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坛·美术学艺术教育136ART EDUCATION 2012 · 10众所周知，元代是中国的文人画发展的高峰期，历代文人学者也一直对元代文人画的技法和思想反复研究琢磨，却忽略了明代文人画在中国画坛的作用以及对后代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

其实，明代最为著名的文人画派——吴门画派，追本溯源与元四家可以说同气相求，注重对文人气质的渲染。

笔者试图以吴门画派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吴门画家生活背景、受资助者的影响以及艺术见解与文化修养方面的阐述，剖析其成因及对后世的影响。

一、生活背景决定艺术成就吴门画派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孕育下形成的所谓文人集团，当时的苏州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直至今日仍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首先，当时活跃的市场经济。

元朝后期统治者极其腐朽，大批画家纷纷举家南迁，苏州开始成为当时绘画的中心。

有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苏州，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自古有着“苏湖熟，天下足”之称，而且所处的地理位置又非常特殊，南宋建都临安，苏州是离京都最近的大城市。

后朱元璋建明朝，定都南京，苏州又一次成为离京都最近的大城市。

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据载起锚地在太仓浏河，苏州成为“通番”（今称之为对外贸易）的窗口。

永乐迁都后，贯通了京杭大运河，促进南北物资交流，苏州又成为物流中心。

到明中期，商品经济较前代更加活跃，当统治者疲于宫廷内部斗争时，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诞生，表现在江南市镇经济发展，工商业比重逐渐增加，当时的苏州和与之毗邻的松、嘉、湖地区是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丝织业、冶炼业、珠宝业、造纸业等行业相当兴盛，纺织印染、苏州刺绣、苏州制扇、玉雕、木雕、漆雕等手工业工艺也刺激了吴门绘画艺术有更新更广泛的改革与突破，需以提高绘画艺术水平和壮大绘画人员队伍来与之相适应。

另外，苏州宜居的自然环境，引得各方人士来苏定居，兴建私家园林成为一种时尚。

园林是绘画、建筑、文学艺术的综合体，显然，画师在筑园时有着重要的主导地位，如吴门四家中，文征明、沈周各自为其园林作画。

凡此种种，经济发展除了为绘画艺术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外，也为画家与作品需求者建立起更加紧密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另外，各行各业都对吴门画家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为画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这些恰恰就为吴门画派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

其次，严苛的政治原因也为吴门画派的产生培养了土壤。

明代历代皇帝对艺术的支持也为其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策上经历了由紧趋松的过程。

1368年，洪武帝朱元璋推翻元统治建立明朝。

建国甫定，朱元璋即恢复宋制，建立画院。

从目前看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开国皇帝像他那样重视绘画艺术的。

史料记载，朱元璋常亲临画院，甚至兴之所至还泼墨挥毫画上几笔山水。

到了永乐朱棣时，他作为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但苛政仍如其父朱元璋。

宣宗皇帝朱瞻基本身就是个出色的画家，他与明初几位前辈一样崇尚宋人画，“院派”画一统天下，在政治上仍处于禁锢状态。

直到明英宗时，他对政治开始放松，直接的反映就是这时艺术创作开始活跃。

明宪宗时，这种情况更为明显，特别是绘画方面，多种绘画风格出现，逐渐取代了“院派”一统天下的局面。

到了明孝宗时，皇帝朱祐樘励精图治、除弊革新，将明朝推向“弘治中兴”。

此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吴门画派终于找到了它产生的政治土壤。

最后，吴门画派的产生还有其文化本身的原因。

在元代后期，苏州即是全国的绘画中心，当时那些出名的画家要么经常来往于苏州，要么就生活在苏州或周边地区，如“元四家”中，黄公望居常熟，倪云林居无锡，吴镇居嘉兴，王蒙先居湖州后迁苏州。

元代末期张士诚在苏州称王，广纳贤士，王蒙等一大批优秀画家投奔张而云集苏州。

因此，苏州人文荟萃，文化基础非常雄厚，尤其绘画艺术的根基很深。

明初建画院，提倡“复宋”，南宋的“院派”风格重登画坛，使得具有元代画风的苏州画坛从此沉寂。

直到明中期（大约在明英宗后），元与明的政治敌对情绪逐渐消失，政治空气逐渐放松，尚未完全泯灭的元画风格在苏州又渐渐复苏，先有宋克、谢缙，继有杜琼、刘珏，以及沈恒（沈周父）、沈贞（沈周伯父）等一批画家，完全师法董源、巨然和“元四家”的画风，他们用笔细密，干墨皴擦，淡墨渲染，创造了以笔情墨趣为主的“文人画”。

虽然博得广大市民阶层拥护与承认，但这种“吴中文人画”艺术还未得到再三锤炼，这些画家创作水平也有局限，力量也偏弱，还不足与当时画坛主流的“院派”“浙派”匹敌。

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清新雅逸的画风，显示了绘画革新的方向，也为吴门画派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吴门画派的风格与资助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元代山水画呈现飘逸脱俗之意境与当时的赞助者——道家脱离不了关系，道家在文人士大夫中影响极其广泛，他们作为元朝廷体系的一股政治势力，享有很多特权，在保护和发展汉文化尤其是汉代绘画方面居功甚伟。

元代文人绘画体现了对于心灵的关注，赋予了作品一种注重内省的特殊气质，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所在。

道教所启示的境界是静的，顺应自然法则，所以这些文人画家作画时，画幅中潜存着一层深深的静寂。

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家作品风格的体现，更多的是赞助者的需求。

其实每个朝代画家的画风与当时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南宋宫廷画家的经济支柱者是皇族，而元朝文人即使再隐逸，也需要维生的方法，而他们的赞助者就是道家。

那么明代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其艺术家也需要生存或者说生活，他们的赞助者就是当时的大商人、大地主，作为明代文人画代表的吴门画派更是其重要的支持对象，因此，宋之后宫廷机构和宗教在赞助中的作用已经微不足道，而经济繁荣的城市中的富商和官僚则扮演着赞助者的角色。

在宋朝之后，随着朝廷考试制度的日益开放和商人阶层地位的上升，涌现出了各种功能不同的重要城市，如政治中心的北京、经济中心吴门画派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李启色【内容摘要】文章主要讨论了明代中叶吴门画派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及其影响。

明代中期吴门画派作为文人画代表，其影响极为深远。

而这与其生活背景以及他们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这种客观的或者主观的活动直接影响到他们作品的风格，并且影响后世画家。

【关键词】技法 资助者 吴门画派 影响美术学137艺术教育ART EDUCATION 2012 · 10的苏州，还有徽州、扬州、南京等。

这些大城市吸引着画家们前往，商人们则趁此机会担当赞助者的角色，负责提供住宿、资金，为画家作品寻找出路，扩大画家的声名。

此外，商人们还在一定程度上对画家们的画风产生着重要影响，即要求画家的作品必须符合自己的口味。

在官僚方面，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进步，官僚通过剥削获取了大量财富，成为了富贵之家，具备了绘画的经济基础，从而能够收罗绘画作品，利用闲暇通过绘画来满足自己的兴趣所需。

因此，官僚和商人一道成为了私家绘画艺术赞助的力量。

仇英从一个“画匠”而成为“吴门四大家”之一，除了自己的绘画才华外，与当时一批文人书画家、官吏、收藏家多有交往也不无关系。

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家族、无锡大收藏家华云、苏州收藏家陈官、昆山收藏家周六观等人都是他重要的艺术“赞助人”或“定件人”。

就连名气在仇英之前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也有庞大的赞助机构或者赞助人。

明代赞助者较宋元赞助者不同，在于明代长期实行的抑商政策，这种政策使得拥资万千的大商人社会地位一直比较低下，而文化人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有财富的大商人，在这种社会现象的刺激下，为了保住和扩大经商的利益，通过捐输、接驾等途径获得某种特殊地位寻求官府的保护，珍宝古玩、名人字画就成为高雅的使者。

史料记载，奸相严嵩“初入仕而贫”，在身居高位的二三十年间，却富甲天下，严嵩被抄家后，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历代名家书画就有3558件，仅吴门画派的字画就达40余幅。

宦官在明代也是有权有势之辈，其贪婪之心比之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

名家墨迹遁入豪门，既有权贵对大商人、大地主的勒索，又不乏商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不惜重金购买名家字画作为人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明代书画市场的发展，也为当时的画家尤其是吴门画派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支柱。

明代因为文人地位的重要性，更多的大商人、大地主或是为附庸风雅、或是自身喜欢艺术，不断收购字画古玩，并成为了明代主要的私家艺术赞助人，民间收藏一跃而超越了官方典藏，成为艺术市场的主导力量。

这种情形下，明代大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收藏家，他们不但藏书，更收藏字画。

江浙地区的书画家和收藏家的地域分布呈现出相当一致的现象，徐沁在《明画录》中收录画家约800人，江苏约占370人，其中苏州就达到150席。

明代苏州画家多，收藏家也最多，史料记载当时藏家大约有107人，江浙一带有87人，苏州就占有46席。

其实，在当时，文征明父子、沈周、唐寅、祝允明不仅是画家也是藏家，一人身兼几任。

这样庞大的收藏群体和画家群体是前所未有的。

收藏家与画家结缘，不仅能出售自己的作品养藏，用售画的收入来丰富自己的藏品，而画家往往也具有较丰富的书画鉴别能力，常常能成为藏家中的佼佼者。

在明代，有一个现象尤其要注意，历代文人士大夫共通的地方在于隐逸，而隐逸在明代苏州的体现就是苏州园林的大兴，即所谓“大隐隐于市”。

这些园林的主人大多都是退隐的官宦或者富豪，抑或是文人士大夫，他们大兴园林，过起了大隐隐于市的滋润日子。

我们至今所看到的苏州园林基本是外观极其朴素，但内部陈设十分考究，随意中见雅致，精巧中见意境，凸显园林主人当时的一种雅致恬淡的悠闲生活状态。

这些园林处处少不了名家书画的装点，且一年四季都要更换，而当时这些园林主人以吴门画派的书画作品装点为其荣耀，自然酬金不菲。

三、吴门画派对后世的影响吴门画派延续元四家的风格，以清高的人格精神为至高境界，也因此，后代深受吴门画派的影响。

许多画家接受良好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才气迸发的豪情，在创作思想上，主张绘画直抒胸臆，强调作品意境的构造和笔墨趣味的简洁，重视艺术形式的审美意味，形成了雅致、清新、秀丽、明快的绘画风格。

这些都是继承了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并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加以更新和发展。

笔者通过对吴门画派画风的研究，对其影响总结如下：第一，使得文人画达到了极致，为之后文人画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吴门画派作为历史上出现的一个艺术流派，和其他艺术流派的产生一样，吴派的出现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环境、风俗等有密切关联。

其开拓者王绂、杜琼、刘珏、陈汝言、沈良琛等人，他们继承元代赵孟頫和“元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的文人画的传统，并将文人画的衣钵，通过父子、师生、亲友关系的渠道，递接传授，这是当时乃至现在都是最为直接且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之一。

到明成化至嘉靖时期，吴派的炽盛时期集中在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所谓吴门画派，应该说吴派的勃兴和其取得的成就，既开启了明一代绘画的新风，又给了后世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