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与美国式自由的两篇演讲哈维·曼斯菲尔德Conservatism and American Freedom: Two Lecturers by Harvey C. MansfieldThe Dilemma of Conservatism & Democratic Greatness in the Founding关键词：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 自然权利 自私 低贱 伟大 个人主义提 要：在这两篇演讲中，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曼斯菲尔德从两个方面讨论了自由民主与保守主义之间复杂的关系。

在《保守主义的两难》中，作者指出，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的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小兄弟，针对自由主义的自私和低贱的两个欠缺，要么提出一套取而代之的方案，要么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

在作者看来，真正成熟的自由主义恰恰是认可自由主义原则，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而不是取而代之。

在《民主制伟大与美利坚之立国》中，作者用美国政治史中的例子，来讨论“民主”和“伟大”之间的关系。

美国第一次在一个大国实现了民主，从而证明了民主与伟大之间并不是必然相排斥的。

作者以此表明，现代的民主自由不仅不排斥伟大的德性，而且要让两者相辅相成。

作 者：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1932年生，美国哈佛大学政府学院讲座教授。

演讲一：保守主义的两难何谓保守主义？我们很难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即便在一时一地，例如当今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内部各种力量也相互抵牾，例如坚持自由市场的自由至上论者（libertarians），力图维续国民道德的社会保守派，还有主张增强国防的新保守派，以及反感理性原则、坚持对传统美利坚民族（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信念的传统保守派。

不过，我们还是不妨从一般的定性开始。

保守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

尽管这一概念并不那么好界定，但自由主义的社会信条以权利为基础，进步则是其目标。

作为对自由主义的反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彼此关联，它以自由主义为起点，是自由主义的小兄弟。

“保守主义”这一术语出现在十九世纪，旨在反对法国大革命。

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哲学意义上，我们都应提到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名字，伯克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反对者，他是第一位保守主义者，尽管他其实并未使用这个词。

保守主义反对自由主义，但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呢？这里我们就遭遇到保守主义所面临的基本两难：保守主义是要提供一种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抑或其使命只是在于纠正和弥补自由主义的欠缺？十九世纪的一些保守主义者，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讲那些反动派，试图维护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把这当作自由主义的替代物，他们维护王权和祭坛（君主和教会），反对新的民主和进步力量。

但在法国，同样有一批保守的自由派，如贡斯当、基佐和托克维尔，他们在接受法国大革命的同时，对革命中的过激行为不无谴责，并力图找到疗救这种行为的方案。

如约翰·密尔这样的自由派在《论自由》（1859）中谈到秩序派和进步派时就对这一派自由论者的立场有过如下阐述：进步派在前头引路，而保守的秩序派则反其道而行之，力图使其放慢脚步，头脑冷静，它并不阻挠自由派，因此，保守派为进步派的胃口提供了“消化液”。

在这里，保守主义者的使命就在于保守自由主义。

两种保守主义路向由于诉诸明显不同的策略，就导致了一种两难。

假如保守主义欲取代自由主义，那么正确的策略是回返（go back），而如果它旨在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那么它就选择缓行（go slow）策略。

假如保守主义欲取代自由主义，就需要提出属于自己的原则对抗自由主义原则，必须在时间上回返方可找得到。

回返意味着一场针对当下或现状的革命，这种革命如同1995年发生在美国的共和党革命，往往会引发不安、混乱，并被指斥为极端主义。

然而，假如保守主义试图调节自由主义，那它就得选择缓行策略，不谈自己的原则，就像老乔治·布什或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那样因负责任而受到赞扬。

对负责任的人们来说，一切观念都会带来问题，包括（甚至尤其是）保守派观念。

在他们眼里，那些观念至上的人们都是些空想家（ideologues），陷入了老布什所蔑称的“视觉幻象”（the vision thing）。

在他们看来，幻象是坏东西。

它们更接近于噩梦，而不是美梦，但无论是噩梦还是美梦，都不过是梦。

在民主体制中，那些喜好幻想的人往往梦想一种更加完美无缺的民主。

实际上，这种幻象并非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它更多的是我们业已拥有的。

为了说明保守派的这一两难，这里不妨暂举美国围绕“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辩论，这一运动旨在为那些在严格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竞争中尚不够格的少数民族公民提供优先权。

保守派反对平权行动，因为它导致了反向歧视，与择优原则相违背。

而如果说择优原则是可行的，那么究竟从何时起该原则开始成为保守派的原则？择优原则实际上是一项自由主义原则，当保守派拿它来反对平权行动时，他们是在用自由主义反对自由派。

或许这正是保守派在许多情况下应当做的。

某些保守派人士，例如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认为，最好能够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讲和。

他们认为，我们不仅要捍卫择优原则，而且要补偿少数民族公民，因他们曾遭受不公，当下仍在抱怨。

仅仅提出原则问题是片面的、不负责任的、意识形态的。

而这一立场似乎也值得批评。

弥补自由主义的欠缺似乎是对自由主义缴械投降，使之大行其道。

共和党革命的领袖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对以往共和党领导人的缓行策略颇有微词，他指出，增加必要的税收过程中的财政责任使他们变成了“福利国家的征税官”。

在平权行动上的让步使保守派面临如下危险：他们日益沦为政治正确和自由式的裙带主义的担保人或“帮凶”。

他们对自由派对自由主义的背叛视而不见，而自由主义要求自由派按照才能和努力而不是种族和性别对一个人做出评价。

因此，保守主义在回返与缓行之间陷入了两难。

两种策略本身都无法令人满意，因此，二者均难以回避。

保守派无法一以贯之地负责或革命，所以也许他们倒必须既负责又革命。

二者兼具必然无法前后一贯，不过这也许是审慎之举。

保守派有两种方式完成这点：要么靠审慎（prudence）帮助避免陷入空想，要么信守原则，避免自相矛盾和机会主义。

原则与审慎、回返与缓行，这种双重策略使保守派必须承担起捍卫自由主义的任务。

捍卫自由主义意味着捍卫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是自由主义的精髓。

而这同样是审慎的，由于这样自由主义就不会消灭，否则取代自由主义的力量将会更糟，正如我们在伊斯兰法西斯主义那里所看到的情景。

自由主义最伟大的批评者并非伯克这样的保守派，而是让-亚克-卢梭。

卢梭发现，自由主义存在两大彼此对立的欠缺：由于对共同体漠然置之，自由主义极端自私；因为它助长商业的平庸生活，自由主义有很低贱。

在十九世纪，上述第一个欠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左派那里得到了详细论述，而第二个欠缺则在后来演化为法西斯和纳粹主义的右翼势力那里得到充分阐述。

在二十世纪，这两场运动曾盛极一时，然后被击败了。

但只要自由主义还存在，这两场运动就可能卷土重来，尽管它们会以我们难以辨认的新的面目出现，因为它们都对自由主义的根本欠缺做出了回应。

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自利和自利德性，极端自私和低贱。

自由主义需要那些对其软肋有明确认识的明智的捍卫者，他们清楚自由主义的原则，并准备审慎地实践它们。

这些明智的捍卫者主要是保守派，因为绝大多数自由派沉溺于那些自由主义原则，忽视了那些原则的弱点。

一位自由派一味只追求自由原则，而不管公共善好（common good），这就需要保守派将自由主义锁定在公共善好上，包括倡导诸如慷慨、高贵这样的德性，尽管这些德性并不总是自由式的。

保守主义的死敌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大政府”（Big Government），这样的政府规模庞大，总想惠施于民，致使其治下的公民免去了“思考之劳烦，生活之艰辛”。

这里引述的是托克维尔以讽刺的口吻对他所称的“庞然大物”般的政府的描述。

1 大政府既依托于个人自利，也需要与自利相反的动机，尤其是同情（compassion），甚至某种类型的伟大（greatness），如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就将他的大政府称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

尽管“大政府”这一术语产生于晚近，但大政府的观念则要久远得多。

托克维尔将这一观念从法国大革命往上追溯十个世代直至马基雅维里时代，其极盛期就是红衣主教黎世留和马扎然推行的国家主义政策。

法国君主制力图将理性控制观念推行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例如，国家教给农场主如何种好地——类似于今天美国的农业部。

理性控制是施惠性的而不是剥夺性的，是适度的，而不是恐怖的，是均衡的，而不是武断的。

可以说，现代性观念本身正是本来意义上的幻象，它意味着对那些威胁个人安全的风险的理性控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指出，理性控制者往往会过高地估计自己控制风险的能力，结果他们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却无法满足，与此同时，他们消除或者说破坏了人们对上帝和传统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恰恰为理性控制提供了替代方案。

结果就造成人们对政府的依附与他们对政府的蔑视并存，这恰恰是我们如今所面临的情形。

大政府经常与自由市场相对立，自由派支持大政府，而保守派拥护自由市场。

尽管两者对比显明，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其目标均在于实现理性控制、驾御风险。

这就意味着，当今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一样均奉行理性控制这一现代观念。

但与大政府相反，市场通过对承担风险者给与报酬，来驾御风险。

在这里，有人或许会问，究竟谁才是保守派？那些承担风险的企业家，还是那些极力避免风险的保守的投资者？与大政府相比，市场更多是一种机制，它在理性控制者缺位的条件下实现理性控制。

真是这样吗？证券顾问怎么样？难道他们不正象那些促成大政府的社会科学家吗？为了使大政府的控制更趋理性，理性控制者需要科学，以帮助他们理性地控制那些从前交给自然或机运的事情。

不过一般的证券市场顾问会说，一切均取决于你能够承受多大的风险，假如风险股让你夜不能寐，那最好别买。

因此，在理性控制的背后，似乎不得不接受某些非理性倾向。

有些人具有保1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民主在美国》）II 4.3, 6, pp. 644, 663 in the translation by H. Mansfield and D. Winthrop.守主义倾向，而其他人则不具有。

什么才算保守倾向呢？亚里士多德曾谈到过老年人的保守倾向，他们畏畏缩缩、无精打采、小肚鸡肠、淡漠无趣，一门心思紧盯实用而非高贵，沉溺于记忆而非希望，得失而不是愤怒，斤斤计较而不是个性，牢骚满腹而不是崇尚才智，而且他们总是唠唠叨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