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心区规划与建设上传时间： 2008-4-29 9:31:30关键词：城市中心区中心区规划建设来源：ccpd期刊库【中文刊名】城市规划, 2007年12期【作者】杨保军; 王富海【机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院长杨保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这个“特别论坛”确实有一点特别，我们议论的话题是中心区的规划与建设，但是我们不想简单地把一些中心区在规划、建设、管理当中的成绩或概况给大家做展示，而是想从批判的、反思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看看它们在规划、设计、理念、方法以及建成的实际效果方面存在哪些缺憾。

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呢？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可能对解放以来的前30年的情况不是非常熟悉，我们可能从书本上间接地了解了那个过程。

我们涉足城市规划领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

这30年的城市变迁有不少是我们亲身经历，也包涵了我们的梦想，很多城市中心区的建设，都是规划师参与的结果。

现在，很多的中心区已经建成了，有的还在建，回头看一看，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基于这个考虑，我们选择了中心区这个话题，因为它高度综合，由中心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反思整个城市的规划。

这个论坛的策划是由学会的学术工作委员会几经酝酿确定的，学工委成员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来自规划设计单位；二是来自高校；三是来自一线管理部门。

三方的视角不同，对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结论，这种多维度的思考，可能更加有助于我们把握研究客体的实质。

我们先请深圳市规划院的王富海院长“抛玉引砖”，为什么把抛砖引玉说反了呢？因为他抛出来的案例是经过反复雕琢的“玉”——深圳中心区，几乎所有的知名专家都参与了它的“打磨”，称得上是一块“宝玉”了。

今天希望大家也参与进去，看看它是不是经得起大家的“板砖”。

王富海（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改革开放后国家快速发展，现在进入科学发展的新阶段，这意味着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因此在城市规划领域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我们学工委要站在前沿的位置，推动规划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探讨。

今年我们选择的题目是反思与回归，如果不对过去规划工作中的偏差进行反思，就无法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这里具体的操作方式是集中讨论城市中心区的实施，从实施效果中发掘问题，找出经验和教训。

深圳的中心区确定于建市初期的1985年，在深圳快速建设中保留了10年并一直在做着各种类型的规划，1996年开始大规模建设，边实施边不断深化规划设计，反复研磨，频度很高，每一次推敲在技术上都有一定的进展，如此多次而多方面的规划加在这个4km2的地方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磨砺得比较完善的项目。

10年建设下来，深圳中心区已基本形成，只剩余25hm2用地。

其中的得与失，都具有较强的反思价值。

在“得”方面归纳如下：其一，选址恰当，适应发展；其二，强力预留；其三，规划主导，对建设起到了绝对控制作用；其四，基础先行，整体推进；其五，精心规划设计，在轴线营造、标志性建筑、空间营造、重要街区和主要的节点等方面都做得很细。

而在“失误”方面，站在实施效果角度来看，可反思的教训有：第一，技术构思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其一是路网分出了7个级别，连通度大大受损，这是中心区规划的概念性错误；其次在空间格局上也因为东西轴、南北轴及主干道的分隔而呈离散状态；其三是尺度过大，不利于人的活动；其四在布局上过度设计，功能过度分区，造成实施中的多变。

第二，在开发的策略上，曾提出要以“地价洼地”推动中心区高标准建设，但实施效果适得其反；而在建设秩序上，最早提出的“中心开花”方式，实施中也恰好相反，四个角的住宅区先行，边沿地区跟进，而中心地带至今未完整建设，形成“金角银边草肚皮”格局。

第三，在建设周期上提出5年内建成，缺乏耐心，欲速则不达。

为此还改变功能，强加了一个巨大的会展中心，体现的是“为建而建”而非“为用而建”。

第四，建设控制与引导的问题。

首先，设计标准门槛过高，充斥着超高层，而市场需求达不到，供需之间发生很大冲突，土地易主，小开发商接手建设“办公地产”，以小单元出售，不利于今后的整合提升；其次是配套功能无序，至今中心区功能严重偏门，在全市格局中的作用有限。

第五，建设启动晚了5年，错过了深圳办公楼建设的高峰期，而这期间的办公楼基本建在了原来的罗湖上步中心区，使得深圳至今还处于单中心状态，阻碍了总体规划确定的“组团式、多中心”格局的形成。

可以说，中心区的场景搭起来了，但还是一个空架子，负面影响很大。

从深圳中心区建设效果的回顾中，可以看出过去30年城市规划中标准不切实际、布局突出形式、急于形成效果等种种问题，反映出规划还是要从尊重建设规律、实事求是、综合协调等方面找出路。

因此，我们要反思什么？反思最基本的问题！回归什么？回归最基本的道理！希望中心区反思可以作为开头，规划界尽快形成反思的潮流，反思之后才能轻装上阵，使我们的规划工作做得更好。

王唯山（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刚才听了王院长从检讨的角度对深圳城市中心区规划建设的介绍，很受启发。

下面结合对城市中心区的反思谈几点看法。

一是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中心区？过去几年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心区开发，常使城市行政中心等成了中心区的主角或甚至成了中心区替代品。

中心区固然可以包含行政功能，但比重过大、单一化的行政功能必定使城市形象表情严肃、性格孤立，使中心区失去应有的多样与活力。

CBD也不是中心区的真正内涵，虽然可以给人以一定的中心区视觉形象冲击，但CBD与市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有多大关系呢？对于真实城市生活，好的中心区既要有大饭店也要有小吃街，既要有音乐厅也要有说书场，只有多样化的结合才会吸引人。

所以中心区应以满足全体市民和外来游客日常生活多样化活动需求为主，行政办公等不应成为城市中心区的主角，这是许多城市在以行政中心建设为先导的情形下发展中心区需要注意避免的。

二是城市中心区转移发展问题。

对于多数具有一定发展历史的城市，为了疏解功能带动发展，普遍有中心区转移发展的问题，包括厦门的许多城市都把中心区的转移作为城市空间跨越发展的重要依托。

中心区转移通常发生为从旧城到新区，转移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距离，二是时机。

距离与城市的总体发展与规划布局有关，它涉及如何有效带动城市土地开发的问题。

时机的选择则非常关键，时机太快会造成土地与资金投入的低效浪费，时机滞后则不利城市功能的及时疏解。

现时的多数城市由于急于带动土地的大规模开发，有时在连基本的交通支撑都没有甚至于没有总体发展框架的指导，就盲目启动中心区建设，结果是所谓的中心区大大游离于城市整体发展之外，造成建设发展的极度低效和浪费。

三是规划理念问题。

中心区当然需要具备城市重要景观的特质，但过于注重景观等外在因素，常使中心区变成貌合神离的“城市客厅”。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当今，中心区应充分体现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即注重土地的高效集约利用，尽管有“城市客厅”的需求，但中心区却应是城市开发最为密集的地区。

目前中心区规划理念普遍存在过度形象化的倾向，而形象的表达也不容乐观，随处可见的是大而不当的广场、冷漠的建筑表情和缺乏活力的环境。

精英式规划有时将有失偏颇的理念强加给了城市和民众，其实并不了解城市和民众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城市中心区建成什么样应该多听听使用者的意见。

袁奇峰（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CBD不是每个城市都有机会。

广州市1993年开始准备建设珠江新城，结果到1999年一栋商务写字楼都没有建，市政府主动将商务用地的楼面地价从3200元/m2下调到2380元/m2。

可是2003年形势变了，开发需求突然很高，2007年5月珠江新城商务用地的楼面地价已经拍卖到9657元/m2。

珠江新城地价飚升虽然得益于广州经济超速发展（2001—2006年全市GDP从2841.65翻倍增长到6068.41亿元），但是也难免有房地产市场操作的因素。

问题是，如果市场上突然增加上百万m2的写字楼的话，相当一段时间内靠租金的回报是很困难的，投资炒作的问题就凸现出来了，建设上来了，需求还没跟上，结果很可能租价不断往下走。

为什么要搞CBD？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城市经济的发展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产业的高度化，另一个是经济的服务化。

广州1993年提出中心区建设的设想就是要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一个基地，CBD成为城市政府主导第三产业发展的“抓手”——以中心区建设推动城市产业的提升！各个地方政府都有很强的发展意愿，想抢夺产业发展高地，但是如何培育第三产业我们根本没有经验！改革开放30年，国家治理的基本方法就是“分权以调动地方积极性，竞争以促发展”。

工业园区发展的经验能否直接运用到城市中心建设中来？实际上这有很大的不同！政府的强意愿和市场的弱需求的错位，是我国目前城市中心区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

为了发展CBD，许多城市把公共财政投进去，所以在城市中心区处处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

广州市用城市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少年宫来打底子还好。

杭州、南昌、深圳、银川等等基本上就想用市政府大楼来带动CBD发展，问题是政府办公区与中央商务区本身就是不相容的。

杭州的市政府是一个巨无霸，6栋楼围成了一个圆圈，南边是两大件（歌剧院、会展中心），本来钱江新城地方就不大，结果中间一切两块，商务区难成气候。

南昌红谷滩新区也是靠政府来带动的，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招待所和展览馆等六大件中间一放，本来是一个10万人口的新城，变成了两个各自只有5万人口的居住区，这种做法值得斟酌。

最夸张的还数深圳，本来就是一个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为什么要把政府放在中心区做主角？而且还用了一个很昂贵的价格盖子把政府各部门联在一起，故意把气势作大，完全是一种权威尺度，与深圳改革开放前沿地“拓荒牛”的形象相去甚远。

中心区设计如何回归到“人的尺度”可能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张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今天大家讨论中心地区的规划和发展问题，一般的中心地区在城市整体进程中，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选择都是总体规划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许多城市面临了新的城市中心地区建设规划问题，这和中心城市增强服务功能、提升区域地位的意图有关。

尽管动机有理性的一面，但是新的中心地区在选址、选择恰当开发时机和时序上仍然需要慎重，这些决策对城市发展全局往往是战略性的、决定性的。

从我们接触的案例来看，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增强中心城市区域服务功能的合理动机之下，城市决策非理性的表现太多。

首先在中心地区的选址上容易看到土地的价值和收益，但对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意义理解太少，往往先有决策者中心选址的意见，规划人员只是跟在后面论证其合理性。

建设一个新的城市中心本来对城市是一次重要的功能和结构提升的机会，但选址没有足够的长远眼光，投入那么多资源，建下去没有可持续性，应该发挥的效应远远不够，非常可惜；第二是中心地区的规划设计，自从1990年代海口旧机场改CBD开展国际竞赛，法国设计机构做了好大一个有公建环绕的梭状公共绿地后，许多中心地区的规划设计都愿意用这个方式体现其大手笔，因为设计人员在揣测城市领导的心思投其所好，还要附会中国文化的传统，做出如意呀、阴阳呀，其实这些形式主义的玩意儿早在五十年代我们中国的规划师已经给予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