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及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作者：邓翔予傅正来源：《理论导刊》2019年第04期摘要：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深受古典混合政体理论、现代精英理论和韦伯领袖民主理论的影响，同时立足西方政治实践，将民主重新解读为领导者的“竞争性选举”，从而实现精英政治与民主制度紧密结合。

从理论层面，熊彼特分别对之前的民主和精英理论做出了批判和修正，并提出了四个民主成功的条件;从政治实践层面，解决了传统精英理论无法解决的代表性问题。

因而它得到了许多西方政治学家的认同。

但必须指出，精英民主的实质是一套固定的制度安排，它抹杀了民主实践的多样性。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结合自身的特点，坚持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实现对资本主义民主竞争性选举的超越。

关键词：熊彼特;精英民主;民主理论;民主政治建设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4-0019-07作者简介：邓翔予（1995-），女，陕西宝鸡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硕士，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傅正（1986-），男，浙江衢州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史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

古往今来，许多政治思想家对民主问题都有深入的探究，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流派。

雅典的直接民主是西方最早的民主实践，其特点是自由公民都可以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管理，“民主”一词也正是从那时起产生。

熊彼特全面批判了古典民主理论，并继承早期精英主义理论，同时受到韦伯官僚制的影响，最终提出他著名的竞争式精英民主理论。

一、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产生背景及理论渊源1883年，熊彼特出身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织布厂主家庭，家境殷实。

母亲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将他送到奥匈帝国最好的维也纳大学进行学习。

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奥匈帝国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每况愈下，尤其是与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基于对奥匈帝国的无比忠诚，以及这个国家带给熊彼特贵族的殊荣，虽然他很清楚工业文明的脚步势不可挡，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势在必行，但同时又不能放弃维护传统的政治秩序、巩固帝国政治体制，这种情形下其竞争式精英民主理论逐步产生了。

（一）时代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大国纷纷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斯便把1870年视为这个转变的起始年份，并把其后二十年时间视为帝国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

如他所说：“虽然为了便利起见，把1870年当作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开始的一年，但显然这一运动直到八十年代中间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领土的大量增加，以及大规模分割的办法使我们分到广阔的非洲土地，大致都是从1884年开始的。

”[1]15-16如果我们不仅仅把1870年单纯地视为一个年份、一个时间点，而把其视作为一个时间段，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个时间段包含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事件。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美国废除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1867年英国议会改革，小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人获得选举权;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为一个月。

更重要的是，1871年，德国统一，这彻底打破了欧洲的传统平衡格局。

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既是帝国主义事业产生的理由，又经由帝国主义事业而不断强化。

这正如霍布森所说：“参加这种事业的并不仅仅是英国。

成为近代帝国主义主要特征的敌对帝国之间的竞争，是同一时期的产物。

”[1]16为了满足新时期的竞争需要，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打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传统鸿沟，全方位扩张政府职能，以便尽可能地汲取社会资源，增进国家实力。

这一现象造成了看似悖谬的两方面结果。

一方面，汲取社会资源需要有效的社会管理，需要高度职业化、技术化的官僚团队，需要由他们制定并实施整体性的社会工程方案。

另一方面，汲取社会资源同样需要提高国民素质，但经过文化启蒙的群众却往往会提出进一步参与政治的诉求。

一边是专家治国，一边是民主运动，如何协调现代化造成的这对矛盾？无疑，它构成了熊彼特变革民主理论的基本问题意识。

（二）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思想来源公允地说，精英民主并不是凭空而来，它有深厚的西方政治学传统根基。

熊彼特乃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集前人之所长，加以创造性发挥，才成为了精英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古典政治哲学时期的“精英理论”。

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提出“贤人治国”“哲学王”思想，此处的“贤人”“哲学王”就如同今天所指的“精英”。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真正的航海家”是具有专业知识并精通和实践这一技能的“少数人”，作为大众的“水手”在处理事务时往往不能冷静地做出政治判断，由此他提出将君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体制。

亚里士多德也反对纯民主政体，他所向往的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政体，其实也是为了缓和与“大多数者”之间的冲突。

此后的马基雅維利认为，“人的共性”是自私自利、懒惰、充满怀疑，并且如果不受到必要的限制，就不能做任何事情，要靠“混合政府”来治理国家[2]。

J.S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指出，“历史上能够在管理国家事务中一直保持高超智力和强大体魄的政府当属贵族制。

多数意志是存在明显弊端的，民众并不能完全享有精神自由和个性发展。

只有那些个性鲜明，拥有完美智慧的少数天才人物才享有对自由完全占有的权利。

”[3]虽然这个时期并没有明确定义“精英民主”，但精英的身影已遍布国家决策领域，并且在某种意向上注重精英与民主的结合，精英民主观正是从中逐渐诞生的。

二是现代精英理论。

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一股新的精英民主思潮在西方掀起。

不同于中世纪或近代早期的传统精英主张，这种现代精英理论不再强调高贵的血统和身份，而强调实用的干才与技能。

不同于18世纪的精英主张，它对于政治才干的要求不再基于直觉和天赋，而是周密地理智计算和坚决地服从安排。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莫斯卡、米歇尔斯和帕累托。

莫斯卡所谓的精英就是“统治阶级”或“政治阶级”，权威流向分为任命与选举两个渠道，而选举不是选民选择他们的代表，而是“代表让选民使他们当选”。

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认为任何政党中都存在着一种非民主的倾向，最终掌权的只是少数寡头，民众文化水平不足、认识欠缺、无组织、政治上盲从，而天赋异禀的政治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统治者[4]。

帕累托提出“精英循环理论”，他认为政治社会就是新旧精英不断循环的过程，精英内部可以流动，精英与大众之间也可以流动，但总之，“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5]。

与古典王制理论或混合政体理论相比，现代精英理论充分反映了韦伯所谓的“合理化社会”要求。

正是后者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提供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是韦伯的“领袖民主”理论。

韦伯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把民主与官僚制合理地结合在一起。

他将统治体系分为三种：传统权威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

传统权威性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长期形成的传统和习惯的基础上，它之所以被人接受是因为历史的沿袭、向来如此。

比如部落统治、村落的老人统治、古代世袭君主制等。

个人魅力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某个人非凡的个性与超凡的感召力上，这类权威往往会出现在社会危机和剧变时期，并通过领袖的个人崇拜得到强化。

但往往领袖权威不是建立在正式的規则和程序上，个人权力无所限制[6]。

韦伯最为提倡法理型，在这种统治下有一系列清晰明确的规则和制度，最好的例子就是现代官僚制，它实行的是有限政府的统治。

“官僚民主制”就是他提出的一种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精英统治模式。

民主并不是人人参与政权的直接民主，而是民众在一定规则之下投票选举出组织领袖，并监督制约其行政行为;被选举出的政治家则是政治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要争取选民的支持和拥戴，募集资金等，而且要对个别出色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

韦伯的理论已经关注到了民主的程序与实操上，而不是仅停留在理想价值层面，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熊彼特。

二、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价值熊彼特虽然主要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他在政治思想学领域尤其是在“民主问题”方面的影响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他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奠定了他在此领域的地位，使他成为精英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当时社会现实下，熊彼特对民主给出自己独特的定义是：“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

”[7]359他认为，民主方法就是一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依照政治决策而展开，是某些特殊群体精英为争取民众选票，从而取得作决定的权力;人民的统治是不现实的。

熊彼特的民主界定是对古典民主理论思想的修正，这也是他与早期精英理论家的区别。

（一）熊彼特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判与修正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口号逐渐在社会广泛流行，西方古典民主理论也常常将“多数人统治”“人民统治”等与民主对等起来。

但20世纪西方民主的境地却与之逐渐不符，政治权力往往由少数精英掌握，而不是占大多数的民众，因此陷入了两难抉择：“如果接受经典民主理论，把它当作衡量民主与否的标准，那么就得承认，西方社会现在没有，甚至将来也可能永远不会有民主制度存在;如果断定西方现存制度是民主制度，那么就得宣布经典民主理论不能提供区分是否是民主制度的标准。

”[8]因此熊彼特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古典民主理论进行了修正——关于古典民主理论共同福利的假设，熊彼特认为，世上不存在全体公民都同意的共同福利，也不存在使用合理手段使其同意的共同福利[7]372。

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自己追求的不同的利益与目的，终极价值不同，共同福利的指向当然也不同，也就不存在独一无二的共同福利。

即使有一种明确的共同福利被人民所接受，比如说就像功利主义中的最大经济满足，虽然有明确的共同福利，同时也被大众接受，但并不是说这共同的问题就会得到共同的答案。

他认为对同等问题的分歧点是源于该事件的根本性质，民众的意见分歧也是由于所处层次、观察视角不同，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难以消除。

就好比人们对于健康长寿的期望是一样的，但对于食肉还是食纯素的观念依旧不能统一。

关于人民意志与个人意志关系问题，熊彼特认为，个人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不能很好的进行理智思考与判断，具有情感偏见，尤其是当这种个人意志在被操纵后形成独立、有效的表达，就更不可能真正的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并不一定是人民的意志。

虽然政府是由人民选举而产生，依据选票职业政治家可以被支持或被罢免，但正是这种看似民主的原则，实则只是一套制度性程序，是意味着政府会把权力赋予获得较多选票的政治家，由此产生的政治决策反映的仅仅是个人意志的综合，也绝非人民意志。

关于政治环境中的人性问题，熊彼特认为，民众的思想容易被引导和蛊惑，通常选民软弱无能，无法理智地判断并做出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