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回答角度：一、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苏联剧变和解体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可以说，历史原因是根本性的原因，没有历史上各种问题、矛盾的积累，不可能有后来的爆发和剧变；而现实原因则无疑是直接原因．它主要表现为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

苏联的“亡”正是所有这些原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1．历史原因。

从国家发展史角度看，带有古老的“直接民主制”特点的村社制度对俄罗斯产生了重要影响。

俄罗斯村社制度是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同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增添了鞑靼蒙古人200多年的统治使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倾向得到了大大的发展。

正是这种漫长的“独裁传统”影响，使得俄国历史上缺乏渐进、改良的社会实践。

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对苏联后来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不仅有来自国内、国际资产阶级的反抗和颠覆，更重要的是旧制度的残余，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系列旧习俗、旧的思维模式对新制度、新体制的侵蚀。

其中最关键的是始终贯穿于苏联领导层决策、国家管理以及社会控制过程中的专制主义残余。

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斯大林体制曾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过贡献。

但其垄断性、强制性随着时代的变化，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而这种缺陷、弊端却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一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革和创新，因而也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历史的根源。

2．现实原因。

苏联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斯大林体制、本身的各种问题和弊病，是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但戈尔巴乔夫这一代领导人错误的、不成功的改革无疑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现实原因。

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看到了必须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模式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无疑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改革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由于苏共领导人在改革战略、改革的目标选择以及改革的具体政策、策略方面的一系列错误和失误，使得改革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首先始于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向社会主义改良学说的转向，苏共领导人改革的最初目的还是要复兴社会主义。

但是，当改革转入政治领域之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挑战，社会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随后苏共领导层中的部分人干脆转向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思想。

正是这种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便逐渐丧失了对苏联社会发展的控制能力，“改革”进程开始由激进民主派来左右，加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日益壮大，造成了苏联社会的最终分裂和国家的解体。

二、内因和外因自从苏维埃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西方国家就感到了这种“异己力量”对其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政治的威胁，由此便开始对苏联实施从武装干涉、战略遏制到和平演变的一整套战略和策略，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过程中，外部因素、西方国家的影响确实存在，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1．内因——决定性的因素。

苏联国内各种问题、矛盾引起各种危机，而在所有内部因素中，经济因素是其它各种因素的基础，民族关系方面的因素是导火线，社会政治因素直接导致社会制度的急剧变化，政治危机是各种危机的集中反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高速发展的奇迹，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在西方世界El益显现出巨大的潜力，而此时苏联模式逐渐显露出其固有的弊端，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日渐衰落。

戈尔巴乔夫不成功的经济改革。

不仅未能使苏联经济重新恢复活力，反而使苏联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种两种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劣角色的位置转换，造成了对苏联十分不利的局面。

这种经济因素也正是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基本原因，其它各类因素均源于、从属于这一基本的原因。

经济竞赛的落伍，刺激了苏联人社会意识的变化。

人们对苏联领导人关于共产主义光明未来的许诺感到失望，开始自然而然地产生某种对西方社会的羡慕心理，加上改革以来，苏共本身的问题以及苏共放松对群众的思想工作，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意识形态“自由化”的倾向，社会危机开始显现出来。

在社会情绪和价值取向逐步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变革的失败和正确方向的偏离，导致了政治危机一步步加深，各种社会思潮的泛起瓦解了苏共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防线。

同时，苏联的民族问题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苏联解体的导火线，也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外因——并非无足轻重的因素。

导致苏联解体的外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敌视社会主义的苏联。

一方面，西方国家实行“战略遏制”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奉行着“积极接触政策”，通过经济贸易，文化、科技交流，人员往来等各种渠道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

同时又通过大众传媒将西方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冲破了苏联官方的各种思想防线，并逐步渗透到苏联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从而为苏联发生剧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美国和西方国家大力宣传自由、民主、人权观念，或明或暗地支持苏共的政治反对派，对苏联领导人的某些“不民主”做法指手画脚，为反对派撑腰打气。

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是东欧国家先于苏联而发生剧变，对苏联政治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也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与苏联展开决战的激进民主派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加快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进程。

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苏联剧变和解体有着深刻的原因，其中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1．客观因素。

显而易见，苏联剧变、解体的客观因素首先在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对象本身，即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对苏共领导人本身思维方式、行为能力以及整个社会意识的长期影响。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斯大林式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坚固性、保守性、排它性决定了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必然会遭到重重阻力。

第二，在苏联政治体制中苏共的特殊地位，它含义上是政党，实质上是国家政权组织，这种政党合一的体制，使苏共肩负着多重任务，一是维系联盟国家的支柱一苏共的瓦解必将直接导致国家政权的失控，造成社会制度的剧变，随后便是联盟国家的解体。

第三．依靠原有体制下干部任命制度和由此产生的各级干部来改革这种体制、革新这种体制下的干部队伍，这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导致“体制外”的干部队伍逐渐成熟并成为苏共的直接竞争对手。

第四，以往苏联社会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成为“改革”的对象之一，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共同奋斗目标的丧失使社会迷失了方向。

2．主观原因。

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苏共领导人虽然一再强调改革需要“新思维”，然而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到实际运作过程来看，他们在思想方法上还是沿袭了苏共历届领导人的传统：急躁冒进、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超越实际、唯意志论盛行。

第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苏共领导人热衷于国际舞台上的频频亮相和国内政治领域层出不穷的新举措、新方案，而缺乏将每一项具体改革步骤贯彻始终的决心和毅力。

第三，由于对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苏共领导人在改革的前期充满盲目乐观情绪，认为通过改革可以一下子解决多年积累的问题，使国家经济迅速扭转劣势，走向繁荣。

第四，宣传上、口头上大谈民主，时而以集体讨论、集体决定为借口，推卸领导责任，优柔寡断，时而独断专行、一言堂、听不进不同意见，这在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身上表现尤为突出。

第五，苏共领导人热衷予“理论上”的创新、突破，过分迷信民主．被民主束缚住手脚，在关键时刻缺乏果断行动。

第六，在政治改革的突破口的选择、改革任务的次序、改革的速度等一系列实际操作问题上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二种回答角度：苏东剧变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任何重大的社会变迁和历史事件, 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作为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苏东剧变既有主观原因, 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 又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原因, 又有外部原因既有直接原因, 又有根本原因因此, 我们应该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全面的、辨证的分析。

当然, 强调全面分析不是不分重点, 强调诸因素综合作用, 不是不讲主次, 而是要分析其中哪一个是关键的、决定的因素, 从中找出根本原因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1、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苏东剧变的外部原因。

从世纪年代开始, 西方国家就采用各种手段, 对苏东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他们利用人员往来, “以接触促演变”利用大众传播媒介, 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护“人权”为名, 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大力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组织, 支持他们搞动乱, 乱中夺权利用经济贸易和援助, 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 迫使其作出政治上的让步, 等等。

在上述手段中, 最突出的就是支持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东欧国家的反对派, 从波兰的团结工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 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和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 无一不是依靠西方的赞助和扶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如果没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的“和平演变”, 东欧国家不可能发生如此迅速的演变。

在苏联, 西方敌对势力也从未停止过支持政治反对派即所谓“不同政见者”的活动。

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随着“民主化”、“公开性”方针的推行, 西方敌对势力支持苏联政治反对派向共产党夺权、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进一步加剧。

这在年“八·一九事件”中表现得最为露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明目张胆地从各方面施加压力, 对“八·一九事件”的迅速失败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说, 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对苏东剧变起了催化作用2、历史问题的积淀所造成的潜伏危机是苏东剧变的历史原因。

十月革命开辟了新时代, 指出了新道路, 但革命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问题。

“斯大林模式”也即“苏联模式”是在列宁逝世后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渐形成的。

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合理性, 并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由于其存在的严重弊端在实践中长期得不到纠正, 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不仅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反而被严重扭曲变形了, 从而在整体上减缓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首先, 在思想理论方面, 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 使社会主义理论停止、僵化其中突出的问题就是忽视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 将自己定位在各方面都已经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上。

其次, 经济发展战略失当, 囿于产品经济, 在经济联系中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同时, 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 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几任领导人, 不重视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也不力, 官僚主义严重, 对干部缺乏监督, 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导致严重脱离群众, 逐渐失去群众的支持和拥戴在民族关系上, 大俄罗斯主义根深蒂固, 地方民族主义严重, 民族矛盾复杂化、尖锐化同时, 在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方面出现严重失误, 尽管一度在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等问题上有过局部性的比较合理的看法, 但苏联领导人却热衷于扩军备战, 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既延缓了经济建设, 削弱了国力, 又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