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20世纪的中国,短短百年,但它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上却是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变故、挑战和机遇的百年,也是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百年。

在这百年中,有过三次历史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的改革开放,每次巨变都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抹煞的贡献。

辛亥革命是这百年中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但是,由于短暂的三个月的民国政权很快就落入北洋军阀手中,因此后世史家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往往只检讨政权怎样落入袁世凯手中,而其他的一切似乎不值一提或语焉不详了。

有的论著甚至否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性质,说它是“立宪派扮演了领导的角色”,有的更做出了“辛亥革命反而深化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的论断。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的领导,但是起义的人们仍然把他当做革命的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和组织群众。

正如孙中山本人在《建国方略》中所说:“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

”武昌起义后不久刊出的《中华民国公报》就在10月31日以“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向“各省同胞”发出布告,号召“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直捣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

这一点外国舆论也是看得清楚的,当时美国报纸曾报道说:“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义,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

”因此,认为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的建立,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立宪派在起领导作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也不能否认在各地的起义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政权大部分落入立宪派、旧官僚手中,这给全国中央政权的建立带来一定的困难。

但是,难产并不等于胎死腹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共和国临时政府这个新生婴儿,终于呱呱坠地了,虽然只存在了三个月。

孙中山1911年11月25日自海外归来,29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他从上海到南京就职, 旋即组织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确定了各部总、次长,从临时政府的各部总长名单来看,虽然以同盟会员为总长的只有三个部(陆军、外交、教育),其他多为立宪派和旧官僚。

但是,根据同盟会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孙中山非常注意各部次长的人选。

在他任命的次长中,除海军次长外,其他次长均为同盟会的主要骨干。

而且,立宪派和旧官僚出身的总长们,又不常驻南京。

张謇、汤寿潜仅一度就职,即跑往上海居住,程德全则“卧病”租界,这些人掌管的部均由次长代理。

因此,当时便有人说这个临时政府是“次长内阁”。

黄兴长陆军部,又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当时又值战事未已,因此在临时政府中居各部之上,举足轻重。

从以上临时政府的组成和实际办事人员来看,同盟会基本上保持了对临时政府的领导权。

应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革命政府。

二再从当时的《临时约法》来看。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附则中指出:“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因此,应该说,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宪法。

《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临时约法》关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系列规定,体现了革命派的民主精神,是1905年《同盟会宣言》所揭示的奋斗目标的具体体现,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

它把革命派所一向宣扬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和依此而提倡的“公民道德”,加以条文和法典化了。

这一系列规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可言,集会犯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更无从谈起参政的权利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宣布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享有各项民主自由权利,这对于促进人民觉醒,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章《参议院》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五章《国务员》,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法院》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以上各章关于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的各项规定,显然是根据“三权分立”等原则制定的。

但是,孙中山并非拘泥、抄袭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有创造,有发展的。

他于19 06年12月《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指出:“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

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

”五权,即在三权外,加上“考选权”和“纠察权”,即后来所说的考试权和监察权。

这种由孙中山“所独创”的学说,主张分权以限制个人专权,其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毛泽东在1949年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曾指出,“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三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公布了许多法令,其中有建立新制的,有改革旧习的。

这些法令,有的立即实行或逐步实现了,有的则只是空文而未来得及实行。

不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值得赞许的。

它反映了孙中山的民主、法制精神和改革图新的思想。

我把它归纳为14件大事。

1.建元改历。

2.限期剪辫。

3.劝禁缠足。

4.禁止刑讯。

5.保障人权,改变“贱民”身份。

6.禁止买卖人口。

7.禁止贩卖猪仔,保护华侨。

8.严禁鸦片。

9.改变旧称呼。

官员乃“人民之公仆”,废止“大人、老爷”等恶称,民间则称“先生”或“君”。

10.废止跪拜。

“规定普通相见一鞠躬,最重礼为三鞠躬”。

11.禁止赌博。

12.廉洁奉公。

从临时大总统到一般职员,都未规定支付薪金。

13.任人惟贤,而非任人惟亲。

14.民主作风。

在这方面孙中山接近群众,接待老人的例子尚不少,不再多举。

总之,以上14件大事,不论在当时做到了什么程度,它在民国的移风易俗方面,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除此之外,临时政府在学制改革、课程改革、新闻改革等方面都发布了很多法令。

所有这些,对于培育一代新人、推行民主制度,都起着重大作用。

四除上述各项改革外,我们还应特别提到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即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实业的政策。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公布的各种法令中,除《临时约法》这种根本法外,还公布了一些专门保护工商业的法令、规章,鼓励人们兴办实业。

临时政府不仅在中央设有实业部,而且要求各省设立实业司。

此外,还鼓励民间兴办各种实业团体。

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各地工商界(包括侨商)纷纷申请开办工厂、企业。

这些申请,有的直接送临时政府实业部,也有的送各地都督府,请求批准。

这种兴办实业的热潮,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我们过去在教学中往往强调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失败,似乎在“二次革命”被镇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也停滞了,或倒退了,只有到1914年—1918年期间才有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事实并非如此。

政治和经济并非“一刀切”地平行发展,就是“二次革命”被镇压后直到1914年还是有发展的。

这当然不能归功于袁世凯政权,而只能说明辛亥革命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深远影响。

五对于20世纪第一次历史巨变的意义和影响,应该加强研究,给以足够的重视。

过去,我们从事“革命史”的教学时,对五四运动是相当重视的(这是对的),但对“辛亥”与“五四”的联系却讲得太少,也研究得不够。

岂不知,“五四”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开始的爱国运动),正是靠两大基地(《新青年》、北京大学)开展起来的。

而这两大基地有两位“台柱子”:一是主编陈独秀,一是校长蔡元培。

而这两位又都是辛亥志士(蔡原是浙江光复会的负责人,辛亥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陈原是安徽岳王会的负责人,辛亥后任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

陈独秀办《新青年》,意在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补辛亥革命的课;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贯彻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方针,团结了大批的进步教授、学者和著名文化名人,培育出无数的先进青年。

而孙中山本人对“五四”的两大运动(不论是文化运动或爱国运动)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很高的评价。

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南陈(独秀)北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

许多“五四”的先进青年都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也应该指出,许多辛亥志士、同盟会员,如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等先后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在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曾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说:“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政治上,辛亥革命废除了两三千年来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归于失败。

梁启超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

”梁的这一番话,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第二,在经济上,从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政策,从孙中山的各种经济学说及其规划(包括铁道建设、海港设计、利用外资等),以及“耕者有其田”的农业政策,可以看出,孙中山有一个初步的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设想。

第三,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还需要有一个配套的精神文明建设。

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南京临时政府14件大事中,已可略见端倪。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可以看到它的全面兴起。

因此,我们说,20世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世纪,而它的正式启动是应从辛亥革命算起的。

因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

摘自：《新华文摘》2004年06期作者：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