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与刀》之日本对战后责任的认识摘要：《菊与刀》是美国文化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一部经典的研究日本文化类型的著作。

从“耻感文化”、“等级制度”、“重视报恩与情义”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种模式。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这些文化模式论来解释战后的日本对战争罪行一再否认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关键词：《菊与刀》；日本文化；耻感文化；等级制度；战争责任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谋划、发动、实施侵华战争的罪行在日本国内外应承担法律、政治、道义上的责任。

日本进步派大多认为日本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

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认战争的责任并否认其战争中的罪行。

普通民众中既有人承认战争责任也有人否认战争责任，还有些战后出生的日本人认为那场战争与自己“无关”。

日本进步派普遍承认战争日军暴行，呼吁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和补偿。

但日本保守派普遍否认战时的日军暴行，或故意缩小日军暴行的程度与范围，或以“英美同罪”的态度要求对日军暴行忽略不计。

纷繁复杂的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追踪其源与其文化模式有着根本联系。

从1《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可以找到答案来辨析日本对战后责任的认识。

一、耻感文化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

“耻”，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就是不可做出丢脸的事。

在“耻感文化”里，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或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就不用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

《菊与刀》书中说道：日本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

《菊与刀》中指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认罪来减轻内心重负;而日本则属“耻感文化”，由于强烈的耻感，也使得日本人无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否定自己战时日军的暴行，时至今日，日本保守派与很多普通民众仍旧否认失败的事实和战争期间的暴行，931—1945年期间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深重的苦难，在中国实行极其残酷的“三光”政策，一次南京大屠杀就杀死30万中国人，把活生生的中国人用作细菌战、化学战的试验品，却至今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菊与刀》中这样写道：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

日本奉信神道，天皇为神道核心，那么天皇对战争责任的思考也很大程度上决定国民对战争责任的意识。

余志民在他的2《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著作中说道：“昭和天皇在战败投降后不仅没有承担战争责任，反而处处掩盖。

推卸战争责任，极力避免危及自身安全和‘国体’安危。

”昭和天皇不仅自己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承担战争责任，而且从他“玉音放送”的《终战诏书》天皇不仅对侵略战争没有反省和忏悔，反而到处充斥着为侵略战争的辩护之词。

用日本“耻感文化”来辨析日本对战后事实的否认是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正如3《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中阐述的那样：“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承认自己有错的习惯。

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没有“羞耻感”，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

所以，日本“耻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战争责任的思想。

2徐志民著《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3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黎丽著《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二、极端价值观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

i在日本文化模式中，“恩”这个词承受着“负担”、“债务”、“重负”。

在日本等级观念下，一个人接受上辈或上级的恩，或者是从同辈处受恩，就会使接受者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

日本人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就应该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天皇所赐的恩典，这是天皇的“恩情”。

这“恩情”是无条件的义务，这恩情可以将“忠”相互依存与相互矛盾的。

在日本民族史诗集《四十七士》ii里是以对主君的“情义”为核心。

在日本人心目中，它写的是“情义”与“忠”、“情义”与“正义”的冲突以及“单纯情义”与无限“情义”之间的冲突。

故事发生在1703年封建制度鼎盛时期，按照近代日本人的想象，那时，男儿都是大丈夫，对“情义”绝不合糊，包括浅野在内的四十七位勇士为“情义”而牺牲一切，包括名声、父亲、妻子、妹妹、正义，最后以自杀殉“忠”。

他们这种对“忠”与“恩”的回报是极端的，但是在日本，它不断传播、翻印并被拍成电影而广泛流传。

四十七士的墓地长期成为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凭吊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围变成一片白色。

甚至关于这一段内容，日本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这样写着：他们为主君报仇雪恨了，而且情义真诚、意志坚定，应该奉为永远的典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剖腹以效忠，这是在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把这种极端的价值观与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否认是有着联系。

例如：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依旧大言不惭的地说：“交战业已四载，朕之陆海军将士勇武善战，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并未好转，世界之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新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残害所及之甚实不可勘测。

若继续交战，终将招至我民族之灭亡，进而更会破坏人类之文明。

果如斯，朕将何以保持至亿兆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

此乃朕着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缘故。

”昭和天皇这是贼喊捉贼。

把自己日本是站在正义的立场，赞扬日军英勇善战，反而谴责盟军残杀“无辜”。

日本神道的核心是天皇，民族有着对天皇的“忠”和“恩”，而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四处流浪的的战争遗孤，高度残废的退伍军人，以及残留的原子弹灾难，都很容易使日本国民产生“受害”的意识。

加之日本天皇的否认和缩小战争责任，让更多的日本人不提及自己参与或支持侵略战争的责任。

在日本自上而下并且奉信神道的国度里，“情义”与“义务”的关系，不论其对个人要求如何艰巨，至少总是指对其骨肉近亲，或者对代表其祖国、其生活方式及其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一系列责任。

这种牢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因而理应履行。

对“情义”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

在“情义”的领域中，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

日本极端的价值观——“忠”、“情义”、“恩”等，根深蒂固在当时的国民文化里，并天皇等高层对国民的欺骗，逐渐使日本后来的不讳留下了毒瘤。

并且4《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对这欺骗和隐瞒的事件写道：日本政府基于推卸昭和天皇和统治集团战争责任目的，面对国内外战争追究日本人战争4徐志民著《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第55页责任的行动，除提出“一亿总忏悔”论及作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的阁议，以表明追究战争责任的态度外，千方百计地掩盖日军战争罪行，极力模糊本应承担的战争责任。

这种自上而下的欺瞒对日本人之所以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战争的意识，与对其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彻底有很大关系。

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越走越远，以至掩盖战争罪行，默许、纵容否认战争责任的活动。

以下列举几项实例例证此事件。

第一：掩盖银帝事件背后的日本生化战争罪行。

1948年1月26日，在东京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发生的事件。

一名伪装成预防寒伤人员的男子用氰酸钾毒杀了12名行员，抢走约16万日元的现金。

平泽贞通作为罪犯而被逮捕，1955年由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死刑。

银帝事件发生后，警视厅的搜查官中不少人任务嫌疑犯与军人相关，此案或疑与731部队余孽有关。

嫌疑对象最初由处理氰酸的习至野学校、第6陆军技术研究所相关者，逐渐转向731部队、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陆军中野学校的相关者。

在整个事件的询问中，习至野学校、第六陆军研究所相关者常去中国东北进行释放氰酸毒气和饮用氰酸毒液的实验，以测量致死量、致死时间的人体实验的事实大白于天下。

为掩盖毒气活人实验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将油画家平泽贞通作了“替罪羊”。

第二：修改教科书，掀起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

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发布《改定学习指导要领》，首先用“进出”取代了高中日本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

1955年2月，初中《学习指导要领》也将“侵略”一词改成了“进出”。

1958年，日本政府开始在各府县城实行教师的勤务评定，通过一些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严密地控制了教育权，并通过教科书检定制度偷梁换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实的内容。

第三：否认从中国强征劳工的战争暴。

日本不愿承认战时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的事实，并试图掩盖这一战争罪行。

第四：肯定日本战犯和“日本战殁者”的“贡献”，意在抹杀起战争的责任，借此否认日本侵略战争性质。

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战后首次‘全国战陨者追悼会”，日本首相在追悼会上致辞说”毋庸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长和发展，值此追悼会之际，我的心驰向那些战陨者，谨此祈祷其冥福。

”5将日本战犯视为“为国殉难”，称之为奠定日本战后和平与民主的“基础”。

造成里日本国民的思想混乱。

第五：提前释放在押战犯和恢复公职，试图结束“战后”。

根据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公职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万人曾被解除公职，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复公职。

未曾认真反省战争责任的日本战犯及其追随者，战后重返日本政坛，成为歪曲侵略史实和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主要政治势力。

与德国相比，日本方面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是极不彻底的。

对于战争责任者的审判，只限于东京审判的被告，其余的以天皇为首的政界和财界的领导人都没有被追究。

虽然也有开除军国主义分子公职的规定，但主要的对象是军人，以官僚为代表的战争中的许多领导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有的学者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5徐志明：《战后日本人的责任认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战争责任。

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

极端的价值观阻碍了本人对战后责任的正确认识。

三、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关于影响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因，学者们分别从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多领域多视角进行了探讨，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也更为丰富一些。

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视角探讨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内因的研究，虽然论述的深浅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对天皇制、皇国史观的负面影响的探讨上，且观点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