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文学，是一种地缘文化现象，是指以安徽桐城为中心形成的文学资源的统称。

对清代的文坛，尤其是散文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虽以桐城地域命名，但影响波及全国。

不仅是徽文化，而且中国文学中的一块瑰宝。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分水岭，可以划分为古代桐城文学和现当代桐城文学两部分。

现当代桐城文学以桐城赋派为代表，是辞赋在国学领域的复兴，也是国学在辞赋领域里的兴起。

但却似乎只是给中华文化增加了一些调味品，而并不能对文学潮流带来变革性和建设性的意义。

而古代桐城文学特别是以桐城散文派为代表，顺应当时文学历史发展潮流，发展了新的文学理论体系，为当时的文学实践所服务。

承担了文学历史发展中所赋予的历史重任。

在此篇文中，将重点阐述明清时期桐城散文派文学的创始及兴盛的历史发展进程，而此下的桐城派文学亦指古代桐城文学。

在桐城派文学中，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三人并称“桐城三祖”。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方苞以文章道德名于当世，其散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

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由此发出，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选自《清史稿》）。

其中，“义”则指文章的中心思想，而“法”则是体现中心思想的方式。

他认为义与法就象经与纬一般，应相辅相成，溶然一体。

即内容形式相统一。

这个主张具有实际性，对当时古文写作方法总结出了一种可依据的理论，符合文学规律，经得起时间和历史和考验。

现在做文章，亦要科学应运用此文学理论，来指导文学实践活动。

方苞还主张古文语言应当雅致而简洁，即在法之上，提出的一种更高要求。

对当代文章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如现代应考文章是有字数要求的。

而就随之出现了一种“无病呻吟”的现象，只为凑字，写得无关乎文意的文字占大篇幅，文章显得空洞、累赘，而无实际意义。

“雅洁”也应是小诗的一种境界。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刘大櫆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

他主张：“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注于桐城派文学研究）。

刘大櫆补充并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说，注重文章的艺术性的研究。

认为文章的“神”即文章最精华部分，显现在文章的一字一句一音上。

对文章的音韵也开始做出理论性要求，这也是把诗歌中的韵律运用于散文中理论化，是古代散文一次重大突破。

也是散文诗理论定义发展的雏形。

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桐城文学发展到鼎盛时期，代表人物是姚鼐。

姚鼐是桐城派文学的集大成者。

他的文章最富有阴柔之美，富有逸韵，他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

他发展了刘的“神气”说，认为：“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格、律、声、色。

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即可归结为当今散文形散而神不散之特点。

使桐城派文学理论更周密，体系更完整。

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

姚氏门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

桐城派至姚鼐，桐城文
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并享有“天下文章，尽在桐城”之享誉。

桐城派文学发展到鼎盛时期。

当然，任何事物有其始，也必有其终，后之变流末落在此不做详细阐述，桐城派开始发展有其特定环境，在当时，桐城派文学的内容形式符合大外部环境“程朱理学”的统治思想，也为科举考试所适应。

能够服务于当时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

而且桐城派文学有其自身优越性，经过代代继承历练发展，主张义理、神气、辞章并重，要求语言雅洁，笔法清朗，形成自身一整套文学理论体系，文风为文人所推崇，文风浓郁，杰出文人层出不穷。

这个古代文学流派以波澜之势，风靡全国。

铸就了徽文化的一段辉煌传奇。

徽商已远去，但桐城文化，还再能再丢弃辉文化吗？曾经那么的辉煌繁荣，曾经那么的涤荡人心……桐城派现已桐城画派、桐城文派、桐城诗派、桐城学派、桐城戏派而后桐城赋派的形式流变喘息。

桐城文学，请再现你的义、法、神、辞，把握时代契机，适时变革大战自己，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对桐城先驱有个交待，重新铸就桐城文化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