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政治、体制、经济角度
1、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 4 、缺乏交流与交通
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封建时代的末期，我国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知识很难传递，再加上我们当时国内的交通很不发达，即使有一部分人在搞一些研究，但总是单兵作战，无法协同对科学的发展起协同的作用。

5、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知识分子结构的不合理
“所有这些问题（李约瑟难题）的答案，首先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

” [5]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科学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建制，一种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多侧面、多层次考察科学、揭示科学的本质，特别是他们开创了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科学并入生产过程，要求自觉应用科学，科学成了一种生产力，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

恩格斯指出，科学要归功于生产的、比生产要归功于科学的要多得多；社会的技术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思想，文化，哲学角度
1、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 2 、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 3 、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 [8] 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

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

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

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

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6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科学本身所需的角度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 3 、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4 、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5 、数学的不足
中国在宋朝以后，遭受了蒙古人的侵略，经济与科技文化遭受极大破坏，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稍有恢复，又被满清侵略至灭亡。

中华文明两次中断，才是李约瑟难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2、中国现代经济的政治-经济周期
周而复始的经济波动。

究其原因，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导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使经济出现与正常波动表现特征差异很大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共经历了5个经济周期。

从1977年到现在，又经历了5个周期。

在前5个周期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

每次“大起”，GNP增长率的高峰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3.1%，1964年为16.6%，1970年为19.1%)。

1977年后，曾有四次大起，GNP增长率的高峰明显下降，但仍然较高，均超过了10%。

1952-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济高峰；1954-1955年，反冒进运动，温和衰退；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经济高峰；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温和衰退；1958-1959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八大会议，经济高峰；1960-1962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七千人大会，经济严重衰退，大饥荒；1963-1965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高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经济严重衰退，停工、停产；1969-1970年，党的九大，经济高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经济衰退；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经济严重衰退；1977-1978年，党的十一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1979-1981年，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1982-1985年，党的十二大，经济高峰；1987-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经济衰退；1992-1993年，党的十四大，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变动呈一致性特点，中国的政策总是不断变化的，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主要来自于两个冲击，包括“政治动员冲击”和“政治命令冲击”，前者直接引起经济扩张，后者直接引起经济紧缩。

政策反复变动的原因是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与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我们时时都可以感受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力量。

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与政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在大部分时间是合二为一的。

政府是公有制产权所有者的最有权威的代表。

各级政府作为国营企业的代表主导着投资需求的总趋势，放开缰绳的是政府、拉紧缰绳的也是政府。

而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意义尤为深远。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天赋要素、技术、偏好以及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

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生激励作用，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套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的行为规则，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

以前经济政策仅仅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在对经济波动起作用。

将经济政策纳入到经济波动的内生变量，就有助于深入考察政策周期与经济波动的相互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府在经济衰退期使用反方向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手段；为什么在经济过热时期政府运用紧缩性政策来抑制经济的不正常发展。

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我国经济波动呈现出“大起大落”、剧烈震荡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