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老年人口消费总额和消费比例不断提高，这一特点将在未来25年内得到进一步体现。

在老年人口消费结构中，其基本需要已由以饮食为主转变为与健康照料有关的劳务需求为主，这将对我国老龄产业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并将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本文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继续大力发展国民经济，逐步改变我国“未富”的现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重点发展一批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向社会福利社会化道路迈进，积极开展社区为老服务，加强老年社会服务队伍建设，调整社会福利事业管理职能。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养老负担0 引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是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后日益引起重视的。

此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一过程将在现在和未来对我国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

本文将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各种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出分析，研究人口老龄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这对于中国扩大内需、应对老龄化危机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1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原因1.1 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而言，在近30年里由1982年的4991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12288万人增长了2.46倍，老年人口比例由4.9%提高到了9.1%。

目前我国处于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阶段。

2015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

预测显示，从2015—2035 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会增加一倍，达到20%；此后一段时间，老年人口将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2020 年后，进入加速和重度老龄化发展阶段，到2050 年，老年人口总量超过4 亿。

总的来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持续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不容乐观。

1.2 人口老龄化起步晚，未富先老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10000 美元以上。

而我国开始人口老龄化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超过1000 美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专家普遍认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正面临世界各国从未遇过的一场人口危机根据国际上一般模式，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产物。

中国也遵循这个规律，但我国人口老龄化提前出现，和人口控制密切相关。

中国人口老龄化比一般国家严重。

因此，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

1.3 高龄化速度快，性别比变动较大1982～2011年，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比重从4.3%上升到9.6%，而人口老龄化从1982年的3.56%上升到2011年的6.96%，高龄化速度快于老龄化速度；从绝对数看，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由181.3万人增加到1200万人，年均增加29万，老年人口年龄中位数由66.5岁提高到68岁，提高了1.5岁，预计到205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占老年人口的20%，老年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提高到71岁。

1.4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原因1.4.1 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前提死亡率下降对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影响正在日益加大。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医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得以发展，死亡率不断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1.4.2 生育率下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半个世纪前，因为政治和政策的原因（如众人拾柴火焰高，革命加生产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等）导致我国人口激增，人口出生率由1949年的36‰不断上升到1954年的39.97‰；1963年达到43.4‰，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3.33‰。

根据杜鹏的研究结果，从1950年到1990年，生育率变化的作用使0～14岁人口比例降低了19.5%，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增加了2.7%；从1990年至2030年，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将使老年人口比例提高2.12%。

由此可见，生育率下降的作用远远大于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推动作用。

2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2.1 计量模型根据以往文献表明，人口老龄化因素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家庭未成年人抚养总支出对抚养数量弹性较小。

研究还发现，消费习惯是近年来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之一。

本文采用无截距项的多变量回归模型，数据来源为面板数据，模型为：cpi，t=βdii，t+χpi，t+δri，t+？准dyi，t+φdoi，t+εi，t其中，cp表示平均消费倾向；di表示实际可支配收入；p表示价格；r表示利率；dy表示少儿人口抚养比；do表示老年人口抚养比；ε表示残差项；下标i，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采用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具体说明如下：（1）平均消费倾向。

从2001～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获得各年各地区城镇居民每人平均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数据，用平均消费支出除以可支配收入得到平均消费倾向数据，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2000年各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平均值为0.8，2011年各地区平均消费倾向平均值为0.70.从整体上看，2000-201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有下降的趋势；（2）实际可支配收入。

本文采用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作为数据来源，可以从2001～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当年价的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除以当年同比（2001 年价格标准化为100）的消费价格指数，得到城镇居民实际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3）价格。

本文采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价格的代理变量。

可以从2001～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环比（上一年为100）的中国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需要进一步转换为基比消费价格指数。

本文以2000 年作为基年，即2000年价格指数为100，转换公式为：cpi′t =cpi×cpit-1×…×cpi2001（100）t-2001其中，cpi′t表示以2000年作为基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表示环比的消费者价格指数；（4）利率。

本文采用1年期存款利率作为利率的代理变量，数据来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5）老年人口抚养比。

本文采用城镇居民老年人口抚养比，数据来自2001～2012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3 模型估计和检验针对以上多元回归模型，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方法进行估计，得到初步估计结果（见表2）。

本文显著性水平设置为0.05，即p 值小于0.05 时，通过参数显著不为零的假设检验。

f值为11 780，相对应p 值小于0.0001，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整体统计性质良好。

实际可支配收入、价格、利率、老年人口抚养比通过统计检验，变量少儿人口抚养比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变量实际可支配收入、价格、利率与平均消费倾向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平均消费倾向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剔除不显著变量少儿人口抚养比后，得到最后估计结果（见表2）。

除变量少儿人口抚养比外，其他变量的计量结果和理论模型的结论完全一致。

实际可支配收入、价格、利率、老年人口抚养比都会显著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实证结果如表2。

表2 模型检验结果第一，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平均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 万元，平均消费倾向将下降0.047。

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小于收入增长。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并没有带来消费支出的相应增加。

本文认为原因主要有3点：（1）根据凯恩斯绝对消费倾向假说，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镇居民消费倾向降低，从而导致平均消费倾向降低；（2）消费习惯是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正在经历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而居民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过去的消费习惯，从而造成平均消费倾向下降；（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未来的不确定性及中国人的文化导致居民拥有一个较大的储蓄。

第二，本期价格和平均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pi 增加1 单位，平均消费倾向将下降0.0037。

价格的上升将减少城镇居民的当期消费。

这个研究结论对中国近些年消费率持续下降有一定的解释，近些年来，中国cpi 居高不下，这两个因素导致城镇居民选择了减少消费，是消费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这一影响对于低收入人群更为显著。

第三，利率和平均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根据跨期消费最优选择理论，利率越高，居民倾向于将当期的收入用于储蓄，获得更多的资产收入，将用于未来消费，以获得一生效用的最大化。

第四，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平均消费倾向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老年人口抚养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平均消费倾向将增加0.044。

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生理上会表现出新陈代谢放缓、生理机能下降，会逐渐部分丧失和丧失劳动能力，并且有退休制度的统一安排，老年阶段也几乎不向社会提供劳动供给和创造社会财富。

而老年人需要社会提供的食品、医疗等消费品，并且需要别人的照顾。

一方面，老年人比例的提高会增加社会抚养负担；另一方面，在技术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将导致社会总产出水平下降，两方面的共同影响使社会总产出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上升。

因此，老年人的不断增加，将提高社会的抚养负担，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平均的消费倾向。

第五，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平均消费倾向统计关系不显著。

在实证结果中，少儿人口抚养比和平均居民消费倾向关系并不显著。

原因在于一个家庭未成年人总体抚养支出对家庭抚养孩子数量弹性较小，由于家庭消费支出项目繁多，抚养后代的支出在整个家庭消费支出中占一个比较固定的比例，父母会因为抚养孩子数量较多降低每个孩子的抚养支出标准，抚养孩子较少时，会给孩子提供更加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这个比例不会因为孩子数量多少发生太大的波动。

在计量模型中，表现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