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玄学论战综述00920019 李志在20世纪20年代，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
论战围绕着科学是否可以支配人生观、科学人生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等问题展开，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
该论战意义重大，对中国思想界的更新与发展，中国哲学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论战的背景这场“科学与玄学之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
从西方思想界，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界来说，理智主义一直是其传统。
在一战结束之后，西方思想文化领域受到巨大的冲击，人们开始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科学”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与科学主义对立的人文主义思潮开始受到重视，不断传播起来。
至此，西方的哲学分裂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正如黄玉顺所说“我们知道，现代世界的哲学界、思想文化界，分裂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
以丁文江、胡适之等为首的‘科学派’，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首的‘玄学派’，分别代表了这两大世界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传播。
”西方世界对理性与科学的批判在中国大地上同样产生了影响，早先的人们“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看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
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
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1可以说，自此之后，科学在也开始受到检讨和批评。
同时，中国的“玄学”，可以说中国思想上由来已久的观念，即心性传统，包括了中国的儒家传统，甚至囊括进了“包括儒、释、道在内的整个中国哲学的传统”2。
在这样比较宏大的背景下，科学主义与玄学主义的争论在“五四”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得到了爆发。
可以说，“科玄之争”就是新文化运动前期与后期两种思路碰撞的结果。
二、论战的过程科玄论战自1923年2月开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结束，历时两年之久，整个论战的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论战的爆发1 张君劢的“人生观”演讲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为一些即将赴美学习科学的学生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此篇演讲词随之发表在《清华周刊》的第272期上。
在该篇演讲词中，张君劢指出，科学观与人生观是不同的，“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科学为伦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是自由意志的。
”“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同时他还总结了人生观的特点：“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
”张君劢在这次演讲中海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别，他认为人们应当思索“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同时指出东西方之间应当加以交流与沟通，这一点即便是放在今天也仍旧是正确的。
2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1转引自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原文源自梁启超《欧洲心影录》2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第97页张君劢“人生观”演讲发表之后，丁文江发表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
丁文江是地质学家，科学主义者，他将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并称张君劢为“玄学鬼附身”，他在文章中驳斥了张君劢“人生观是主观的”这一观点，论证了人生观并不是主观的，而同样是客观实在的，不能用主观与客观与否来区别科学与人生观，人生观是同样有是非的评判标准的，进而“有统一的公例”的。
在文章的最后，丁文江还引用了胡适之的话“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3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丁文发表之后，张君劢又作了一篇题为《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的论文，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予以反击。
在该文中，张君劢从很多方面驳斥了丁文江，详细论证了人生观与科学的界线，讲述了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分类及其异同，答复了丁文江关于人生观的各种质问，反驳丁文江的“科学的知识论”之说，“我之最不解者，则‘科学的知识论’之名词是也。
”“知识论者，哲学范围内事也，与科学无涉者也。
”并且表述了自己对于科学教育与玄学教育的看法，以及对物质科学的了解与看法，对“物质文明之利害”也进行了论述，告诫国人不要重蹈西方工业时代的覆辙。
至此，科玄之争正式爆发，科玄两方的主将也都出场，并且就其主要观点进行了第一回合的交锋。
（二）论战的展开1 梁启超《关于玄学与科学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人梁启超宣言》5月5日，正当丁、张激战之时，梁启超发表了《关于玄学与科学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人梁启超宣言》一文，此文是就两派的论争所提出的学术论争的规范性的注意事项，他指出，“希望问题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
倘若因一问题而引起别问题，宁可别为专篇，更端讨论。
”“希望措辞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
倘若一方面偶然不检，也希望他方面不要效尤”同时梁启超也指出了该场论战的重要意义，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甚至是一场“百年战争”。
在这篇论文中也或多或少表露出了梁启超对玄学问题的重视，对玄学的支持，尽管并不明显，“他更重视的乃是人生问题，而非科学问题。
”2 科学派的攻击论战正式开始，科学派方面不断出现各种名流加入进来，发表一系列的文章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科学派继丁文江后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胡适之，他在5月11 日在上海写成《孙行者与张君劢》，发表于《努力周报》上。
文中他将张君劢比作孙悟空，而把科学与逻辑比作如来佛，即使玄学有再大的本事，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
胡适之以无懈可击的逻辑，指出了张君劢论点的三处矛盾，一是，张君劢否认人生观有公例，却归纳出“人类目的……不趋于恶而必趋于善。
”二是，张君劢说精神科学纵有公例也不能根据以往的公例推测未来，而他同时又说精神科学或人生观“既据以往以测未来……此可以深信不疑者也。
”三是，经过逻辑推导，张君劢的“人生观不为因果律所支配”不攻自破。
3胡适此文成为科学派对玄学派攻击的开端，此文之后，丁文江又撰一文《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分别从（1）张君劢的现在主义（2）人生观的定义与范围（3）对于科学的误解（4）存疑学者的态度（5）知识论（6）精神与物质（7）美术、宗教与科学（8）结论，“一个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这是丁对人生观的一个定义4。
后来，丁文江又于6月5日作了一篇短文《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发表于3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第144-145页4八个方面的总结摘自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第145-149页《努力周报》。
并且在此文之后附了“答林宰平”，不承认“张君劢所讲的人生观与玄学无关”，还给玄学下了一个定义，即“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
这是两位主将的相关论点与作品，此外还有其他的人物同样对玄学派进行了攻击。
如，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其中指出“人生观成不成科学是一回事，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又是一事”；章演存《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直接针对张君劢“人生观”演讲中所列的人生观与科学的五点区别而发的；朱经农撰写《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唐钺先后写作了《心理现象与因果律》《“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等五篇文章；吴稚晖的《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等很多文章，表现了科学派对玄学派的凌厉攻势。
3 玄学派的抵抗玄学派以张君劢和梁启超为主将，对科学派的凌厉攻势作了有力的回击。
同时张君劢又在中国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题为《科学之评价》，张总结说“若以欧洲以往之思潮为官觉主义，而以吾人之思潮作为一种超官觉主义，则其利害得失当如下表：第一，官觉主义之结果，实验科学发达，侧重理智，工商立国，国家主义。
第二，超官觉主义之结果之预测，重精神（或内生活）之修养，侧重情意，物质生活外发达艺术，国际主义。
”这就像他的题目所说，情意要对科学或认识做出评价。
作为玄学派的另一员主将，梁启超在5月23日作了《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发表于《时事新报》，在此文中他对一些概念做出了区分，比如“人生”“人生观”“理智”“情感”，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科玄双方都做出了批评，认为人生的问题分为不同的方面，有些可以用科学来解决，有些却是超科学的，必须要从心灵方面作出解释。
在此之后，林宰平发表了《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其立场与张君劢很一致，本于儒家学说。
屠孝实发表了《玄学果为痴人说梦耶？》指出玄学绝对不可无。
菊农发表《人格与教育》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明概括为两大基本精神：个人主义，机械主义。
王平陵发表《“科玄之战”的尾声》将“科玄之争”称为“科哲之战”。
除了明显的科学派与玄学派人物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物不能简单的归为哪一派，例如孙伏园、范寿康、张东荪等，都有精辟的见解。
三、论战的深化与结局到此之时，出版了两本文集，一是汪孟邹编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胡适作序；二是郭梦良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人生观之论战》张君劢作序。
前者收文29篇，另有陈独秀与胡适的序，代表了科学派的立场。
后者收文30篇，另有张君劢序，代表了玄学派的立场。
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的推出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正式加入到论战中来了。
源于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的序，以及书中收入的胡适《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答适之》之间所做的辩论。
陈独秀所作的这篇序实际上深化了这场论战，他抛出了“唯物史观”，同时对玄学与科学作战。
而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成为了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除了陈独秀所作的上序，另一位重要人物邓中夏在1923年11月24日发表了《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文中谈到了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的异同，并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对思想界三足鼎立的格局进行了分析。
次年1月26日，又发表了《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紧接着瞿秋白作分别批判科玄两派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之》。
1924年，梁启超《非“唯”》发表。
超越了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陈独秀对此作了《答张君劢及梁任公》来回应。
到此科玄之争已经是尾声了，即便以后的相关的一些文章也没有很大的进展，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到此结束了。
这场论战为我们带来的思考是深刻的，尽管形式上这场论战结束了，但是人们直到现在也并没有停止思考，它“体现了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三大思潮，即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交锋，具有深厚的理论底蕴和文化内涵，它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走向，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