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新论——兼谈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刘会军【作者简介】刘会军，吉林大学文学院【摘要题】历史学前沿【正文】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中华民族全面动员，进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也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全面、深刻的觉醒。

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关于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觉醒、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等问题，学术界多有讨论，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新想法，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基础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华民族遭受到5次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在这5次战争中，都有不同角色的人士——既有清军的官兵，也有民众和其他人士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反侵略的战争或斗争。

但这些反侵略的战争和斗争的参与者都只是特定的一些人，如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参与者只是当时负有抵抗任务的清军官兵和受到侵害的战争所在地民众，同八国联军的作战只是义和团的成员。

局部的侵略引起局部的反抗，涉及的层面和范围都是十分有限的。

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华民族最深刻而又最全面地觉醒和动员了。

这种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就是整个中华民族都意识到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今天我们放弃平津，放弃芦[卢]沟桥永定河以东的大块中国领土，则冀察必然不保，必然成为第二个东四省，冀察不保，华北与全中国即将垂危，亡国灭种即将相继而来。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也认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

”“此事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正因为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才使战争的双方都十分重视民众的力量。

国共两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日本方面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早在战争刚开始时，多年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朝日新闻》上海特派员尾崎秀实在一篇评文章中说，日本“并非是对付支那统一政权国民党政府，而是与整个支那民族为敌”。

全面动员又是建立在最深刻的觉醒基础上的。

而这种最深刻的觉醒不仅表现在对于民族危机的深刻感受和抗争，而且更体现在“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

这个进步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各界人民在进行全民族抗战的同时，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民生政策，并掀起了进步的思想文化运动。

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决不是单纯军事意义的对外反侵略战争，其社会的、历史的意义远远超出战争本身。

抗日战争进一步促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旧的社会形态的分化和新兴民主进步力量的发展”。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次全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也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现代化运动。

它不仅是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里程碑，而且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起，大陆学术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表现和作用越来越走向客观的评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然觉得有未尽之义。

实际上，国民党、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从整个战争过程来说，国民党始终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执政党，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它是否抗战，决定着中国中央政府是否抗战。

而这一点，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政府抗战有着标志和象征的意义。

中国政府存在着并且抗战着，标志这个国家没有亡国。

如果这个政府投降了，成为傀儡政权，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不是独立的国家，已经亡国。

第二，就是政府的动员力。

国民政府抗战，就能够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进行抗战，这是其他任何党派、团体等组织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的。

政府能够动员全国的武装力量、经济力量进行抗战，也能发动它所控制的全部宣传机器动员全国人民抗战。

第三，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它所控制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有军事实力的军队。

特别是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弱小，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在当时是主要的，正面战场对于打击日本的进攻势头、迟滞日本的进攻速度、实现持久抗战的战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已论及。

第四，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是否抗战，决定着抗战是否合法，而直接影响着其他力量的抗战态度和抗战方式。

九一八事变后到卢沟桥事变前，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不仅不抗战，而且对抗战活动进行压制和打击，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其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范例。

而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压制、打击下，很难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局面。

必须指出的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其他各爱国党派、各族各界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实现的。

它的抗战态度的及时性、坚定性、彻底性、全面性都不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党派，也不及深刻、全面觉醒了的中华民族的大多数成员。

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采取了抗战的态度后，它的动员力、号召力又是其他任何党派、团体所不能取代的。

第五，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的代表，它代表中国进行抗战外交，在不同的阶段，国民政府根据战争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制订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和策略，确定了战略重点。

这些政策和策略的具体运作与实施，取得了良好的国际效应和国际影响。

一是政治上的收获。

卢沟事变后，中国政府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使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中国的抗战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同时也是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战。

为此，中国的抗战先是在国际上获得了众多国家政府及民众在政治上的同情、声援和支持，后来又与美、英、苏等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是经济上，中国先后得到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等许多国家政府的援助和支持，也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援助和支持。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最大收获也是经济上的援助。

虽然中国获得的援助无论是与中国投入战争的人力物力比，还是从中国获得的租借援助占美国租借物资总的比重看，数额都不是很大，但这些援助都是中国抗战急需的物资，因而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三是军事上，卢沟桥事变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部分空军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对日本的作战或参谋，后来又有陈纳德的“飞虎队”援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与美、英等国进行军事合作，进行同盟抗战，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胜利的保证，也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了保证。

四是外交上，中国利用同盟抗战的时机，积极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先后与凡是与中国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签订了平等新约，中国从此摆脱了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中国作为四强国之一，还参与组建了联合国的工作，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

外交上收获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抗战本身，它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这种国际之间的交往，是必须由能够代表国家的国民政府来承担的。

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始终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不是领导作用，而是导向的作用。

“要科学地、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领导权的含意。

”[17] 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解释，领导是“领导者在一定的环境下，为了确定和实现既定的目标，对被领导者进行统御和指引的行为过程”。

[18] (P33)我们认为，领导权的实现，有以下几个必要的因素：首先领导与被领导者应该是在一个组织系统内；因此，第二就是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必须是法定的或有组织系统授权的；第三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有命令的权力，有一定的强制性作用。

除此而外，还有领导者必须能够代表大多数被领导者的利益，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等等。

导向是指指导行动或发展的方向，使事物向某个方面发展。

就是提出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并且提出正确的方针和路线，促使事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保证正确的目标的实现。

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否对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各种抗战力量发挥了导向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全民族抗战发挥导向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必要条件。

一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抗日的问题上，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

它所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方向和目标、方针和路线、战略和策略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方向和目标。

二是中国共产党是除国民党外唯一具有武装力量的政党，虽然军事实力在抗战初期仍然不大，但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唯一能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配合抗战的军事力量。

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在敌后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能够以根据地迅速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军事力量，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在抗战中不断壮大，其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重要和扩大。

而国民党则走向反面。

三是政治导向的内容包括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面的斗争。

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虽然参加了抗战，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统治利益的需要，还有许多不利于抗战的因素和行为。

在抗战之初，不能提出一个取得抗战全面胜利的目标，只是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因此过于依赖国际社会，一方面与日本军队作战，另一方面又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影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士气。

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面上升，抗日战场上表现不佳，反共行动却有增无减，影响甚至危及抗战大业。

因此，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既能团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保留在抗日阵营内部，又抵制它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战大业的破坏，成为坚持抗战胜利的一个必然条件。

中国共产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坚持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也保证了抗日战争始终向着胜利的方向迈进。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由这个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与动员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是全民族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们还认为，由于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最重要、最有实力的政党，只有国共两党具有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军事力量，因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的核心，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是抗战胜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