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七——规模扩张与高等教育机会变迁研究教育规模扩张与机会不平等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国际社会：目前国际社会学界讨论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关系时所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或理论解释思路——MMI 假设、EMI假设、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

1、(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MMI)：拉夫特瑞(Raftery)和胡特(Hout)于1993年提出的基于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 )“最大化地维持不平等”假设。

这一假设声称：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相反，只要上层阶级或优势地位群体还有可能去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

2、(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EMI)：卢卡斯(Lucas)将LCP (Life Course Perspective)和MMI结合起来于2001年提出的“有效地维持不平等”假设。

他认为，即使上层阶级在高等教育中达到了饱和，但不平等还将在高等教育中以更有效的方式加以维持。

上层阶级在某一级别的教育（比如高等教育）中达到饱和，可能会使下层阶级获取这一级别教育的机会得到提升，从而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似乎下降了（数量不平等下降了），但是，下层阶级争取到更多的教育机会主要体现在价值较低的教育种类（比如大学专科）而不是价值较高的教育种类（大学本科），上层阶级仍然在含金量更高的教育种类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而教育不平等得以有效维持（质量不平等仍然维持）3、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RCT 假设）：产生背景：近10 年来，MMI理论解释不断受到争议，因为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教育扩张期间教育不平等程度下降。

因而，近年来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是，在教育扩张的背景之下，有哪些因素导致了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又有哪些因素可能加剧教育不平等。

埃里克森等人对瑞典个案的研究发现，高就业率，尤其是针对下层阶级的就业保障，是导致阶级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原因。

巴拉里诺等人的研究则发现，导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就业保障增强和学校筛选作用弱化。

一些著名的社会分层理论家根据贝克（Becker，2003）的理性选择原理，提出了一个微观层面的教育决策理性行动模型（micro-level rational action models of educational decisions）。

这一模型假定，收益B 和成本C 对所有阶级来说都是一样的，但地位下降幅度SD 和失败风险Pf 对不同的阶级则含义不同。

这是因为，身份地位下降是相对于其原有的地位（家庭出身），对于出身较低阶层的人来说，不继续求学而导致的地位下降会比较小，而对于出身中上阶层的人来说，不继续求学而导致的地位下降感受会比较强烈。

至于失败风险Pf 则依赖于原有的教育地位和状态。

出身于优势地位家庭或上层阶级的人，一般来说更易于在求学过程中取得成功（失败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父母传递给他们的认知和技巧与教育体制的要求较为吻合。

另外，如果他们求学失败，父母也能利用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来补偿损失。

但是，对较低阶级来说，求学失败概率Pf 远高于上层阶级，而且失败后可能导致的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损失也更为严重。

这一模型认为，多数情况下，教育扩张会导致教育成本下降和教育收益上升，但是，如果SD 和Pf 的阶级差异没有变化，那么教育不平等会持续；反之，如果SD 和Pf 发生了变化，比如，就业保障增强和学校筛选作用弱化（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导致失败风险Pf 下降，那么阶级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就可能下降。

国内已有研究：国内学者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已有大量研究。

许多研究结果证实，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存在着阶层、城乡、民族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谢作栩、王伟宜，2005，2006；谢作栩等，2008；谭敏、谢作栩，2009；安树芬，2002；文东茅，2005）。

不过，对于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的专门分析并不多。

由于这是一项近期实施的政策，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对此项政策的社会平等效应的系统考查并不多见。

有一些小规模的或局部区域的数据分析（如某几所大学的数据资料）显示，大学扩招缩小了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城乡差距和性别差距（杨旻，2009；原春琳，2007；徐平，2006），但另外一些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杨东平（2006）声称，大学扩招后阶层差距有所扩大。

不过，上述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资料有较大的局限性，其数据分析方法也较为简单。

刘精明（2006）采用2003 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资料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做了较系统的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差距大幅缩小。

但此项调查数据存在着某些局限，不太适用于考查大学扩招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情况，因而其结论还需进一步推敲。

另一项值得关注的研究是哈佛大学的古毛灿（音译）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追踪数据对1981 年－2006 年期间中国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考查（Guo，2008），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刘精明的研究结果相反，古毛灿的数据分析显示，大学招扩后城乡之间和阶级之间的高等教育不平等都有很大幅度上升，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上升了33.6％，而阶级之间的高等教育不平等则几乎翻了一倍，增长96.7％。

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使我们无从把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真实情况和变化趋势，从而也无法客观评估大学扩招政策的社会平等化效果，当然也不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王伟宜200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总体变化是先扩大后缩小。

但不同类型高校情况有所不同。

在部属重点高校及普通本科院校中，各阶层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异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而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各阶层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异一直处于缩小的态势。

第一，改革开放20 多年来，我国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总体差异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基本特征。

第二，在不同类型高校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的变化有所不同。

在部属重点高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中，20 年来各阶层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异呈现出90 年代初的先扩大而后又开始缩小的特征。

高职高专院校中各阶层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异一直呈现缩小的态势。

第三，各阶层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异程度因高校层次不同而有所区别，层次越高，差异程度越大。

各阶层子女间入学机会差异的缩小是依照不同层次的高校由下而上逐渐推进的，当前是高职高专院校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最小。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变迁研究王伟宜2010这篇研究认为，MMI和EMI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教育机会，主要是说入学机会，有两个层次：机会的数量和机会。

MMI更关注机会的数量，EMI更关注机会质量。

厄尔·霍珀所谓的“教育途径”观点，即接受了同样教育程度的人，由于就读于不同的学校，他们在获取职业和社会地位方面会大相径庭。

对我国的解释力问题：丁小浩采用分解式方法，使用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数据，对1991年和2000年来自不同经济、不同文化背景下“高校生”的入学机会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与MMI理论相吻合(但仅限于城镇范围)；其次，她对2000～2003年两类院校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机会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EMI对我国的情况更有解释力。

王伟宜的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了做更进一步探讨。

其研究以福建省为例，分析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变化情况。

研究中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2年，研究对三类公办高校(部属重点高校、普通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分布变化进行分析。

主要采用辈出率与标准差两个指标来分析入学机会分布的变化。

通过比较辈出率的变化，可以获悉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变化情况。

同时，本文也将根据各阶层辈出率的标准差来衡量入学机会不均等之程度。

研究的具体实施：随机抽样调查了其中1982级、1990级和2003级三个年级福建籍学生的家庭背景资料，（选择与人口普查年份相同或相近的年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会减少误差，使研究结果更客观、真实）1982级和1990级的根据学籍档案信息归类整理得到，2003级通过问卷调查得到。

部属重点调查了汉语言文学、数学、会计和音乐教育五个专业；普通本科院校调查了农学、茶叶、农村金融学、农村经济管理和园艺五个专业；专业院校调查了数学、化学、物理和英语四个专业。

三大发现：1、199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幅度扩张，入学机会出现了逐渐下移的现象，机会的下移已经惠及工农阶层子女。

2、就每类高校而言，在部属重点高校中，各阶层子女人学机会不均等程度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

当前此类高校中的入学机会出现下移的趋势，已开始惠及一部分中间阶层子女；在普通本科院校中，入学机会一直朝着均等化方向迈进，随着规模的持续扩张，此类院校的入学机会也已开始惠及一些中问阶层子女及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在专科院校中，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也逐步提高，同时，除中间阶层子女外，工农阶层子女在此类院校中获得的入学机会逐渐增多。

3．就高校之间而言，无论哪个时期，高校层次越高，入学机会不均等化程度越大。

也就说，在部属重点高校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不均等化程度最大，其次为普通本科院校，专科院校中入学机会不均等化程度最小。

福建省不同层次高校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分布的变化呈现出以下特征：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不均等化的改善已开始由专科院校向普通本科院校过渡，即当前除中间阶层子女外，工农阶层子女在这两类院校中的入学机会出现上升的趋势。

由此看来，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改善由低层次高校向高层次高校逐级过渡，入学机会由上层社会往下层社会逐渐下移，照此趋势，今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继续扩张，福建省工农阶层子女在部属重点高校中的入学机会可能有所增加。

上述研究及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MMI和EMI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就机会的数量方面言，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入学机会开始下移，惠及中下阶层子女，各阶层子女问之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逐渐提高。

这实际上与MMI理论假设相吻合。

就机会的质量来看，上层社会子女始终在高层次高校获得较多的机会，相反，下层社会子女大多就读于低层次的院校。

这说明EMI理论对中国的情况更有解释力度，即家庭社会背景不仅对子女能否上大学有一定的影响，也在子女上何种大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丁小浩2006这个研究从两方面进行了探讨，一、不考虑质量因素时城镇居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变化来看均等化程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