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战国、西汉简牍遣策中所见之“亡童”与“明童”
李明晓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北碚400715)
现已发表的遣策中有“僮”、“亡童”、“明童”三种，其中前二则材料中“僮”、“亡童”指随葬木俑似无异议。

（1）八，四戈。

(《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简》2－028)
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先生（1995：126）认为“”即“明”的分化字。

何琳仪先生（1998：724）读作“盲僮”。

信阳一号墓出土木俑11件，简上所记“八僮”当在其中。

（2）九亡童：亓（其）四亡童皆缇衣，亓（其）三亡童皆丹䋺之衣，亓（其）二亡童皆紫衣，皆赤颈索（素）豙之毛□。

(《望山》2-49)
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先生（1995：126）指出：“此墓出土木俑十六件，头上有假发，身着绢衣。

简文所记九亡童当在其中。

”
（3）右方男子明童，凡六百七十六人，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二人偶人，四人击鼓、铙、铎，百九十六人从，三百人卒，百五十人奴。

”“右方女子明童，凡百八五人，其八十人美人，廿人才人，八十人婢。

(《马王堆·遣策》)
郑曙斌先生（2005：40）指出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简中的“明童”为“送死之童”，具有葬俑特征，并理解为“作为侯府家童，可能是模拟葬俑而出现在葬仪中‘人俑’”。

其主要依据是“遣策所记‘明童’与同墓木俑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并无多少共同之处”。

笔者通过实物分析，并与其他同类实物资料相比定，认为“明童”实际上还指随葬木俑。

战国楚简中“”多借做“盟”（9次），《包山》123有：“雇女返、场贮、竞不割皆旣。

”除上举例（1）外，《上博一·孔子诗论》7亦有一例“”用作“明”：“褱（怀）尔（明）惪（德）。

”因此，
“僮”即“明僮”。

而包山楚简3有“少僮”，简180有“少童”，二者即一事，故“明僮”亦即“明童”。

现在我们着重来分析“明僮（童）”、“亡童”与“盲僮”三者间的关系。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第五》：“前园横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为用器，但为盲僮，与死人俱葬也。

”可见“盲僮”确为随葬木俑。

“明器”，古人奉死者为神明，故称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为明器。

《礼记·檀弓上》：“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郑玄注：“言神明，死者也。

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孔颖达疏：“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不死不生不可测也，成善也，故为器用并不精善也。

”《仪礼·既夕礼第十三》：“陈明器于乘车之西。

”郑玄注：“明器，藏器也。

”《释名·释丧制》：“送死曰明器，神明之器，异于人也。

”也就是说“明器”是遣送死者的随葬用品。

因此，我们也可推断“明僮（童）”亦即随葬木俑。

我们先来看一看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104件木俑实物与遣策对照情况。

出土木俑分着衣俑（25件）、雕衣俑（4件）、彩绘俑（73件）、桃枝小俑（2件）四类。

其中着衣俑中有舞俑、乐俑17件，应在“四人击鼓、铙、铎”与“廿人才人”这二十四人中。

着衣俑中另有侍俑8件，小俑疑为守门吏，可能在“谒者四人”中。

雕衣俑、彩绘俑共77件，男性较多，为一般家内奴婢，应在“百五十人奴”与“八十人婢”中。

从上可见，出土木俑遣策所记大致相同，只是数量上远远少于所记“明童”856人。

另外，还有遣策所记驾驭车马109人、祭奠之鼎、送葬之车亦不见有出土实物。

在墓中随葬大量物品是秦汉时期丧葬的重要风俗，陕西咸阳杨家湾4号、5号墓出土步兵俑1800多件、骑兵俑580多件。

参考文献:
[1]傅举有.湖南出土的“俑”[A].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暨马王堆汉墓发掘十五周年纪
念文集[C].长沙：湖南省博物馆，1986.109－115.
[2]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59－60.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5.
[5]展力等.试谈杨家湾汉墓骑兵俑[J].文物,1977(10).
[6]郑曙斌.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之“明童”问题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5(1)：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