（梅伦说：“公债是右手欠左手的债务，对身体并无损害。

欠债付息无疑不会减少公共财富。

股息是从纳税人转移到公债债权人的价值。

我想究竟是公债债权人还是纳税人来积累或消费这种价值，对社会都无关紧要，但欠债的本金会怎样了呢？它已经化为乌有。

用借款产生的消费已经消费掉一笔资本，这笔资本无法再产生收入。

社会被剥夺的不是那笔利息，因为利息只不过是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而已，而被剥夺的是一笔已被消费掉的资本的收入。

如果把资本借给政府的人把它用于实际生产，就会同样给他一笔收入，但这笔收入来自于实际生产，而非来自于同胞的钱袋。

”见萨伊《政治经济学》，第二卷，第357页。

这段话的想法和表达都符合科学精神。

）
利息支付与否，该国都不会因此而增富或变穷。

政府很快便会以税收形式得到这2000万英镑。

根据李嘉图等价的观点，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能准确地预见到未来，他们的消费不仅根据他们现期收入，而且根据他们预期的未来收入，为了支付未来因偿还公债而将要增加的税收，他们会减少现时的消费而增加储蓄。

从本质上说，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一种中性原理：选择征收一次性总量税，还是发行公债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对于居民的消费和储蓄没有任何影响。

这一原理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假定人口不随时间而变化,政府决定对每个人减少现行税收（一次性总付税）100元,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通过向每个人发行100元政府债券的形式来弥补（再假定债券期限为一年,年利息率为5％）,以保证政府支出规模不会发生变化.减税后的第二年,为偿付国债本息,政府必须向每个人增课105元的税收.
面对税负在时间上的调整,纳税人可以用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应付下一期增加的税收.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政府因减税而发行的100元的债券加上5％的利息,作为应付政府为偿付国俩本息而增课税收105元的支出.这样,纳税人原有的消费方式并不会发生变化.
如果政府债券的期限为N年,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可以一手从政府手中获得债券利息,另一手又将这些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用以支付为偿还债券本息而征收的更高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用举债替代税收,不会影响即期和未来的消费,等价定理是成立的.
【关键：公债是否具有财富效应】
政府运用税收和借债为支出筹集资金是否存在差别的新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新问题：居民是否把自己持有的政府债券当作其财富的一部分--即公债是否具有财富效应？即公众是否将政府发行的债券视为财富的一部分,关系到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

帕廷金（Patinkin,D）在其1965年的著作《货币,利息和价格》（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中指出,公开发行并已出售的政府债券,有比重为K的部分被视为财富。

按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含义，即如果人们意识到，手中持有的政府债券要通过将来的税收来偿还，政府债券就不会被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

于是，举债同课税一样，不会引起人们消费水平的变化,即K＝0；如果人们并不将手中的政府债券同未来的税收负担联系起来，政府债券就会被全部或部分地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则0＜K≤1。

其结果是，公众会因总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当前和未来的消费。

总之，如果政府以公债替代税收，公
众将以K倍的速度增加即期的消费数量。

由此可见，面对征税和发行公债，公众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对政府财政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新问题】
从上面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解释可以看到，无论用发行短期还是长期债券
的方式来实现当前的减税，等价定理都能成立。

然而，李嘉图等价定理却无法
解释下面的现象：假如一些或全部消费者在政府偿还公债之前去世，这些人既
享受了政府因举债替代征税而带来的减税的好处，又无需承担由此而发生的未
来的税收，那么，他们生前的消费行为同样不会发生变化吗？
有关这一新问题可以做如下解释：对于那些减税期间活着、却在政府偿还
公债前已经死去的消费者来说，他们负担税款的现值下降了，由于他们不必用
公债去支付政府为偿还公债而增加的税收，他们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会随其可支
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假如消费者是完全利己的，他们增加消费的行为将使李
嘉图等价定理失效。

针对上述情况，巴罗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论点：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会
将其财产的一部分，以遗产的形式留给他的后代。

巴罗认为，代际之间的所有
消费者都关心其自身及后代的消费。

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来说，政府为偿付新发行的公债本息而课征的税收，由他还是他的后代来偿付，是没
有区别的。

在巴罗看来，消费者是否死于债券到期之前，这对于他的即期消费
不会产生影响。

巴罗的见解使李嘉图等价定理在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即使死
于债券到期之前仍能成立。

巴罗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维护和发展,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支出日益依赖公债的发行,因此,公众在面对政府采用举债还是征税的不同决策时,是否会对消费采取不同的行动,将会对国民收入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