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给小莹的信》补释
陈建军
在1944年8月11日重庆出版的《文化先锋》第4卷第1期上，刊有沈从文的一封《给小莹的信》，编排在“文艺”栏目内。
这封信未见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当为一篇佚文。
我早就想著文披露这封信，后发现解志熙先生已整理出来，重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
解先生在同期上发表的《“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派”的立场之窘困——沈从文佚文废邮校读札记》一文，对沈从文的这封信谈得比较简略，所以现就我所知道的情况作点补充。
《给小莹的信》约3500字，写于1944年6月15日。
正如解先生所“猜测”的，这的确是沈从文给陈源和凌叔华的独生女儿陈小莹（又作陈小滢）的一封回信。
《文化先锋》在沈从文信前同时刊发了一段“陈小莹附誌” 1：
这是沈从文伯伯给我的一封很有趣味的长信，他信的内容不仅是写个人方面，而且也说了现在昆明文化界朋友们的生活状况，我念时简直没有停过笑，其中讲到云南的出产，也是很有趣味的。
我想这一定有不少人会像我这样感觉有趣的，所以特意抄下来，寄与《文艺先锋》；从文伯伯一定不会因我没有征求他同意便发表而生气吧？！因为他一向对小孩子是多么的好脾气！我至今都很清楚的记得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这段署名“陈小莹”的“附誌”，并不是陈小莹所写，而是出自凌叔华手笔。
1944年，陈小莹仅有14岁，是乐山国立武汉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的一名学生。
据陈小莹致笔者信，当时她不愿做“摩登女郎”，爱玩“捉间谍”游戏，有时和同学一起跟踪“可疑的人”；她喜欢吃糖，可战时生活困难，无钱购买。
这些她都写进了给沈从文的信中。
但这封信不是陈小莹主动写的，是老师布置作文练习时母亲要求她写的。
至于为什么要写给沈从文，则不得而知。
陈小莹收到沈从文的信后，凌叔华曾拿去了，不久又还给了她。
关于这封信的发表情况，陈小莹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几年之后凌叔华才告诉了她，并说沈从文为此非常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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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给小莹的信》补释
有好长时间不与凌叔华来往。
陈小莹曾一直保存着这封信，后来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她怀疑母亲又拿去了，可是在凌叔华的遗物中也未见到这封信。
“陈小莹附誌”中说《给小莹的信》是“寄与《文艺先锋》”的，结果为何发表在《文化先锋》上呢？《文化先锋》1942年9月1日创刊于重庆，李辰冬编辑。
自1946年7月1日第5卷第24期起，迁至南京出版。
始为综合性周刊，中间有几期是旬刊，后又改为半月刊。
1948年10月30日出完第9卷第7期停刊。
《文艺先锋》1942年10月10日创刊，从第2卷第1期起改半月刊为月刊，第8卷第5、6期合刊由重庆迁往南京出版，1948年9月30日终刊；初由王进珊主编，李辰冬等人一度担任过主编。
《文化先锋》和《文艺先锋》属于姊妹刊物，均由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发行人都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
1944年前后，李辰冬正好同时负责编辑这两种刊物。
因此，《给小莹的信》最终发表在《文化先锋》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给小莹的信》里，沈从文回忆与陈小莹三次见面的情形之后，又想象第四次在她的婚礼上见面，并将其珍藏的一张“有个动人历史”的陈小莹“一岁多点的相片” 2装个“小小银架”，作为礼物送给她。
字里行间充满浓浓的情意，读了实在令人感动。
信的大部分内容是说云南出产的美味佳肴，却依然可见西南联大师生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尤其让人感佩的是，尽管环境艰苦，但“大家精神都很好”，始终相信将来国家会“转好”，到陈小莹这一代长大时，“一定可以不必如此困难，活得不但幸福，也可望来尊贵得多了”。
信中提到的人多达二十几个，如沈从文的“黑脸太太”张兆和、九妹沈岳萌、哥哥沈岳霖、“七岁小孩”沈虎雏，还有徐志摩、金岳霖、张奚若、杨今甫(振声)、巴金、萧珊、“袁先生”袁昌英、“袁先生的小姐”杨静远、吴宓、曾昭伦、刘秉麟、“圆脸小姐”刘保熙、“周先生”周鲠生、“小周先生”周元松、“女博士”周如松、“周伯母”黄本春、“陶伯母”沈性仁（陶孟和的夫人）、“苏伯母”苏雪林等。
沈从文讲了不少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趣闻轶事，如大热天，徐志摩与金岳霖“用手掌相推比本领”；巴金是1944年5月8日结婚的，太太萧珊“也是个相当能吃的很可爱的小姐”；西南联大师生大多穿得破破烂烂，鞋子最破者应数曾昭伦，“脚踵落地”；苏雪林珞珈山上骑自行车，“头发不长不短如女兵”；躲避空袭时，有人藏在方桌下，“方桌上放个木盆装上一盆水” 3等。
特别是金岳霖、吴宓的“故事”，写得具体而有趣。
有关他们二人的传闻，坊间版本很多。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曾在《金岳霖先生》和《吴雨僧先生二三事》中也谈到过，不妨抄引来作个比较：
他（按：指金岳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
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
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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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
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
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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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街和府甫道拐角处新开了一家饭馆，是几个湖南学生集资开的。
取名“潇湘馆”，挂了一个招牌。
吴先生见了很生气，上门向开馆子的同学抗议：林妹妹的香闺怎么可以作为一个饭馆的名字呢!开饭馆的同学尊重吴先生的感情，也很知道他的执拗的脾气，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加一个字，叫做“潇湘饭馆”。
吴先生勉强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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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所谈的与沈从文所讲的虽然有些不同，但大体上还是一致的（如金岳霖养鸡，买大水果同小孩子比赛；吴宓要“潇湘馆”饭馆改招牌）。
看来，有关金、吴二人的这些趣闻，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而是多少有其本事的。
凌叔华之所以用陈小莹的名义，把沈从文的信公之于众，大概正如她在“附誌”中所说的，是因为这封信写得“很有趣味”，“不仅是写个人方面，而且也说了现在昆明文化界朋友们的生活状况”，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分享它。
她满以为沈从文对小孩子脾气好，即便没有征得他本人同意，想必他也不会怪罪的。
可是凌叔华万万不曾料到，恰恰因为这封信既写了个人方面，也涉及当时昆明文化界朋友们的私人生活，所以沈从文才会非常生气，不与她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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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文化先锋》系用土纸印刷，文字多漫漶不清，难以辨识。
不过，笔者所见到的原刊文，有几页倒是比较清晰的，或许
可以校订解志熙先生整理本中的几处错误。
如“《文化先锋》”应为“《文艺先锋》”、“陈小莹谨誌”应为“陈小
莹附誌”（见题注）；“唉，这种作风”应为“嗨！这种作风”，“岂不比小说还巧”应为“岂不是比小说还巧”，
“只想捉虫”和“本地人叫做‘虫’”中的“虫”字均应为“蛊”字（见正文）。
2 沈从文在信中说，这张相片“上面还有我妹妹写的几个字，‘眼睛大，名小莹’。
这相片有个动人历史，随我到过青
岛，住过北平蒙古王府——卅一年昆明轰炸学校时，同我家中几个人的相片放在一处，搁在九妹宿舍小箱子中，约
四十磅大小一枚炸弹，正中房子，一切东西都埋在土中了，第二天九妹去找寻行李时，所有东西全已被人捡去，只剩
废桩上放了一个小信封，几个相片好好搁在里边。
原来别的人已将东西拿尽，看看相片无用处，且知道我们还有用
处，就留下来，岂不是比小说还巧”。
轻松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扼腕长叹的悲剧。
据史料记载，日军战机有
两次直接轰炸西南联大校舍，一次是1940年10月13日，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
（沈从文说“轰炸学校时”是“卅一
年”，当属误记。
）第二次遭遇日军轰炸时，九妹帮别人抢救东西，待警报解除，回到自己的宿舍，发现值钱之物
被小偷席卷一空。
九妹备受刺激，导致了她后来精神失常，沈从文也因此一度陷于身心俱疲之中（参见《沈从文年
谱》，吴世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又据陈小莹讲，她们家里的旧相册中原有一张她一岁多时的相片，上
面有“大眼睛，名小莹”几个字，很可能就是沈从文所保存的那一张，但后来连同信一起也找不到了。
3 沈从文未点名，暗指陈小莹一家，有和她开玩笑之意。
4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读书》1987年第5期。
5 汪曾祺：《吴雨僧先生二三事》，《今古传奇》1989年第3期。
6 信的开头写道：“我本想不回你信，只写个‘想像中的小莹’，在你们看得到的刊物上发表。
”可见，沈从文给陈小
莹回信，本就没有将它公开发表的意图。
[陈建军 武汉大学文学院 邮编 43007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