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政策的转变摘要：西汉初年，匈奴兴盛于大漠南北，成为西汉王朝的强劲对手。

高祖刘邦在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以武力讨之，其结果是失败而归，其后，他便采取和亲之策，经过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的和亲往来，终在武帝时期通过武力的方式来“制夷”，使得匈奴遭重创，而汉也为此付出了由盛转衰的代价。

战争间隙，武帝还通过笼络匈奴降众、置属国的策略来分化匈奴内部势力，这为后来汉朝对匈的羁糜统治做了铺垫。

关键词:汉武帝匈奴武力征伐属国一、秦及西汉早期对匈奴的政策匈奴势力在战国末期已发展起来，公元前310年左右，其地域己与战国的燕、赵、秦相邻。

匈奴的东界就在燕长城以北的今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东部一带，西界在今天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匈奴的活动对邻近的赵、秦构成很大的威胁，因此赵、秦两国都修筑了长城进行防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消除匈奴的威胁，于公元前214年，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占领了今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地区。

其后，为了防范匈奴卷土重来，秦一面派蒙恬将兵30万屯戍上郡，一面征发役徒，耗费大量财物及民力，修缮连接了战国时燕、赵、秦三国所建的长城，号称万里长城。

秦为应对匈奴的威胁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高祖刘邦在遭平城之围后，便采取刘敬的和亲之策，其后惠帝、吕后、文帝、景帝都遵循之，至武帝即位还“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

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在这期间，除岁给匈奴各种物品外，还于高帝时、惠帝三年(前192年)、文帝六年(前174年)、景帝五年(前152年)四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单于。

由于和亲政策的执行，汉朝争取到了60多年比较和平安定的环境，与“天下”休息，民务稼墙，衣食滋殖，海内殷富，在与匈奴通关市中汉大有获益，这对增强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在国内还不具备作战的经济、军事条件下，一种比较理想的策略。

二、武帝时期对匈奴政策的改变和亲不是长远之计，这一点，到了汉中期，逐渐成为朝廷君臣的一致看法。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派遣使节到汉廷要求再续和亲协定，汉武帝为此召集了廷议，商讨究竟如何对付匈奴问题。

在廷议中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宰相韩安国为代表，一派以精通胡族事务的边境官员王恢为代表。

前者极力捍卫传统的和亲政策，而后者则强调使用武力。

初时，韩安国的意见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武帝暂且同意继续采取和亲的和平路线。

与匈奴的彻底决裂发生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这是第二次朝廷廷议匈奴问题的结果。

在这次廷议中，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武帝最终推翻了他先前的决定，而倾向于主战派的意见。

从这次朝廷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匈政策转向的原因及其必要性。

从财政上看，在和亲协定下，匈奴每年向汉朝索要的礼物不断增加，这是汉政府一笔不小的负担。

在和亲的馈遗之外，为稳定边境的局势，汉政府还要移民实边，加强边境战备和守卫，这在财政上的代价甚大:馈遗费每年一千金(一金值万钱)。

此外，还有国防工事建筑和维修费及守边戍卒的给养费等”。

然而，即使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仍然不能够保证汉匈间的边境安宁，匈奴入侵的报告不时地从边境紧急送往朝廷。

正如武帝所说:“联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馒，侵盗亡己。

边境被害，联甚阂之。

今欲举兵攻之。

”从政治上看，汉朝叛将和其他反叛势力经常向匈奴寻求支持，甚至干脆叛逃到匈奴一方，这不仅构成了对汉王朝的威胁，也恼怒和刺激了汉王朝的统治者。

因此，为了最终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诉诸武力征伐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1、武力征伐匈奴的客观条件完备在汉武帝时期，军事征伐匈奴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汉初的和亲政策的实施，为汉王朝赢得了时间。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汉“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康庚尽满，而府库余财。

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

另外，互市的开展使得汉大有获益，例如马匹当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据学者研究，汉时奉养战马一匹，须有“十一家力耕””，故战马的配备是一笔很大的负担。

而汉又十分匾乏，通过关市贸易，匈奴马匹以及相随而来的养马术的输入，使汉养马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汉书·食货志》中描述汉武帝时养马盛况说:“天子为伐胡敌，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

”这些为后来汉武帝与匈奴决战提供了重要战备基础，对增强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2、征伐匈奴的三个战争阶段征伐匈奴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大国事，他在位期间对匈战争持续了四十多年，武帝的伐匈之战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武力征伐匈奴的第一个阶段是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共十五年。

在这一阶段中，西汉王朝的战略目标是夺取河南地、河西走廊，并寻求匈奴主力决战，以摧毁对方的军事力量。

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车骑将军卫青领兵出云中，“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收复了秦时的河南地。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镖骑将军霍去病、公孙敖领兵出北地，“过居延，攻祁连山”，两出河西，匈奴浑邪王率其部众降汉。

至此，西汉王朝控制了河西走廊，“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汉政府先后在此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切断了匈奴与氏羌的联系，打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大将军卫青和缥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人，步兵、轴重兵等数十万人，分道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决战。

卫青出定襄塞外与匈奴单于接战，霍去病出代郡同匈奴左贤王接战。

是役，匈奴士卒损失近十万之众，实力大减，远遁漠北，“漠南无王庭”。

西汉王朝在经过以上三次重大战役之后，虽然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但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仅元狩四年的漠北战役，“汉士物故者亦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无力再大规模出兵匈奴了。

第二阶段是汉匈双方休战阶段。

时间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这一阶段双方以政治谈判为主。

经过前三次大规模的战役以后，匈奴己丧失大片地区，军事实力遭到严重损失，他们暂时己无力单独进攻汉朝边境，只能一面恢复喘息;一面继续压迫、联络其统治下的西域各属国，以便共同进扰汉朝，所以，匈奴需要暂时的休战。

同样，汉王朝也因战役中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致使国库空虚“大司农陈藏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不得不暂时收缩阵线，整顿休战。

而由于匈奴势力向西转移，汉王朝的军事战略部署也不能不随之将重心西移，而西线的战略布置的主要内容是联络西域诸国，但联络西域诸国的前提必须开发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河西走廊。

为巩固新取得的河西走廊，保卫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以“断匈奴右臂”，汉王朝在此期间大力开发河西，如设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迁徙移民进行发展生产和巩固边防，大量屯垦田地。

经过十五年的休战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汉，汉筑受降城以待。

次年，左大都尉谋反事泄被杀，前去接应的赵破奴军二万人也被匈奴围而歼之，汉匈战争由此再起。

武力征伐匈奴的第三个阶段是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至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其战略目标是继续武力打击，以求最终臣服匈奴。

此一阶段的战争，汉军己不能保持前一时期的优势，而频频失利。

其中规模较大的战役是: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三万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但“汉兵物故什六七”:因杆将军公孙敖、强弩都尉路博德出西河，皆不战而返;骑都尉李陵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遇匈奴单于军，兵败被俘。

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率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因杆将军公孙敖率骑兵一万、步兵三万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出五原，大举北征，皆“不利，引归”。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七万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领兵三万出西河，重合侯马通领兵四万骑出酒泉，再次分路北征匈奴，结果以李广利败降匈奴而告终。

自是之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未能实现以武力臣服匈奴的战略目标。

但总的来说，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从根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

三、武帝对匈奴实施的怀柔手段如果说武力征伐是汉武帝对匈采取的强硬措施，那么，笼络匈奴降众、置属国的羁糜策略则是武帝对匈采取的一种怀柔手段，这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分化匈奴内部势力。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间接形式比正面的战争冲突会起到更为有效的结果，并且使得武力征讨来的“广地万里”的局面更加稳定和巩固。

1、笼络匈奴降众武帝时期，降汉的匈奴人甚众，有上层的匈奴首领，也有下层的贫民百姓。

对于来降的匈奴首领，武帝对其封侯、封地、封户。

通过对降汉匈奴上层的册封，汉进一步加剧了匈奴内部的分化，削弱了匈奴的内部力量，从而减轻了汉朝北边的压力，同时这些受封的匈奴上层还帮助汉朝出兵他族，增加了汉的军事力量。

2、设置属国进行有效管理为了安置匈奴降众，武帝通过设置属国进行管理。

早在文帝时，贾谊就给文帝提出过置属国、建三表、施五饵的建议来解决匈奴问题，晃错也献计利用降胡善于骑射的长技，在边郡组织骑射部队对付匈奴。

对属国的管理，武帝“因其故俗而属国”，即“依其国之俗而属于汉”，实际就是土流合治。

如《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渠复累“以属国大且渠击匈奴”，被封为“昆侯”。

这表明属国建立后，属国都尉等上层官职虽由汉人担任，但下层官职却吸收了不少匈奴原来的官员充当;不仅匈奴原来的官员被吸收在属国机构中担任各种武官职务，而且他们原有的官号“属国大且渠”得到了保留。

后来的西汉统治者也有仿效此法的，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与握衍胸辊单于有隙，率数万骑附汉，郑吉发兵迎之，汉封先贤掸为归德侯。

这种招降匈奴民众，安置属国的办法确实也收到了相当的成效，截至宣帝五凤二年为止，前来降汉的匈奴民众就达十余万之众。

四、总结武帝通过大规模用兵匈奴，有效摧毁了匈奴的军事力量，基本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虽然未能直接实现臣服匈奴的目的，但却为最终实现这一目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汉王朝在大规模用兵匈奴的同时，还辅之以安降众、设属国的间接手段来笼络、分化、瓦解匈奴，促使匈奴内部发生裂变，正是在西汉王朝这一武一文的对匈政策的作用下，呼韩邪单于最终走上了奉藩称臣的道路，也为后来实行的羁糜政策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