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德国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民法典的借鉴意义杨代雄【内容提要】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2002年被纳入《德国民法典》。

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与我国现行民法中的重大误解制度、显失公平制度、附条件法律行为制度存在区别，并且具有独立的价值基础。

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引进此种制度，并对该制度实行分别立法的模式，将法律行为基础欠缺制度规定于总则编，将法律行为基础丧失制度规定于合同法编。

【关键词】法律行为基础瑕疵法律行为基础欠缺法律行为基础丧失民法典[Abstract]The system of legal activity ground defect was accepted in German Civil Code in 2002. Such system differs from the system of material mistake， grossly unconscionable， subject to certain conditions in China， and has its own value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transplant this system and legislate in different sections，i. e.，to stipulate lack of legal activity ground in general rules and lost of legal activity ground in the part of contracts．[Key words]legal activity ground defect lack of legal activity ground lost of legal activity ground civil code一、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一）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的缘起与发展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在德国可谓源远流长。

1850年，潘得克吞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伯恩哈德·温德夏在《罗马法中的前提理论》（Die Lehre des romischen Rechts von der Voraussetzung）一书中曾经把双方当事人的某种共同观念视为法律行为的前提或者说默示条件，其欠缺或丧失将导致法律行为失效，但尚未对此形成清晰明确的概念，尤其是尚未把法律行为的前提与意思表示内容明确区分开来。

因此，温德夏的前提理论只能算是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的萌芽。

真正为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奠基的是厄尔特曼（Oertmann）。

1921年，厄尔特曼在《行为基础（Geschaftsgrundlage）》一书中明确提出法律行为基础之概念。

他认为，在一项法律行为中，如果一方将其效果意思（Geschaftswille）建立在某种观念的基础之上，此种观念对于相对人来说不但是可认知的，而且相对人已经知悉同时并未提出异议，那么，此种观念构成该法律行为的基础。

与温德夏的前提理论不同，厄尔特曼没有把行为基础视为意思表示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意思表示之外的能够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因素。

厄尔特曼的理论很快就被帝国法院采纳，二战后，该理论再次在德国法院判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很多学者力图完善厄尔特曼的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

针对厄尔特曼的理论单纯以心理分析为视角这一缺陷，莱曼主张给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注入一定的规范性因素，亦即需要考虑，从相对人的角度看，表意人将其意思表示建立在某种观念的基础上是否具备“可接受（忍受）性（Zumutbarkeit）”，如果不具备可接受性，那么即便在表意的当时，相对人已经知悉此种情事而且没有表示异议，也不能认定为法律行为基础瑕疵。

在晚近的德国民法学中，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走向精确化与系统化。

学者试图通过对行为基础进行划分并构造相应的案型来准确界定这个概念。

拉伦茨将行为基础划分为主观行为基础与客观行为基础。

前者是指双方当事人的某种共同设想或肯定的期待，他们在订立合同时都以这种设想或期待为出发点，而且如果任何一方只要知道这种设想或期待是不正确的，就不会订立该合同，或不会以此种内容订立合同，或至少对方在诚实经营的情况下不会坚持要求他履行合同。

后者是指这些情形：根据合同的意义，它们的存在或持续存在是合同存在的先决条件，不论当事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这种区分已被很多学者与判例接受。

也有一些学者把行为基础划分为大的行为基础与小的行为基础。

前者是指涉及众多法律行为的社会形势，如币值稳定、和平状态的持续。

后者仅涉及个别法律行为。

另一种比较重要的划分是行为基础（自始）欠缺（Fehlen der Geschaftsgrundlage）与行为基础（嗣后）丧失（Wegfall der Geschaftsgrundlage）。

前者是指在缔约过程中，作为当事人效果意思之基础的某种关于当时状况的设想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

后者是指在缔约过程中，作为当事人效果意思之基础的关于某种状况在未来将会持续存在的观念没变成现实，比较典型的是合同的等价关系被破坏以及客观（双方）目的落空。

帕夫洛夫斯基比较特殊，他把第一种分类与第三种分类结合起来。

他认为，战争与通货膨胀导致社会形势急剧变化，由此引发了诸多案例，这些案例涉及事实关系或法律关系客观变化与行为基础的内在关联，而不是行为当事人的主观设想与行为基础的内在关联，前一种情形可以称为客观行为基础的丧失或变更，后一种情形称为主观行为基础的欠缺，最典型的案例是A为了观看几天后即将举行的一场庆典，从B那里租了一个临街靠窗的座位，但后来庆典被取消，A要求退还租金。

显然，帕夫洛夫斯基把行为基础自始欠缺等同于主观行为基础瑕疵，把行为基础嗣后丧失等同于客观行为基础瑕疵。

梅迪库斯似乎对行为基础瑕疵的分类不太感兴趣。

在他看来，上述第一种分类在逻辑上并不清晰，第二种分类没什么意义，第三种分类虽然涉及法律后果的区别，但对于行为基础概念的界定本身没有太大意义。

梅迪库斯更为关注的是行为基础与法律行为内容、法律行为解释、意思表示错误、履行不能、不当得利等概念的辨析。

为了让行为基础的认定更为标准化，他提出了一个行为基础的公式，据此，行为基础包括三个要素：（1）事实因素：至少有一方当事人将某种情况作为缔约的前提；（2）假定因素：这种情况对于该当事人是很重要的，假如他知道其真实性存在疑问，就不会订立合同或者会订立包含其他内容的合同；（3）规范（normative）因素：对方当事人如果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就应当重视这种情况。

「6］（P102－110）总的来看，在当代德国民法学中，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已经臻于成熟，成为一个在学界得到普遍承认，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并且引起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广泛关注的重要理论。

（二）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的立法化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对《德国民法典》债法编以及总则编的很多内容作了修改增删，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增设第313条，专门规定法律行为基础瑕疵。

该条的标题是“行为基础的破坏（Storung der Geschaftsgrundlage）”，内容包括三款，第1款规定：“如果作为合同基础的情事（Umstande）在合同订立后发生严重变化，当事人在缔约时若预见到此种变化就不会订立该合同或将以其他内容订立合同，而且，考虑到所有的具体情况，尤其是约定的或法定的风险分担（Risikoverteilung），不能苛求一方当事人严守原来的合同，那么，该方当事人可以要求调整合同。

”第2款规定：“作为合同基础的重要设想（Vorstellung）被证明是错误的，亦视为清事变更。

”第3款规定：“如果合同的调整是不可能的，或者对于一方当事人是不可忍受的（nicht zumutbar），受害方可以解除合同。

对于继续性的长期债务关系，适用终止权（das Recht zur Kundiguns）而不是解除权（Rucktrittsrechts）。

”按照官方解释，新《德国民法典》第313条第1款规定的是法律行为基础嗣后丧失，亦即客观行为基础瑕疵，而第2款规定的是主观行为基础自始欠缺，第3款规定的是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的法律后果。

从该条的用语看，《德国民法典》的修订者把行为基础嗣后丧失理解为情事变更，这似乎回到了中世纪以及德国普通法时代的传统，当时学说上广泛承认默示的情事不变条款，亦即情事变更原则，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对此设有相应的规定，允许当事人在发生情事变更时解除合同。

对于法律行为基础欠缺，立法者采用类推的方式，把法律行为基础丧失的规则效力扩及于法律行为基础欠缺。

在法律后果上，立法者实行调整优先原则，合同解除只是辅助性的，只有当合同调整是不可能的或是不可苛求的情况下，才允许解除合同。

这与学界通说及以往的判例是一致的。

所谓调整，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中国民法中的合同变更。

法律行为基础瑕疵从一种单纯的学说，到被德国的判例普遍承认，最后被纳入《德国民法典》，是一个法律与社会现实的互动过程，也是私法实质化的一个结果：与近代私法相比，现代私法更为关注契约的实质妥当性，而不仅仅是契约的形式平等与自由，法官与立法者更多地介入契约的内容及其缔结程序，基于实质正义的理念对契约进行导控与调适，对基础瑕疵的契约进行调整就是一个范例。

二、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在我国民法中的制度空间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在我国民法中是否具有独立的制度空间取决于是否存在相应的案型，对于这些案型，我国现有民法制度无法涵盖，但若对所涉及的法律行为效力不予以解销或矫正，将会违背民法基本价值理念。

以下几个案例值得考量：（1）甲（男）与乙（女）经媒人介绍相识并相互产生好感，交往一段时间后，双方决定订婚，甲给乙两万元彩礼，半年后，双方感情不和，决定分手，甲要求已返还两万元，乙称这笔钱是甲自愿赠送，拒绝返还。

（2）甲（男）与乙（女）恋爱，俩人即将结婚，乙之父母赠给甲十万元钱，让甲再贷点款购买一套住房，两个月后，乙移情别恋，甲乙未能结婚，乙之父母要求甲返还十万元钱，遭甲拒绝。

（3）甲与己打算结婚，某日，俩人到丙商店购买婚纱，乙看中了一件价值8000元的婚纱，甲就花钱买了下来，两周后，甲乙关系破裂，未能结婚，甲到丙商店要求退婚纱，遭拒绝。

（4）张某与某饮食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张某承包饮食公司下属的一家大酒店，期限3年，年承包金60万。

张某经营5个月后，爆发“非典”，顾客数量锐减，当地政府颁发禁令，禁止旅游企业接待旅游团，酒店被迫停业3个月。

张某要求饮食公司减少承包金，饮食公司不同意。

在我国民法中，与上述4个案例距离较近的有三种制度：重大误解、显失公平、附条件法律行为。

笔者认为这三种制度均不能适用于这些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