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信息的代码。
语言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反映了该语言社团认知世界的方法,记录了该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集中体现着该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文化信息。
语言与文化是一个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
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
语言与文化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
翻译是将一种文化环境里产生的作品移植到另一种文化环境里,因此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
翻译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个思维再创造的过程。
而文化翻译则致力于对其文化内涵的准确转达甚至基于本土文化视角的一种重新解释。
准确地理解原文是翻译好一篇文章的关键。
同时译文要流畅,明了,易懂。
总之,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的传达。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作用已日益突出。
语言、文化、翻译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翻译是帮助人们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必经之路。
因此,翻译不仅仅是翻译语言,而且也是翻译文化。
语篇翻译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课题,由于社会文化是一个庞杂的课题,语篇翻译自然也涉及了十分复杂的文化因素。
因此,应从价值标准、风俗习惯、地域文化三个方面的英汉差异来探讨社会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所谓语篇,即在交际功能上相对完整和独立的一个语言片段。
内容相对完整的文章或着作节选可称为语篇。
”[ 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从三方面来表述:(1)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
(2)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人类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
( 3)文化是语言的底座。
人类学家Sap ir在其《语言论》中曾说,“语言有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又不同于别的群体的一个群。
语言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相对于社会文化这个大系统而言,语言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已,这就决定了语言功能的实现离不开语言外的社会文化环境。
所以说,语言反映文化,又受文化制约。
由于语言与文化的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人们使用语言时总是必须参照特定的文化。
语篇翻译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语篇是翻译的客体,换言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从事翻译时所面对的实际上是形形色色的语篇材料。
由于语篇脱胎于文化语境,文化因素自然会积淀在语篇中。
作为文化载体的语篇,能够反映一个语言团体的社会、历史、心理的特征,诸如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背景知识、思维方式以及心理状态等等。
所以,对原语语篇的正确理解必须联系它赖以产生的文化语境。
要做到对原语语篇的正确理解,译者首先必须熟悉异域文化。
从文化的视野看,翻译实质上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具体到语篇翻译来说,翻译是译者把负载着文化信息的原语语篇( sourcetext)进行加工处理,然后转换成译语语篇( targettext)的形式, 从而完成文化移植( cultural trans2p lantation)的过程。
由于社会文化是一个庞杂的课题,语篇翻译自然也涉及了十分复杂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差异与语篇翻译文化差异是译文准确的关键,不言而喻,翻译的内容不是语言符号本身,而是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一项高层次的综合思维活动,它要求译者要有深厚的双语文化素养和综合的知识功底。
充分吸收和消化原文的语言文化信息,然后再通过感受、分析和整理成译者的文化信息。
反之,即使译者掌握再多的翻译原则,理论和技巧,倘使没有很好的语言文化功底,依然不能译出很好的作品。
这个观点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像巴金、傅雷等许多翻译家并没有学过任何的翻译理论,却依然能翻译出优秀作品的道理。
当然在漫长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因其共有的喜、怒、哀、乐等感情意念使得各民族、各种族的文化有了其共通性。
在有些谚语中,英汉两种语言承载的文化几乎是一样的,如有其父,必有其子(Like father, likeson. ) 、失败是成功之母( Failure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文化信息在里面。
然而在很多时候,各个民族、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性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种文化的差异性来源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文化习俗。
文化差异的存在随时随地,熟悉和重视汉英语言文化的差异是提高翻译质量的关键。
不能传递文化差异的翻译有时就会变成无效的翻译。
译者不能仅凭字面的意思来翻译,而应该多考虑一下两种文化的内涵差异。
译者不仅应使两种语言对接成功,更是要使两种文化的内涵对接成功,只有这样翻译方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翻译。
当信息从一种文化传递到另一种文化时,信息要受制于译入文化的影响而变形,两种文化差异越大,交际中信息的变形和修正也就越明显。
德国学者弗米尔提出,翻译不是简单的语符转换,而是跨文化转换。
国际上一些译论家认为,这是译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转折点( cultural turning point) 。
(一)价值标准的差异对翻译的制约作用价值观表现为某些符合社会文化,具有持久性、稳定性、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的信念。
在众多的文化因素中,它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价值标准因文化的不同而各异,作为文化构成的深层因素,它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因素在人们心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它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态度、需要和行为方式,这是研究文化时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
中国是一个敬老的社会,老人受到人们的尊重,所以人们不忌讳自己的年龄,有时还以自己比别人年龄大为荣。
人们称德高望重的长者为“张老”、“王老”,对年长的同事朋友称“老季”、“老韩”、“老大姐”等,听者也都能感到人们对自己的友好、亲切、爱戴和尊重。
若把如此称呼直译成英语,欧美人会产生反感,难以接受。
西方国家与我国不同,他们很多人把老人看成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把“老”( old) 与“衰弱”、“疾病”、“老无用”联系在一起。
因此,英美人怕老,对“老”十分敏感,不愿意让人以“老”相称。
西方一些老人极力摹仿年轻人穿戴、言谈、举止,力求自己在外表和行为上充满朝气,他们宁愿人们用“elderly”、“aged”、或“senior”来称呼他们,而不喜欢“old”。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近几年来,随着对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西方一些文化也渗透进来,人们在语言上或多或少借鉴了一些外界模式。
(二)风俗习惯的差异对翻译的制约长期以来,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使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心理特点。
风俗习惯是一个十分普通、人们司空见惯的社会、文化现象,但它却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影响力,是中英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些事物在一种语言文化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能引起美好的联想,而在另一种文化中或平淡无奇,毫无意义,或具有不同象征。
比如汉语说“快乐得像只小鸟”,英语说“as happy as a cow”(快乐得像母牛) ,汉语说“饿得像只狼”,英语说“as hungry as a bear”(饿得像个熊) ;汉语说“不成龙,便成虫”,英语说“man or mouse”(不成人,就成耗子) ,中华民族是龙的子孙,自古以来,“龙”华夏民族顶礼膜拜的神圣象征,传说为天上的神物,汉语有“望子成龙”的成语。
但英语中的“龙”( dragon)是凶神恶煞般的怪兽。
因此,我们在翻译时不宜直译,可译为“to hope that one’s son willbecome somebody”,“亚洲四小龙”在译成英语时应转变喻体, 译为“four Asian tigers”。
“龙腾虎跃”、“龙飞凤舞”等成语可采用直译加注或意译的方式翻译: dragons rising and tigers leap ing—a sceneof bustling activity和compete violently and fiercely。
在翻译难以兼顾“形似”与“神似”的时候,“语言信息或语义的传译在翻译中占有优先地位。
“饺子”是中国人喜爱的传统特色食品之一,在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来表达,有时人们译成“dump ling”。
可是此词指英美人常食用的一种水果馅或肉馅的食品,与中国的饺子并不相同。
还有过年给小孩的“压岁钱”、中国人在喜庆时爱贴的“对联”、中国的“针灸”、“气功”、“麻将”等都有其不可译性,翻译时可用拼音加注、直译加注或以意译的方式来翻译。
(三)地域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制约在汉语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的事物;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
如英国诗人John Mansfield 有一首“Ode to the West Wind”(西风颂) :It’s a warm wind, the west wind,full of birds’cries;I never hear the west wind but tears are inmy eyes,For it comes from the west lands, the oldbrow hill,And April’s in the west wind, anddaffodils.(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我每一次听到了西风,就不禁泪水哟盈眶,因为它来自那西土,那苍老而暗黄的山峦,西风吹来了四月,也吹来了水仙。
——余光中译)在中国读者看来,此译文中的西风与整首诗抒情的基调根本不符,显得形容突兀,而在英国的文化语境下却恰到好处,因此,作为反映现实的作品,各有其独特的风采,翻译界历来咎由自取“归化”( domestication)和“异化”( foreignization)之争,归化和异化两个术语是由Lawrence Venuti (1995)最早提出的,归化是指采用民族主义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即“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
”异化是指在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即“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
”但一般来说,在文化传达上,对于民族特色较浓的作品,不宜全盘“归化”,给外国人穿上中国的“旗袍”,而应还其本来面目。
其实在文化传达上的异化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得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使读者把原语中译者所传达的异域视野经自身文化视野的过滤、对比、沉淀后而引起的视野的重新定位,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与原语文化的再认识,也就是在文化意义上实现真正的归化,当然归化与异化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不应绝对地摈弃任何一方,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语言本身也不是静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