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社会学？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H.斯宾塞在其《社会学原理》(1876～1896)一书中就将科学列为社会学研究的内容。

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于1919年发表了《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的论文，突出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自主性，论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

该文被看作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起点。

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博士论文中，第一次提出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有其独特的价值观的观点，并对科学系统进行了功能分析。

科学社会学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研究。

宏观的科学社会学主要研究、探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科学的控制,以及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微观的科学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家们知识生产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以及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内部运动规律。

具体说，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①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

包括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造成的问题，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与其他社会建制的关系，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要素对科学的影响。

②对科学本身的研究。

研究构成科学的基本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科学的作用、科学的动员和奖励制度4个要素。

③对科学界的研究，包括科学共同体、科学界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行为规范、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等。

④对科学技术政策研究。

中国大陆社会学的重建自酝酿实施至今已20 年,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科学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历近15 年。

与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区研究等一些成熟的分支学科或领域的发展有所不同,科学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前后受到了不同学科的推动、渗透以及挑战。

直接从反映学界、学者的动向和成果最为迅捷的相关专业学术刊物入手,有所侧重、有所取舍地厘清科学社会学既往的历程,包括其内容特质,当有助于人们明确这一学科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尤其社会学家在其中的任务和作用。

中国社会学自1979 年得以恢复重建之后,从一开始即顺应本土社会的现实需求,重视以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对象的经验研究,如小城镇研究、城市婚姻家庭研究、社会发展指标研究等等,取得了一系列体现学科思想理论对社会生活指导作用和对政府部门参谋作用的成果,从而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格”和“实用性格”。

在这样一种大的学科发展背景之下,作为社会学一门分支学科的科学社会学也开始了在中国的起步和探索。

社会背景：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明确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1982年9月十二大又将“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一)社会学的倡导1982年中国社会学会创办会刊——《社会学通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第一份权威性专业刊物,对全国社会学界研究活动的导向和展示无疑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1984年《社会学通讯》在第1、2、6期上刊载了3篇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文章1、介绍、借鉴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或社会过程,可开阔并启发本土化研究的思路；2、以各种形式、从各种角度探讨学科发展的原则,也有助于规范学科的发展；3、经验调查研究,它对于人们认识自己社会中的科学现象、凸显学科的应用价值,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这3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重建初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特色,尽管颇显稚嫩,但却表露出了一种积极的态势。

《社会学通讯》几经改版，于1986 年定刊为《社会学研究》，到1986年止《社会学研究》仍然在年度总目录中设臵“科学社会学”栏目,继续着其对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关注和倡导。

与此同时，该年度的《社会学研究》在第1 、3 、6 期上刊登了3位中国学者就科学社会学主题撰写的文章。

这3篇文章表明了中国社会学家在评价外国科学社会学方面针对性的加强和由苏东到欧美的转向,更表明了中国学者对于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途径以及协调社会和科技关系的原则进行理论探讨的积极尝试。

在1983和1984两年的试刊期间《社会学与现代化》刊发了3篇翻译的科学社会学文章,虽然欠缺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但这些译文的刊登本身对于引发人们重视科学社会学研究则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社会学与现代化》在1986年第4期又刊发了一篇介绍性和一篇综述性的文章。

总之：中国的科学社会学家对于科学社会学学科体系的阐发以及中国各不同学科学者对于科学社会学理论问题认识的汇集,为推动中国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自然辩证法的推进相比社会学自然辩证法对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推动更为连贯和持久，同时自然辩证法推介科学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之前。

1、刊物领域：《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将封面副题改为“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并一直沿用至今,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成为其鼎力倡导和推进的一个至为重要的领域。

1983 年改设“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而当年共刊登了8篇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文章。

此后自然辩证法通讯》基本以每期2篇甚至2篇以上的频度刊载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文章。

2、学术活动领域：中国首届“科学社会学学术讨论会”由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于1986年11月在广州主持召开。

总而言之，80年代在社会学的倡导和自然辩证法的推进之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虽然确立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由于学科、人员、资料等方面的制约,尽管其内容范围相对集中于科学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科学与环境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比较纯粹、狭窄的领域,但要达致规范化和学科化的目标仍有相当一段距离需要跨越。

(一)对科学社会学学科本身的研究1、对国外学说的评价评价角度：美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的强烈示范作用；美国科学社会学在世界范围的独特地位R.K.默顿对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主要代表：（周华）科学是一种社会体制为默顿理论的前提,科学在社会结构中发展为默顿理论的框架。

（若从社会结构对科学的正面影响着眼,则民主的社会结构因与科学的精神气质相一致,而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在周华看来,默顿理论模式的关键在于,它将科学视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于是开辟了一条从整体上考察科学的新途径。

这样,它不仅为科学社会学研究突破仅从科学内部研究科学的陈旧方式提供了理论武器,而且为人们正确认识科学发展的规律进而推动科学进步的步伐提供了思想基础。

孟祥林：对德国科学社会学家P.魏因加特的思想进行一番梳理后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构成为魏因加特科学社会学理论的基点。

P.魏因加特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所以它既有着自主的运行和发展,也有着与环境系统的社会互动,从而产生出科学的自治(自我控制)和他治(外部控制)。

科学的自我控制理论将科学的规范系统以及认识论要素视作科学自我控制的核心；科学的外部控制理论将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系统对科学的干预视作科学外部控制的核心，这种干预主要表现为国家力图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意志转化为知识生产的行为目标,进而转化为科学家的行为取向,在这样一个非科学目标或曰外部目标转化为科学战略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构成为一个发挥沟通作用的重要的中间组织。

赵佳岑：对以色列科学社会学家J.本-戴维的生平和著述做了简单的回顾后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构成为本-戴维科学社会学的基础,科学家角色的产生及其体制化是科学活动持续发展因而也是科学进步的保证,而这种角色的产生及其体制化既是社会结构变革的一个条件又是一种结果。

2、对学科思想的阐释科学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社会学与科学史学相融合的产物,但它同时又与知识社会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一方面,知识社会学是孕育科学社会学的基地;另一方面,科学社会学又是彻底摆脱知识社会学范式的结果。

这种渊源如今又成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科学知识社会学得以生发的基础之一。

研究传统：R.K.默顿为代表的狭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J.贝尔纳为代表的广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两者对比与联系：1、研究人员构成：前者以专业社会学家为主体,后者则广泛包括各学科的学者之外；2、理论方法取向：前者以社会学的理论为指导并使用社会学的概念、范畴作为分析工具,而后者则包容了史学、哲学、计量学、情报学等学科的理论或方法。

3、这两种传统并非截然对立,它们曾经互相促进、彼此借鉴。

(二) 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1、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与其它社会建制之间的关系①科学与法制—近代法制具体说是法人制度和专利制度创造了科学起飞的互补性动力：A、法人制度的具体作用是刺激了处于特定生产方式中生产主体的利益从而促使其对科学产生强烈的需求；B、专利制度的具体作用则是直接刺激了科学劳动者的利益从而促使其全力投入科学活动并取得最大成效。

对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滞后,孙皓晖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刺激科学活动的社会机制,仅仅依靠生产方式的变革不能为社会的一切方面创造直接动力,要使科学起飞还必须创造并完善推动它的具体的社会机制尤其是法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人制度和专利制度。

②科学与宗教（吴忠）科学与宗教间关系:其一,科学与宗教相互冲突、不可调和；其二,科学与宗教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相互调和,二者都是通往认识终极真理或上帝的途径；其三,科学与宗教处理的是不同领域的事物,所谓“科学求真、宗教追善、艺术唯美”即是代表说法之一。

但若结合欧洲、阿拉伯世界、中国等的情形,则可发现以上三种观点都有其偏颇之处。

因此,吴忠认为对科学与宗教二者关系的判定必须放到具体的文化、具体的时代中去进行。

③科学与价值顾昕着眼于17 世纪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的繁荣,试图回答科学在何种文化价值氛围中才能充分成长的问题时,引证了B.巴伯对于西方社会文化价值的概括以及R.K.默顿对于作为科学家行为规范的科学精神的概括,即以合理性、功利主义、普遍主义、个人主义、进步与改善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价值有力地推动着科学的发展,因为这些价值与以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个人主义、情感中立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顾昕还结合“文化大革命”对科学的摧残,认为在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欠缺合理性、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功利主义又往往趋向于极端的实用主义,这是科学遭受浩劫的重要原因。

刘源着眼于1950 —1979 年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对价值取向尤其官方价值取向的变化与科学活动的涨落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他使用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两类划分,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产出之所以呈现出大涨大落的不稳定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官方的价值观念中,科学的重要性次于政治和经济。

也就是:当说重视经济建设时,它只是实现政治价值目标的手段性价值;当说重视科学技术活动时,它也只是实现经济价值目标的手段性价值。

④科学与文化李汉林把文化看作包括了器物、制度、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四个层次的系统,从社会系统理论将科学与文化归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的观点出发,对于科学作用于文化的机制、后果等进行了宏观的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