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文化的源头关公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和造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诸方面，曾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深深扎根于广袤的中国大地，而且早就随着华人飘洋过海传播于世界许多地方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陆关公文化热曾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关公文化在东南沿海又开始逐渐升温，内地也开始受到影响。

从其趋势看，关公文化热有可能在大陆再度兴起。

为了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使之比以往更健康地发展，为改革开放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我们认为对关公文化有必要重新思考，系统研究。

在此，我们仅就关公文化的源头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不当关公研究会孟海生先生在《关公文化起源及关公生平》①中说：“运城是关公文化发源从目前史料上看，关羽的一生大略是：17岁结婚，18岁生儿子关平，29岁前后，因当地盐商欺压百姓，关羽铤身赴险，杀其“党族”等后，出逃到河北涿州，结识张飞，再而刘(一)陈寿《三国志·关羽传》只说关羽“亡命奔涿郡”，没说是何原因。

裴松之亦是河东人，与关公同乡，在注《三国志》时，也没有说明为何“亡命”。

《关圣帝君生平传略》②说：(关公)年十七娶妻并得三子。

东汉末年，天下倥偬，禀父母曰儿已有后，足奉祖，尔今汉室将烬，乱臣贼子，纷纷蜂起，当为匡扶之业。

旋离家，奔波五载至涿州与刘备及张飞遇。

根本没有说杀人之事。

张德成、崔元和在《常平家庙——关公文化的拓展和延伸》③中，提到过关公年轻时在家乡打死人的事，但据关公故里的民间传说，少读《春秋》而深明大义的关公，在年轻之际，因不满当地恶孟文坐实为“盐商”，且杀人远不止一个两个，而是其“‘党族’等”，不知所据是何“史料”?大家都知道，解盐质地比海盐、井盐均好，解州之民以此为生，与盐商产生矛盾，乃(二)查《三国志·关羽传》及刘备、张飞诸人传记，均无“金兰盟誓”之事，只有“恩若兄弟”等语。

《刘备与关羽、张飞本无桃园结义之事，正史但言“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小说因此遂捏造桃园结义之事。

然则曹操厚遇刘备，亦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岂曹、刘二人亦结义兄弟乎?孟文虽有意回避了小说“桃园结义”一词，但“金兰盟誓”仍然是指结义为兄弟。

事实上，史书所记是说刘备与关羽、张飞本来是君臣关系，而他们却像兄弟一样亲密无间，这就是“恩若兄弟”的正解。

后人往往不注意前后语言所表达的整体意思，而误以为他们是结义兄弟，且“恩若兄弟”的“若”字，已明言其关系并不是结义兄弟，只是关系像兄弟一般亲密。

若果真是“金兰盟誓”，那就是典型的结义兄弟，而不需用“若”字了。

那么张飞的两关公前三十年在其家乡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如同他的祖祖辈辈一样：从小上学读书，长大结婚生子，如果不是后来“亡命涿州”，则最终“老于户牖之下”，“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形成关公文化?即使如孟文所说，关公铤身赴险，杀了盐商的“‘党族’等”，也仍然只是一个普通人。

因为在汉末那种大动荡的年代里，像关公这样铤身赴险的人所在多有，推而广之，此前此后历朝各代，像关公这样铤身赴险的人也不少见，却从来没有谁因此而形成一种文化现象。

因此，把关公的出生地解州即今之山西运城说成是“关公文化的发源地”，明孔子文化的源头在其家乡山东曲阜，是因为孔子一生除了周游列国时离开家乡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外，基本上都在其家乡授徒讲学，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是就他一生教学的总成就而言的。

此外则是在家乡著《春秋》，删定《诗经》，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他在教学与学术研究时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儒家学说，为促进中国和世界的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而关公自30岁前后逃离家乡之后，直到60岁壮烈牺牲，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山西运城。

而前三十年在家乡又只是芸芸众生之一员，史书对其前三十年除“亡命奔涿郡”一句之山西运城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其家乡的关庙，那恢宏的气势，历代帝王的封谥，的确是全国第一。

可惜，据张德成、崔元和考证，那是金大定17年以后的产物，而那时关公文化早已形成并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可以说，它正是“关公文化的拓展和延伸”，是关公文化影响关公家世，演义不详，即陈寿《三国》亦未明载，以故世罕知之。

至清康熙戊午，解州守王公朱旦浚井，得关公圹砖，上刻公之祖考两世讳字生卒甲子甚详，王公因作《关侯祖墓由此可知，关公世系传说一直到康熙时期才披露于世，这更是关公文化形成以后的事。

关公并不等于关公文化。

提到关公其人，如同提到张公、李公一样，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其姓名字号、年龄籍贯等等，而提到关公文化，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其内涵、特色、源头、成因、影响等等，二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关公与关公文化划上等号，进而认为关公是山西运城人，山西运城就是关公文化的源头，此其一。

其二，考察我国传统和现行做法，一个人的生平传略都是以其工作过的地区或单位表现为主，而以其出生地为次。

具体到关公其人，理所当然应以其长期战斗并最后壮烈牺牲的荆州为主，而年轻时逃离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出生地则只能为次。

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也正是这样写的。

我们现在探讨关公文化的源头也自然应分清主次。

其三，关公文化并不是关公生前自己创造的，而是其死后，由后人造成的。

首先自然应是由长期同关公在一起英勇战斗、亲眼目睹过关公壮烈牺牲、亲身感受过关公好处的荆州人民不断孕育、逐渐造成的，而绝不可能是其他!基于以上事实和分析，所以，我们说山西运城只是关公的出生地，而不是关公文化的源关公三十岁左右亡命离家之后，据《关圣帝君生平传略》所言：“奔波五载至涿州与刘备、张飞遇，共谋结义”。

从“奔波”一词可知关公这五年中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立足之处，也没有任何业绩可言。

不仅如此，连经过了哪些具体地方都无从查考，只是留下了这样一个传说：关公逃出潼关时，守关军士见其形迹可疑，遂盘查其姓名，他一时语塞，便指着潼关这个传说很有可能是从《桃园经》⑥“汉室多奸佞，改姓下凡尘，春秋丈夫志，生长解梁城，指关为我姓，下界又称臣”中的“指关为我姓”一句附会而来，或者相反，“指关为我姓”一句来源于传说。

至于“共谋结义”之事，前已述及，兹不复赘。

由此可见“潼关”此后，关公追随刘备镇压黄巾农民起义，直到兴平元年(194年)陶谦病死、刘备领徐州为止，其间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是讨董卓时的“温酒斩华雄”，可惜史有明文，华雄为孙坚所斩⑦。

“温酒斩华雄”是关公文化中的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关公文化形成并处于高潮时刘备继陶谦领徐州之后，与袁绍、袁术、吕布、曹操争战，直到建安五年刘备败逃袁绍处，张飞不知所之，关羽护着刘备妻子投降曹操。

在这长达6年的时间内，为后人所称道的也只两件事，一为土山约三事，一为秉烛达旦。

而考诸裴松之注《三国志》，此两事均于史无征。

相反，《蜀记》与《魏氏春秋》则载有“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多次向曹操提出欲娶吕布妻，结果曹操发现吕布妻“有异色”、“因自留之”，而关羽落得个“心不建安五年春正月关公降曹，至同年六七月，“关公亡归刘备”。

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在曹营倒是留下了“人在曹营心在汉”、“刺颜良，解白马围”、“封汉寿亭侯”、“挂印封金”、“拜书告辞”等一些于史有征的忠义勇武佳话，可惜时间太短，这些佳话不可能深入到基层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为大众所认同。

加之曹操一再“义之”，于关公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因为曹操诛灭董承，威逼献帝，名声实在太坏，正如徐文长所说的“见许于人者，亦问其许者之人为何等”⑨。

受到曹操赞扬，不仅当时百姓难以认同，即使是今天，也有人对关公与曹操的关系持否定态度。

试想，对关公在曹营的认识历来褒贬不一，曹营怎能成为关公文化的源头呢?关公出仕三十年，在建安六年随刘备投刘表之前的十余年，其战斗历程大体如上所述。

我们已逐一作了考查，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成为关公文化的源头。

事实上，上述各地关公从建安六年随刘备投荆州刘表之后，直到建安二十四年满花甲之年在荆州当阳壮烈牺牲为止，近二十年一直在荆州这块土地上战斗，从未离开过荆州一步。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刘备刚借得荆州以为立足之地，便封关公“为襄樊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

⑩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为汉中王，又“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

⑾如果关公不是忠义有加，刘备如何敢将自己的根基和盘托付给关羽一人?关公董督荆州，“专有荆土”，集中体现了关公以义为核心的忠勇品格，受到历朝各代特及董督荆州也，降于禁，戮庞德，梁郏陆浑遥受印号，威声赫然，震叠华夏。

曹操谋徙许以避其锋，江东请求婚之结其好。

使西南僻陋之蜀，屹然为鼎足强国，二敌睥睨而莫敢妄动者，非公之力欤?初，王及车骑将军飞与昭烈为友，约为兄弟，死生一之。

及昭烈取益，留王镇荆州，独当一面，犄角蹙操。

昭烈进取汉中，王威镇许洛，几复汉矣。

不幸而操、权合谋以图王，王死而曹氏篡。

昭烈与飞出师伐权以诛仇，飞死而帝崩。

始则王与飞以死事昭烈，终则昭烈与飞以死报王。

呜呼!逮夫督守荆州，行师襄樊，鸣鼓则曹仁丧胆，扬旗则吕常束手，遂降于禁，斩庞德，胡修、傅方之徒，闻风而受降。

于是威震华夏，莫不响应。

虽曹操之奸雄，议徙许都以避其锋，孙权之谋术，尚求婚以结其好。

兹非勇冠三军，为万人敌，忠义足以动天地而感鬼神者乎!关公董督荆州，“使西南僻陋之蜀，屹然为鼎足强国”，远胜于“降汉不降曹”之忠，斩庞德威震华夏，远过于刺颜良解白马之围之勇，“以死事昭烈之义”，远过于《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之口头盟誓。

此时之关公真好比龙入大海，虎归深山，驼走大漠，雁排长空，人们甚至对关公董督荆州期间的缺点亦曲为之解。

例如对关公骂使绝婚之事，明钱福就是时操之贼，人已白之，而权之为贼，未白也，自王首辱骂其使，不与为婚，使人知权之当摈，及权贼王附操，而后其为汉贼，始不得逃乎天下万世之公义焉。

然操尚知留王以倾权，而权不能留王以支操，非唯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汉室，抑又大矣。

故曰权之为贼，自王钱福认为正是关公这一正义之举，揭穿了孙权骑墙的本质，同盟的本质，使世人认识了史记公于武侯颇有小间，又羞与黄汉升同列，何也?陈寿于《蜀志》多涉微辞，或不无少诬，予谓公，差有深意，非诬也。

昭烈奔走狼戾，取国于人，人心未定，所与如胶漆者，唯公及桓侯。

诸葛为相，固无俟有所喻以明其心，以山野书生，骤冠百僚，谋臣猛将，岂可空言慑服?昭烈借公发鱼水之言，以晓喻将士，当必自有说。

汉升，猛士耳。

昭烈收降，推心任士，未必不虞其骄鸷难制，公特示不平，以寓藜藿不采之意，史遂据迹以书。

不然，君与臣不和，将与相不和，汉何国能为?公与昭烈，谊同兄弟，誓结死生，苟利社稷，遑恤其他?这就是说，关公并非骄矜，而是有意为之，使谋臣猛将不致有非份之想。

至于因此而可还有关公传赫然在目的刮骨疗毒，也发生在荆州。

自古以来，不知赢得了多少钢铁男儿的景仰，视之为军神!现在荆州市中心医院据说就是当年关公刮骨疗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