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选择合理利用外资，并对外资进行适当的区域导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来说尤为重要。

1问题的提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跨国间的资本流动规模持续大幅度增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资本的主体部分，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UNCTAD)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统计，2013年全球直接外资流入量增加9%，达到255000亿美元。

与此同时，贸发会议预计2014年全球直接外资流动量将达到1.6万亿美元，2015年将达到17500亿美元，2016年将达18500亿美元。

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和进一步扩散，发达国家直接外资预期将进一步增长，尽管如此，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在今后几年仍将保持高位。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在世界外资流入量最多的20个经济体排名中占了几乎一半。

中国的流入量达到历史新高，继续保持全世界第二大接受国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的全球直接外资流入量的255000亿美元中，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外资达到了7780亿美元的新高，占全球总流入量的54%，而亚洲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直接外资流入量最多的地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大陆与特别行政区的总量竟已超过美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得到了全球瞩目，年均9.7%的GDP增速让大量外资纷纷涌入国内，FDI作为主要的外资引进形式以1979年为起点，到1992年投资环境逐渐成熟，截至2013年底，数据显示中国实际引进的FDI存量已达到20967.67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巨额的FDI中，平均80%都落在了东部沿海地区，2000年前，占比差距尤为突出，东西部地区占比差额最高可达81%。

FDI 在中国的地区分布表现出两极分化现象，这种极不均衡的分布特征成为了国内外经济学者的研究对象。

可以初步推断东部地区的利于运输的地理位置，相对发达的地区经济，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等有利条件成为了吸引早期绝大多数境外投资资本的原因。

但近年来，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2005年更是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部沿海有些地区的经济指标已经与一般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持平，由于早期投资中国沿海的外商企业很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在东部地区不断窜高的成本促使下企业们逐步在迁址和转型期间做出选择，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在政府大力开发政策下，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加之政策的扶持与仍旧较低的工资水平，成功吸引了部分想从东部撤离的外资——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考虑把工厂从东部迁移到中西部省份，但出人意料的是，截至2013年底东部地区的占比仍有70%左右，且伴随着超过10%的年增长率，显然吸引着外资的不再仅仅是低廉的成本了。

FDI在中国地区的性质和数额分布转变成为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的新的热点。

2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依据2.1国际投资理论演化国际投资理论的专门研究始于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海默(StephenHymor)所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

他在其博士论文《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率先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来研究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行为，从而奠定了后人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

随后，大量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原因与条件的理论相继涌现。

其中，较为突出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垄断优势理论和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以及日本经济学者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等。

这些著名理论主要研究方向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总体来说古典国际投资理论主要研究讨论并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发生的条件和原因，并没有把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研究作为核心的系统性理论。

2.2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区域经济学兴起于近二十年，属于相对新兴的学科，长期以来，主流古典经济学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都忽略淡化了区位问题的研究。

早在四十多年前，艾塞德的一句“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就一针见血地点明了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的巨大缺陷，缺少精密严谨的数学论证，大部分建立在推断猜想和语言描述的解释层面，没有令人信服的数据来推断证实。

过去主流经济学派对区域经济学的忽视，首先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范围和规模都还有限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性并没有很好地突显出来；其次在大规模统计活动没有数字化的大背景下，且缺少现代的数学工具，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难以系统地开展。

但是，在近二十年中，全球跨国资本的活动范围和规模都有了划时代的增长，且身处在信息时代缺少数据工具的精准计算状况也不复存在。

空间区位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空前地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成为当今经济学家新的研究热点。

最为典型和著名的理论来自克鲁格曼(Paul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学”(NEG)，他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中合理穿插了“冰山”运输成本理论并成功建立了结构丰富合理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衡量探究产业集群、城市集中化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机制，从而将古典经济学导向了空间维度扩展的进程，兴起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以及更多经济学派的复兴运动。

新经济地理学结合了古典学派的理论基础加之新经济环境的影响因素，配合数学模型验证，与古典经济学缺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环境考虑的模型不同，不但提高了理论说服力，同时满足了现代经济学对严谨和实证性的要求。

3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具体状况如图1所示，从九十年代初至今，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大部分聚集在中部沿海地区，其占比最高峰值出现在2003年的86.15%，从2004年起一路下降直至2013年的68.15%，与其相对应的是中部地区占比的上涨从2001年的10.51%至2013年25.22%，实现了1.5倍的增长。

西部地区的占比虽一直处于低位，但也从2003年3.18%上涨到了2013年的6.63%，增幅超过一倍。

从大体上看，虽然东部地区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但是近年来的占比在不断地下降，与之相对的是中西部地区的逐步上升。

2000年以来，中国开始对区域发展进行政策调整，旨在开发内陆中西部地区，缩小地区差异，稳定长期地发展。

2000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当年的1月，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的组织下正式成立；而后在2004年，为了进一步平衡我国东、西、中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方针。

政府大力的优惠政策引导，基础设施投入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也合理地解释了21世纪初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区域选择上的转移原因，特别地在2004年数据有了明显的地区转移现象。

东部地区FDI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变，中西部地区靠着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低水平的要素成本成功实现了FDI数额的逐年递增。

与之相对的是沿海地区不少城市的经济指标已然达到了一般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令人意外的是东部地区的FDI水平并没有发生大幅度跳水，占比虽在近年有所下滑，但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众势，且东部FDI总额一直保持着超过10%的年增幅。

显然可以推断东部地区的FDI性质不再是以劳动密集出口型为导向(VFDI)，市场和技术导向的FDI(HFDI)将逐步成为东部地区FDI的主体性质。

以韩国对华外商直接投资为例，韩国对华投资主要地区为：山东、江苏、辽宁、天津、广东、上海、浙江、北京，不难发现排名靠前的全部都属东部地区，故我们以韩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作为东部地区接受的FDI的代表，并依据《韩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2013》，以韩资企业开辟市场为导向的FDI成为主导性质，廉价劳动力导向的平均占比仅为35%。

依照近期韩国企业调查显示，多数韩企表示虽然西部地区实施政策支持的企业税收减免，并有各项优惠措施，如土地使用税和产税减免等，但消费市场产业环境等因素仍不成熟，因此就算有政府扶持比起发达的东部地区仍然没有太高的投资吸引力，未来的投资规划将持续专注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并在长远规划上，对使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投资比例会越来越低。

4我国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模型4.1影响我国FDI的区位决定因素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技巧为跨国投资商提供了新的区位选择框架理论和研究方向。

基于上文描述的国内情况，本文借鉴Markusen&Venables的跨国公司投资模型对垂直和水平FDI的处理方式，并同时借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工具，两者相结合试图提出一个更加综合的FDI区位理论模型，即公司特定因素和区位特定因素共同决定的FDI区位选择模型。

该模型对FDI区位影响因素的衡量表述将具有综合性，将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分布因素纳入FDI区位的影响因素系统来进行整体考量，主要对东道国的工资成本、交易效率指数、聚集经济效应、市场规模水平、劳动力质量和产业结构分布对垂直FDI及水平FDI的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4.1.1工资成本从古典区位理论开始成本就成为投资商的一个重要选择标的：城市土地之所以要进行最优规划，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厂商投资区位选择提供方便，而其重点就是通过这种优化来降低投资商的成本支出。

理所当然，工资成本作为厂商运营成本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了东道国选择区域时的重要决定因素。

很明显，垂直FDI 的产生就是源于东道国与被投资国之间的巨大人力成本差异，其必须大到足以弥补中间品运往投资国与其他对产品最终消费的市场的交易成本。

在现实的跨国投资活动中，发达国家的投资商选择发展中国家为投资地区多是基于劳动力低成本的考虑，尤其是进入拉美、亚太地区的早期跨国资本更是如此意图。

从行业基本面来看，那些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尤为看中。

因此，劳动力成本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以调节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地区间的流动。

4.1.2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意味着市场的容量和需求越大。

对于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其最终目的就是把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有些商品，例如即食类的食品、饮料或精密的仪器其不便于运输性让公司不得不在靠近市场的地方建造厂房便于尽快流入市场销售，这时，市场规模越大对企业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通常情况下用当地的GDP值来衡量其市场规模水平，其值越大，市场规模越大。

4.1.3劳动力质量上文提到，劳动密集型企业尤为偏爱低工资成本的地区，但往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换来的也是较低素质的劳动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了实际劳动力成本的隐形上升因素。

反之，劳动力水平高，对于东道国投资者来说，在付出同等薪水的同时会得到更多的回报，某种意义上也压缩了生产成本，不但如此，较高的劳动力水平更是开展高层次创新生产的根本要素，没有良好的高素质劳动力基础“，高精尖”的生产活动将难以维系。

4.1.4交易效率交易效率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商在东道国除了商业生产以外，进行交易、运输、办理各种手续方面的效率水平，也是用来衡量交易成本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