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视角下原文与译文的关系3黄培清(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福建361012)摘　要:罗兰・巴尔特的《作者死了》宣告了原文及作者权威性的终结。

在后现代这一背景下,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深受沃尔特・本雅明的著作《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关于翻译论述的启发,对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思考。

他打破了二者长期以来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指出译文是原文的“来世”,二者是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的“共生”关系。

这一见解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是翻译研究中的一大进步。

关键词:原文;译文;解构主义;“共生”关系 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翻译研究中不可避免的话题之一。

西方传统译学研究是以原语为导向的,早期的翻译研究语文学派和以奈达为代表的语言学派,均认为原文、作者的地位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译文是附属于原文的,译者是作者的“仆人”,是“隐形人”。

现代翻译研究派则将“原文-译文”这一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完全颠倒过来,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操控”和“改写”。

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其著作《翻译,改写和文学名称的操控》的扉页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改写。

所有的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

因此,翻译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Translati on is, of course,a re writing of of an original text.A ll re writ2 ings,whatever their intenti on,reflect a certainideol ogy and a poetics and as such mani pulate literiture t o func2 ti on in a given s ociety in a given way)。

该学派的研究方向向目的语倾斜,考察目的语中影响翻译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这在提高译文和译者地位的同时,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到了后现代,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等哲学家对原文及作者的权威性提出质疑。

以雅克・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对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打破了原文和译文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认为译文是原文的“来世”,二者是互补的“共生”关系。

本文试图对德里达的这一见解进行探讨,并阐释这一思想对译学研究的意义。

一、后现代语境下“作者之死”———对作者及原文权威性的解构1968年,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发表了一篇题为“作者之死”的文章。

在文章的最后一句,他声称“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The birth of the reader must be at the cost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作者死了”,意味着文本一旦完成,作者就已经死亡,真正起作用的是文本里的符号,读者通过解读这些语言符号,解释文本的意义。

因此,文本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读者,这样,作者对原文的权威性就被解构了。

同时,巴尔特还否认文本有中心系统,有所谓的终极意义。

他指出,文本就像一颗洋葱头,“是由许多层(或层次,系统)构成,里边到头来没有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原,唯有无穷层的包膜,其中包着的只是它本身表层的统一”。

这说明文本的意义不是唯一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以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为例,对该小说所要表达的含义,不同的评论家提出了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看法,时至今日,对该作品新的看法仍旧层出不穷。

这就表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文本意义的生成是读者积极参与的结果,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作者安放在文本里的东西。

这样,对文本的解释权就由作者转移到了读者手中,读者被赋予极大的权力,其主体地位大大提高了。

巴尔特关于“作者死亡”的宣言得到了诸多后722010年3月第11卷第1期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BAOT OU VOCATI O NAL&TECHN I CAL C OLLEGEM arch.2010Vol.11.No.13收稿日期:2010-01-08作者简介:黄培清(1980-),女,福建泉州人,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及研究工作。

现代主义者的支持和拥护。

1969年2月,米歇尔・福柯为了加入法国哲学会,做了题为“什么是作者?”的演讲。

该演讲稿后来发表在《法国哲学公告》上。

在“什么是作者?”的演讲中,福柯开宗明义,指出:“‘作者’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福柯引用贝克特的话语“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并由此解读出当代书写已经从“表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再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

“词语默默地,小心谨慎地在纸张的空白处排列开来,在这空白处,词语既不能拥有声音,也不能具有对话者,词语所要讲述的只是自身,并以存在之光来照亮自己”。

这就是说,书写是自我指涉的,与其所指的内容无关,与书写主体无关,书写不是传统意义上书写主体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而变成了词语的游戏。

“书写像游戏一样逐渐展开,不可避免地越出自身的规则,创造了一个书写主体不断消失的的空间”。

因此,福柯主张以“作者功能”取代传统的“作者”。

“作者的名字不只是一种词类成分(如一个主语,一个补语,或一个可以用名词或其他词类代替的成分),它的存在是功能性的,因为它用作一种分类的方式。

一个名字可以把许多文本聚集在一起,从而把它们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

一个名字还在文本中间确定不同形式的关系”。

人们可以发现,书店里的书通常是按作者来归类的。

设想,假如某一天,人们发现《哈姆雷特》不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就很可能将这本书重新进行归类,尽管这本书的内容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这就是福柯所说的作者的“分类”功能。

福柯还从另一个角度解构传统的“作者”概念。

他认为,“作者”仅作为文本或书写的产物或功能而存在,并不是作者创造了人物,写作了他的书,而是他的生活过程成就了写作,创造了作者自身。

这样,传统意义上“权威”的作者已不复存在,具有超验的,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意义的原文也随之被解构。

二、沃尔特・本雅明对原文与译文关系的阐释———“陶罐之喻”1923年,德国文学评论家沃尔特・本雅明在翻译完波德莱尔的《巴黎风貌》后,写下了题为“译者的任务”的译本序言。

这篇文章后来被誉为“解构主义译学思想的先声”。

该文里面关于语言,翻译和译者,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的一些思想对后来的解构主义者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译者的任务》是一篇带有神秘色彩的文章。

本雅明根据圣经里“巴别塔”的神话提出了“纯语言”这个概念。

他指出,各种语言之间不是陌生的,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存在于每一种语言整体的意指之中———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单独体现这种意指,只有每一种语言互为补充的意指的集合才能体现这种意指:这就是纯语言”。

本雅明进一步指出,翻译是通往纯语言的途径;翻译不是信息交流传递的过程,而是体现语言之间差异和互补关系的过程。

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追求的不是原文和译文的等同,而是原语和目的语这两种语言的融合。

因此,译者的任务是“将那种依附于外来物的纯语言融于其自身,并通过转换将被围困在作品中的纯语言解放出来。

看在它的份上,他将自身语言的腐朽疆界打破”。

本雅明进一步指出,原文存在翻译的法则,即原文的可译性,翻译因为原作的可译性力量而与原作具有另一种联系,准确地说,是生命的联系。

“译作以原作为依据,但是与其说译文源自原文的生命,毋宁说它是原文的再生。

因为翻译晚于原作,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了选定的译者,它们的译本标志着其生命的延续”。

在本雅明看来,译作的存在不依赖于原作,相反,原作要依靠译作而“存活”,在译作中,原作的生命之花得到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最繁盛的绽放”。

本雅明还用一个比喻阐明了译作如何使原作获得“后起的生命”,即所谓的陶罐之喻。

“如果我们要把一只瓶子的碎片重新黏合成另一只瓶子,那么碎片必须能够彼此吻合,虽然它们的形状不用一样。

同样,译作虽不用与原作的意义相仿,但译者却得一五一十地将原作的表意模式细致入微地吸收进来,从而使译作和原作都成了一种更伟大的语言可辨认的碎片,好像它们原本就属于一个陶罐似的”。

破碎了的陶罐被黏合就意味着原作的“再生”。

本雅明用这个比喻形象地阐明了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

这一思想对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解构主义视角下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共生”关系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深受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关于翻译的思想的影响。

他指出,译文是原文“存活”的手段,译者的任务“无非是保证语言的存活,更广的意义上说,即生命的存活”。

将文本从原语译成目的语,译者使文本得以“继续存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82德里达吸收了本雅明的语言观,认为不同语言之间是互相联系的,翻译恰恰体现了语言之间的这种联系。

“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它们在性质上互补,就仿佛是一个更大(语言)整体的各个碎片,又好比同一个所指的不同意义”。

德里达指出,文本永远都是不完整的,因此需要“补充”,即需要翻译以确保其“存活”下去;文本对生命有着永无休止的渴求,因此文本是渴求被翻译的,即便有的文本从来没有被翻译过。

译文扩展、补充了原文,通过翻译,原文在目标语言系统中成长,成熟,获得新的生命。

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扩展了语言,使语言得以成长。

语言之间的互补性通过翻译这座桥梁得以体现,翻译促使了语言的融合,确保语言“神圣”的成长。

传统译学理论认为译文依赖原文而存活。

德里达颠倒了这一秩序,认为原文想要存活下去,就必须有译文;原文的存活不是依赖原文本身所包含的特性,而是依靠译文所包含的特性;文本的意义不是取决于文本自身,而是取决于译文;每经一次翻译就改变了文本的意义,因为文本本身的意义是不确定的。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赋予原文新的阐释,各种不同的阐释互相补充,原文也因此得以继续“存活”。

德里达进一步指出,原文与译文之间是互补的“共生”关系,而非传统译学理论所认为的“模板—复制”的关系。

德里达关于原文与译文关系的这些论述不难在翻译史上找到证据。

试想,要是没有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那些优美的中国古诗能在西方文化这片异域土壤中生根发芽吗?同样,要是没有朱生豪等人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莎翁的著作又何以能在中国多年方兴未艾呢?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德里达关于原文与译文关系的论述是在后现代“作者死了”的背景下产生的。

他的观点同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的翻译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解构主义打破了长期统治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了“原文—译文”这一二元对立,将二者看成互补“共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