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茶文化简史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　陈文华中国茶文化何时传入朝鲜半岛,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看法,如有的人主张早在西汉时期中国茶文化就已经传入日本,有的则认为是在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因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而将饮茶之风传入朝鲜,等等。

但是终因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而难以定论。

朝鲜半岛北端与中国大陆的辽宁、吉林两省接壤,因此彼此来往较为方便,文化交流也较频繁。

如早在三四千年以前,中国的稻作文化就传入朝鲜半岛。

西汉时期甚至将之划入版图,设立了乐浪等郡。

因此说中华文化早在西汉时期就传入朝鲜是不错的,但是当时是否就将茶叶传播过去,还值得研究。

因为西汉时期,饮茶还只是在巴蜀地区流行,尚未传播到长江中下游,也未在都城长安一带流行,更不要说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一带,因此当时就将饮茶习俗传播到朝鲜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至少是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只能是一种推论而已。

至于有人说“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佛教由我国传入高丽,随着天台宗、华严宗的往来,饮茶之风亦进入朝鲜半岛。

”云云,也有待确切史料来证实。

因为至今尚没有文献记载说明早在4世纪末5世纪初之际,茶事已在中国的佛门盛行,也未听说过早期的天台宗、华严宗与饮茶有什么密切关系。

佛门与茶结下不解之缘的是中国的禅宗。

禅宗的始祖菩提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

传说他在河南崧山少林寺坐禅时有一次打瞌睡,醒来后非常懊悔,就将眼皮撕下丢在地上,结果长成了茶树。

这当然荒诞不稽,但也反映了禅宗与茶叶很早就发生了关系,也许达摩当时就已经饮茶提神。

然而,达摩来中国是6世纪初(南朝梁武帝时期)的事情。

禅宗的成熟则是在7世纪以后的唐代,而茶事的兴盛更是在8世纪中唐时期的事情。

因此,文献上有明确记载的也是中唐时期的事情。

据朝鲜高丽时代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十)兴德王三年(828年)十二月条记载:“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文宗召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

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来,王使植地理(亦称智异)山。

茶自善德王有之,至此盛焉。

”而朝鲜的史书《东国通鉴》也记载:“新罗兴德王之时,遣唐大使金氏,蒙唐文宗赐予茶籽,始种于金罗道之智异山。

”善德王在位时间为公元632至647年(相当于中国唐太宗贞观六年至二十一年),也就是说,在唐代初期或者在此之前,茶叶已传进朝鲜。

显然,从善德王至兴德王将近两个世纪之间,肯定还会有人从中国将茶树引进朝鲜的,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罢了。

兴德王三年这一次因为是唐代皇帝亲自赐予的茶树种子,由遣唐大使带回来,是个重要的事件,必然要在史书上记载。

又据高丽时代普觉国师一然撰写的《三国遗事》中收录的金良鉴所写的《驾洛国记》记载:“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馐等奠,年年不坠,其祭日不失居登王之所定年内五日也。

”这是驾洛国金首露王的第十五代后裔新罗第三十代文武王即位那年(661年,唐高宗龙朔元年),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祭祖时所遵行的礼仪,其中的祭品就有茶,这很可能是受了中国南朝齐武帝“以茶为祭”的影响。

这说明,在公元7世纪,相当于中国唐代前期的时候,朝鲜的一些地方已有饮茶习俗,因而才有以茶祭祀的现象。

但是只有到了相当唐代后期(9世纪)的兴德王时期茶事活动才兴盛起来,这也与中国在唐代中期以后饮茶之风才大为兴盛的现象相吻合。

公元868年,年仅12岁的新罗国少年崔致远秉承父命到大唐求学,18岁中进士,一直在中国为官。

有一次得到上级赐给他的新茶,专门写了一篇《谢新茶状》,其中有段写道:“始只采撷之功,方就精华之味;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

若非精辑禅翁,即是闲邀羽客,岂其仙贶,猥及凡儒,不假梅林,自能愈渴,免求仙草,始得忘忧。

”(1)看得出,他对唐代烹茶技艺是相当熟悉的,也是很有感情的。

因此,当他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回国时,就带了许多茶叶上船。

显然,回国之后,崔致远必然是一位热衷推广饮茶活动的人士。

据说他还写了《茶谱》一书,可惜失传。

总之,朝鲜茶事兴盛于9世纪不是偶然的。

因此在新罗时代(668-892年,唐高宗总章元年至唐昭宗景福元年)是茶叶从中国传入朝鲜并开始流行于僧侣、贵族之间,也是茶道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

它为后来的高丽时代(936-1392年,后晋天福元年至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茶风鼎盛打下了基础。

虽然朝鲜自善德王时期起就种植茶叶,但因自然条件局限或是技术水平不高,所生产的茶叶一直品质不好,味道苦涩(2)。

因此直到北宋末年,社会上都喜欢饮用来自中国的茶叶。

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徐兢奉命出使高丽,回国后撰写《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其三十二卷《器皿》三“茶俎”条记载了当时宋代的茶事情况:“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

自锡赉之外,商贾亦通贩。

故迩来颇喜饮茶。

益治茶具,金花乌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

凡宴则烹于廷中。

覆以银荷,徐步而进。

侯赞者云:茶遍!乃得饮。

未尝不饮冷茶矣。

馆中以红俎布,列茶具于其中,而以红纱巾幂之。

日尝三供茶,而继之以汤。

高丽人谓汤为药。

每见使人饮尽,必喜,或不能尽,以为慢己,必怏怏而去,故常勉强为之啜也。

”这段记载使我们得以了解高丽时代宫廷茶事的具体情况。

首先是当地虽产茶,但苦涩难以入口,故贵族们是不喝的。

他们喝的都是来自中国的腊面茶和龙凤团茶,这种珍贵的茶除了皇宫赏赐之外,市面上亦有商贩出售,可以得到,因此大家都喜欢饮茶。

其次是讲究茶具,描有金花的黑釉茶盏,色如翡翠的青瓷茶瓯,银制的火炉和茶鼎,形制完备,都是仿效中国的制度。

第三是举行茶宴时,要在庭院中进行烹煮。

茶煮好后装入茶碗,上面要用银制荷叶形盖子覆盖,然后端上茶徐徐而进,奉给各位贵宾。

饮茶之人,要等到每人都接到茶后才能开始饮之,因此经常是茶汤已经冷了。

最后是用完茶具,洗涤干净,放在红桌布上,再用红纱巾覆盖。

每天要供三次茶,喝完再加水。

高丽人认为茶汤即如药汤一样可以防病治病。

如果客人不喝完,就认为是怠慢主人,会很不满地离开。

由此可见当时朝鲜的饮茶水平是相当高的,其形式也是相当完备的,和中国宋代的点茶是相似的,可以看出是受到宋代的强烈影响的。

关于以茶为药的问题,日本的熊仓工夫教授曾经指出:“阅读这些宋朝的茶书会感到,不论在哪里视茶为药的观念是淡薄的。

在中国,自古以来不论何处提到茶都是嗜好品而不是药物。

然而,在中国的影响下接受了茶的朝鲜半岛,茶是药,并且在日本,茶也是养生之仙药。

”(3)个中缘由熊仓教授没有展开论述。

其实,中国古代也是谈论茶叶的药效的,在陆羽《茶经》出现以前的古籍,凡提到茶者多数都强调茶的药效,在《茶经》之后,中国的茶书确实不再强调茶之药效问题,但在各种医书中还是继续将茶当做一种可以防病治病的良药来记述。

而唐宋以后中国的饮茶已经发展为品饮艺术,强调的是如何泡出一杯色、香、味俱佳的茶汤,如何欣赏其美妙的滋味,追求诗化的意境,力求得到一种审美情趣上的满足,茶之疗效问题已经不是茶人追求的重点。

所以中国古代的茶书很少花费笔墨来谈论这个属于医学上的问题。

但是,当茶传入陌生的国度和地区,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人们对茶为何物一无所知。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饮茶,必须首先强调其药效作用,然后才能慢慢引导到文化上的享受。

这一点朝鲜和日本都一样是不足为奇的。

正因如此,当年荣西和尚从中国带回茶叶、茶籽回国时,尽管日本早在中国唐代时期就已经饮茶,他写的一本茶书就叫做《口契茶养生记》,顾名思义,他要让更多人知道饮茶对身体健康的好处,尽管他本人对饮茶的了解早已不在这个层次上。

这一点很像今天大陆一些地方,凡是茶文化活动开展的较晚地区,一开始也是先宣传饮茶对健康的好处,而开展的较早的地方,则是多强调茶叶的品饮艺术,具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从上述徐兢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宋代的点茶方式已经传播到朝鲜。

因为书中提到的黑釉茶盏(金花乌盏)和青瓷茶杯(翡色小瓯)等都是宋代点茶的典型器具。

所用蜡面茶和龙凤团茶都是属于末茶一类,即要碾磨成粉末才能烹点的。

高丽时代的李奎报(1168-1241年)《东国李相国集》卷十四有一首《谢人赠茶磨》:“琢石作弧轮,回旋烦一臂。

子岂不茗饮,投向草堂里。

知我偏嗜眠,所以见寄耳。

研出绿香尘,益感吾子意。

”从石制的茶磨中研磨出芳香的绿色茶粉,有如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的“黄金碾畔绿尘飞”诗句,可知是在描写点茶时所需的碾茶情形。

李奎报还有一首《访严师》诗,其中写道:“僧格所自高,唯是茗饮耳。

好将蒙顶芽,煎却惠山水。

一瓯辄一话,渐入玄玄旨。

此乐信清谈,何必昏昏醉。

”诗中提到茗饮,却用的是中国的典故,希望能喝到用无锡的惠山泉煎煮的四川蒙顶茶。

可见李奎报对中国的饮茶情况如数家珍,是何等熟悉。

李奎报身为宰相,其生活年代相当于中国南宋中后期,可见宋代的点茶技艺已为当时的朝鲜所完全接受。

元末明初,中国盛行叶茶冲泡法,也很快就传入了朝鲜。

高丽末期李穑的诗集《牧隐集》中有《煎茶即事》及《茶后小咏》等诗,后者有“小瓶汲泉破铛烹,露芽耳根顿清静。

”诗句,应该是将茶叶放到锅里煎煮之意。

稍晚于李穑的郑梦周的《圃隐集》中也有一首诗的题目为《石鼎煎茶》,写的也是煎煮茶叶的情形:“报国无效老书生,口契茶成癖无世情。

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

”朝鲜的《李朝实录》太宗二年(1402年)五月壬寅条下记载赠茶给明朝使臣,所赠之茶为“雀舌茶”,雀舌历来是一芽二叶之芽茶的称谓,可见叶茶已在当时占据主流。

熊仓功夫教授指出:“从抹茶到煎茶这一倾向,当然可以说是中国从宋代到明代饮茶之风的变化的反映。

”(4)也是在这一时期,朝鲜开始形成了具有一定规范形式的茶会制度,称之为茶礼。

《李朝实录》中有许多关于茶礼的记载,贯穿整个李朝,其中以十五、十六世纪为多。

凡是明朝使者来时一般都要举行茶礼,其中从持瓶、泡茶、敬茶、接茶、饮茶等等都有规定的程序,最后以茶叶为礼互相赠送而结束。

随着茶礼之器具的完备及泡茶技艺化的发展,形成固定的程式,成为传统并被保持到后代,如在肃宗七年(1681年)就专门为来访的清朝使者设茶宴,成为朝鲜宫廷活动中的重要礼仪。

除了世俗茶礼之外,还有宗教茶礼。

世俗茶礼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特别是南宋儒学大师朱熹的学说传播到朝鲜之后,就以朱子(朱熹)的“家礼”为依据,主要是在成年(冠礼)、成亲(婚礼)、丧事(丧礼)、祭祀(祭礼)等人生四大礼仪中使用。

佛教的茶礼主要是依照“百丈清规”和“禅苑清规”等来实行,分为大礼、小礼、灵山作法三种仪式。

还有道教茶礼是以白瓷的茶钟(茶碗,上有绿色的“茶”字)为主要道具,用饼、茶汤、酒作为祭品来祭祀诸路神仙,还要以冠笏礼服行祭,并须焚香百拜。

(5)进入朝鲜时代,因崇儒抑佛殃及茶叶,茶事一度衰落。

连原来种植的茶树也任其自生自灭,以至枯死。

至朝鲜末期,经过重农学派的著名学者丁若镛及其弟子草衣禅师,还有与草衣禅师同年的金石学家金正喜等人大力提倡,聚徒授课,种茶、著书,广为宣传,使得濒临废绝的茶道再度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