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徐康宁陈健内容提要:不同类型跨国公司或跨国公司价值链内部各增值环节的区位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反映了FDI聚集的一些细致特征。

本文以中国样本为检验对象,揭示决定跨国公司价值链区位分布的主要因素。

在区位选择上,市场规模、交通便利程度、金融条件等对制造类跨国公司的影响度较大;研发类跨国公司对区域或城市的技术基础或人力资本、通讯能力等较为敏感;营运类跨国公司与地理方位、制度透明性和服务业发达程度关联紧密。

研究还表明,高端跨国公司在区位选择上对低成本劳动力这一/重要0因素并不敏感,这一结论和已有的许多研究结果并不相同。

关键词:跨国公司价值链区位选择决定因素一、引言跨国公司或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问题一直都是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揭示跨国公司的区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FD I流动的内在动因,并且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正确描述具有很好的政策含义,可以帮助政策当局制定或修订有利于吸引外来资本的相关制度政策。

就具体对FDI区位分布的研究而言,既可以从总体特征上来观察,也可以从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价值链构成角度来分析。

跨国公司连续的生产经营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不间断的价值链,从生产到销售是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

如果我们把跨国公司的价值链看作主要是由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和营运销售三个阶段所构成的,自然会遇到价值链内部不同价值生成阶段各自的区位选择问题。

为什么跨国公司会将研发活动设在某个国家,将制造活动设在另一个国家,同时又将相应的管理销售活动设在第三国呢?显然,如果仅仅从总体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无法得出很好的结论,而对跨国公司更细微投资活动的观察却可以使我们对其投资行为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并且,对跨国公司价值链增值环节的区位选择做出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FDI在东道国活动的层次性和生产网络,也有助于解释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

出于直观的经验判断,我们可以基本判定,尽管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价值增值环节彼此在区位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影响,但是对其区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可能是不相同的。

例如,除一些共性因素外,跨国公司的研发设计活动可能主要集中在城市功能显著、通讯条件优良的区位;生产制造活动的分布范围相对来说要广泛得多,但也受一些区位因素的影响:凡是具备便利运输条件的区位,都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制造活动的选择之地;相比较而言,跨国公司的营运管理活动则更多地与所在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省会城市似乎是跨国公司选择营运管理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

当然,严肃的学术研究不能靠简单的直观观察,它必须建立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徐康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10096,电子信箱:xkn@;陈健,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5B JL064)的资助,特此致谢。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但文责自负。

138本文的研究思路是:我们先对跨国公司价值链不同增值环节在中国的区位分布状况进行仔细的观察,运用同一数据库分析省级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情况,然后通过实证检验,找出决定跨国公司价值链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文章的基本结构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主要是理论和前人实证研究的简要评述;第三部分到第五部分为论文的主体内容。

其中第三部分将跨国公司的价值链活动分为生产制造、研究开发和营运管理三个环节,并具体分析各增值环节在中国的区位分布状况;第四部分给出了相关理论假说,提出了基本检验模型,并对相关变量做了说明;第五部分是具体的实证检验,内容包括省份和城市两个层面的分析。

第六部分为全文的结论和一点启示。

二、相关理论研究综述在邓宁(J.H.D unning,1993,1998)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之前,有关跨国公司投资动机方面的研究,很少把区位作为重要问题来分析。

当时主要还是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占据主流,如以弗农(R.Vernon)为代表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海默(S.H.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小岛清(Kiyoshi Kojima)的比较成本理论等。

邓宁的理论是一种关于特定优势的理论,内容涉及几方面的优势,包括所有权优势(O)、区位优势(L)和内部化优势(I),即所谓的O LI范式。

从邓宁开始,区位问题不断进入研究跨国公司和FD I的经济学家的眼帘,并逐渐深入和被引申。

在最近10年,研究区位(包括广义区位和狭义区位)的经济学文献迅速增加,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许多经济现象开始从区位的角度来解释。

Hall和Jones(1999)在对世界上不同地理区位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作实证研究后,得出越靠近赤道人均生产率愈下降的结论,其观点引人关注。

Gallup等(1999)的研究认为,基于区位条件的气候对经济增长、居民健康具有重要影响,可以被用来解释为什么靠近赤道的国家经济总是落后的现象。

在跨国公司或FDI的投资区位选择上, Porter等(2005)认为两国的距离是影响跨国公司投资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距离越远,负面影响越大。

Stein和D aude(2006)还从时差角度研究了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问题,他们的研究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时差是影响FD I或跨国公司投资意愿的负面因素,时差越大的区位,越难引起跨国公司的投资。

关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的区位选择上,Li和Park(2006)、徐康宁和王剑(2002)以及Hong (2007)的研究表明,聚集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选择区位的重要因素。

Linda和Tuan(2003)从微观企业角度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为了获得聚集经济,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表现出典型的核心)外围地域分布特点,地理距离、运输成本、相关制度限制(配额)、企业规模等对这一布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Cletus和Segev(1991)分析了FD I在中国不同省份分布的决定因素,在充分考虑到省际之间存在的空间依赖和滞后问题等因素,重点强调了经济发展规模、劳动生产率以及沿海性地理因素的显著影响。

此外,一些学者还在更小地域范围内对FDI投资区位分布及其动态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例如,贺灿飞等(2005)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分析了外资企业在北京周边地区的区位分布特点,发现企业和产业类型、集聚因素共同决定了制造业FDI的区位分布。

前面所述相关文献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基本上把跨国公司投资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从跨国公司价值链不同增值环节来研究区位问题的文献则不多。

在我们找到的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中,Birkinshaw等(2005)重点研究了跨国公司总部全球分布的决定因素,通过把总部进一步细分为运营总部(business unit HQs)和管理总部(corporate HQs),实证分析了125家跨国公司运营总部和35家跨国公司管理总部在全球的分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海外市场销售、加工生产活动、东道国市场等在决定运营总部的区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所有权集中度、全球金融市场、总部的相互依赖性等在决定管理总部分布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Hiroyuki和Hideto(1996)从行业、企业两个角度,以海外研发支出、海外实验室数量、海外研发子公司数量分别作为因变量,分析了日本跨139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日本公司在亚洲的研发机构更趋向市场销售、制造支持型,而在美国和欧洲更趋向高技术和知识获取型,这种目的性的差异导致了其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Teirlinck和Spithoven(2005)以私人企业研发活动在比利时的地区分布为研究样本,分析区位对研发机构的影响,认为影响私人企业研发机构区位选择有两大关键因素:一是知识型组织的集中地(知识型组织主要指大学、公立研究所等),二是交通便利的程度。

作者认为,在吸引私人企业研究与开发活动方面,区位的公共交通便利程度和是否具有足够多的知识型组织同样重要。

总体来看,既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对FDI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区位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做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证,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但是,相关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对FDI或跨国公司总量的研究上,并没有从价值链构成角度,对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FD I各价值增值环节的区位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这正是本文要尝试去研究和找出答案的。

三、跨国公司价值链在中国的区位分布1.数据来源和价值链的划分本文所用的跨国公司微观企业数据均来自C 中的数据库系统。

该数据库收录了年总销售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的跨国公司,并提供了母公司和所有子公司的经营业务描述、五位业务代码标识¹、具体到城市乃至县一级的地址、最终母国、最终母公司等资料,这为我们提供了对跨国公司价值链进行具体分析所必需的重要数据和资料。

数据库的更新速度为每周,这使得本文所分析的跨国公司样本数据是截至2006年度的最新数据。

对跨国公司价值链进行业务划分,存在两种方法。

一种是按照先选定跨国公司(主要是制造类跨国公司),再分类整理出其在中国的各价值增值环节;另一种是直接根据N ASCI代码对所有跨国公司从事的经营活动及其价值增值环节进行分类。

在本文中,我们选择了后一种方法。

按照第一种方法,尽管对象比较明确,但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很差,因为除了像IB M、诺基亚这样具有很高全球化经营程度的超大规模跨国公司外,其它跨国公司在中国同时具有多个价值链增值环节的还不足够多,在中国的投资多数还是以某单一环节的经营活动为主。

按照这样的思路,最终整理出来的对象明确的样本跨国公司数量不足以支持我们的研究。

而就第二种分类方法来说,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在对研发和营运的分类整理中,会碰到部分样本跨国公司,尽管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可以将其归到以上两大类中,但是从其母公司的经营角度,可以判断出它并不属于制造类跨国公司,典型的如一些银行类跨国公司。

对此,可以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协同(Jonathan and M olly,2005)角度来理解。

也可以认为,由于当前跨国公司生产过程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跨界的生产网络组织起来,而这一跨界网络既可以在跨国公司内部完成也可以由许多不同的跨国公司通过分工合作来完成,即或者通过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或者通过垂直分离化方式来实现(彭绍仲等,2005)。

后一种分类方法实际上就是不仅关注了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的跨国公司,也关注了彼此之间形成垂直分离化生产模式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联合投资活动。

在以上划分标准的基础上,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跨国公司原始数据中,在华投资企业很多都存在多项经营活动,很多都给出了三到四个均为六位数的行业活动细分代码。

对其从跨国公司投资价值链构成的角度进一步归纳可以发现,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部分跨国公司子公司集中于制造环节的生产活动,但是却包括几个制造环节部件的生产;另一种就是,部分跨国公司子公司¹这里的代码标识是北美行业分类标准代码(The North Am erican Indus try Class ification System,简记为NASC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