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我国土地改革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

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

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四个基本理论：（一）交易费用理论（二）产权理论（三）企业理论（四）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农地产权制度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我国“三农”中的许多问题莫不与之紧密相关。

因此，研究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问题至关重要。

本文将在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分析与评价，提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产权内涵有多种解释。

科斯是从产权与权力的关系解释产权；阿尔钦从法律层面解释产权；登姆塞茨注重从产权在社会体制中的功能和作用来解释产权；巴泽尔从经济分析角度来分析产权。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产权的概念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内容：第一，产权是一种权力，即某个主体对某个经济物品或某种稀缺资源或某种可交易对象物的一种权力，是具有排他性的财产权。

这种权力是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

第二，产权就是行为选择权。

第三，产权是一组权力或产权束。

至少应包括对财产的所有权以及由此引发的占用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

这些权力既可以统一于一个主体，也可以分解而属于不同的主体，即产权所包含的各项权力可以有不同的排列组合与制度安排。

第四，私有财产包括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和转让权，而且产权不是绝对的，是可变的。

第五，产权边界并不是无限的，即产权的外部影响使得产权必须要有一定的界限。

同时产权是可以流动的，即可以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

作为产权束中的重要内容所有权，是各种物权中最完整、最重要的一种。

它包含了对物支配和利用的一切权能，是其他物权的“母权”。

因此，所有权常常被称为“绝对权”，它具有复归性的特征。

所有权的社会职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确定财产的归属；二是实现财产的利用。

现代所有权制度发展变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所谓“从归属到利用”的趋势--淡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即法律制度由过去的单纯注重确认财产归属转向着眼于财产的流转和利用。

为此，法律不仅努力完善债权法制度（尤其是合同法），以鼓励所有权人将他们的财产投入流转，而且创设出各种物权法制度和商法制度，来鼓励所有权人在不丧失所有权的情况下将财产转移给他人利用。

产权概念的出现，正是这种联系和影响的必然结果。

产权制度主要关心市场交易以及通过这种交易所实现的资源配置。

所以，产权，正如登姆塞茨所指出的：是一种具有规范意义而又担负着交易职能的社会工具。

产权界定清晰是交易的前提。

所谓界定产权，就是要明确人们相互之间的物质利益边界，以建立互通有无的前提。

产权界定包含三层涵义：一是产权主体界定，即根据一定原则，界定谁对特定“物”或“行为”拥有特殊权力——产权；二是产权客体界定，即明确产权客体——“特定物”、特定“行为”；三是明确产权的内涵和使用规则，即明确产权的权力束及其行使规则。

科斯认为，初始产权的界定对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对最终经济绩效产生强烈的影响。

因而，产权的界定应力求减少权力与权力之间冲突而造成的交易成本。

科斯在谈到交易成本时特别强调产权的界定也需要成本，如果成本太高，产权的界定则无法实现。

因此，政府应通过行政法律机构，将权力分配给最有效运用它们的人，从而实现产权交易的低成本、高效率。

巴泽尔认为，产权界定不是一次性的，也没有一定模式，各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应选择与各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产权制度。

［1］二、当前中国农地产权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在土改中确立起来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发生了制度性"变异"，致使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走上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

它的基本特征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别是国家意志和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决定着中国多半个世纪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

这些理论观点主要包括：消灭一切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中兼并与农民两极分化、土地的公平与效率、土地福利化分配与国家粮食安全、土地私有化会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

因此从分析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和制约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入手，以澄清我国政界和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这对于下一步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作用。

［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变迁：第一次是通过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变成农民的土地，实行了土地的私有私营；第二次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把农民的土地变成了集体所有，实行了土地的公有公营；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最终建立了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产权制度。

现阶段我国的农地制度并没有改变土地集体所有这一基本产权制度，而是维护了土地集体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性质。

农地的最终所有权归集体农民共同占有，由集体组织代表农民具体行使所有权，体现了制度的连续性、稳定性。

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我国现阶段的农地产权与集体公有共同经营相比，其最大特点是打破了农地所有权、经营权等各项权能集于一个主体--农民集体上的局面，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农地经营权归农民家庭，使得集体组织与农户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明晰。

相对而言，农户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和市场主体，这就使得农地家庭经营制度适应了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较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出了强烈的制度绩效：第一，家庭经营制度适应了农业生产的技术与耕作方式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业现代化有了初步发展，农业科技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以使用人力、畜力和简单农具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营方式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农业的手工劳作还相当多。

这种现状使得在小块土地上进行小规模的农业家庭经营效率基本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家庭经营也便于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从根本上适应了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

同时，家庭经营制度还能够发挥经营者的主动性，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适时的生产管理，合理调配劳动力的使用，安排农业生产，达到节约劳动与高效生产的统一。

第二，在经营制度上建立起了有效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

家庭经营使农户获得的报酬与自身的生产性努力程度有了较强的相关性。

农地经营管理适当、投入较大，一般都会获得较高的收益，按劳分配原则得到贯彻，农户的剩余索取权得到保障。

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条件下，利益的约束机制在家庭经营制度中自觉建立起来了。

第三，家庭经营制度促进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于农户获得了农地经营自主权，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为了获取较高的收益，农户就会自觉地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农产品。

农产品的生产日益商品化，出现了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趋势。

农地经营的自然经济性、封闭性有了很大的突破，农村的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目前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缺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村土地产权供给不足。

从经济学的角度产权对它的拥有者来说，应当具有的权能是：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目前，农村土地制度，虽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农户拥有了承包经营权，但农户的权利并不是充分和完备的，我国农民在土地的所有权上，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而没有处置权和收益权。

农民土地产权的权利不充分使之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变化和要求。

（2）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供给不足。

我国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如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但在实践上家庭土地承包制基本采取按人平均承包的办法，以保障农民平等的经济权利。

特别是由于婚丧嫁娶、新生人口不断形成调整承包地的内在压力，不少地方不得不采取"三年小调整"、"五年大调整"的办法，不断重新分配承包地，这使稳定土地承包成为一句空话。

土地承包权的不稳定直接导致土地所有权不确定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使得土地的粗放经营成为普遍的现象。

（3）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供给不足。

家庭承包经营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在继续发展上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随着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改革的深入，家庭分散经营表现出制度上的滞后性，一系列农业经济问题难以在封闭、凝固、分散的小生产经营体制框架内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所有这些都使得我国的农业难以像其他产业那样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这大大降低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4）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不完善。

我国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严重失衡，土地产权制度的配套制度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

①农村用地保护制度缺乏。

②农地市场制度发育不良。

③农地价格。

④农地金融制度缺乏。

此外，我国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还存在着部分供给过剩。

突出表现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封闭和凝固上，极大地束缚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阻碍了农地市场化进程。

［3］三、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从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实施的现状来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必须进行改革，而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首先，在选择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和基本思路时，应考虑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和制度设计成本。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是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做出的选择。

而且沿着原来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可以比另辟蹊径来得方便，它至少可以节省大量的制度设计成本。

农地产权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不应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发生冲突。

现阶段，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是农民普遍接受并认为是最有效的，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结构，所以应当成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否则，只能导致改革手段与目标的人为异化。

据此，我国农地产权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坚持并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制度，侧重于农地产权权能的进一步细化与分解，建立以稳定的占有权、灵活的使用权、有保障的收益权和充分的处分权为特征的农地产权制度。

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产权意义上来说就是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因为农民个体作为集体的一分子，天然享有与之相对应的对集体土地的占有权利。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严重缺失，非农化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这就决定了土地仍旧具有双重属性，即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属性和作为农民生存和生活保障的社会属性。

在目前政府无法建立起针对所有农民的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农地承包经营权长期化、稳定化有利于充分发挥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