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教案导言一、思想与思想史。

中国思想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思想一词来源于中国古典的语言文字。

最早见于三国时曹植的《磐石篇》诗：“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

”本义是思量、想念的意思。

（《辞源》1988年版）它们都有心在字里,说明古代人们认识的误区，也说明中国人认识到意识和生理之间的关系，认为思想是由心完成的，现在人们还说心想事成。

而且人的思想与心的活动也有关，如心跳速度等。

《辞海》1989年版的解释是思维活动的结果，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的解释更为完善：“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思想的内容为社会制度的性质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中，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代的事情。

葛兆光认为思想史是几千年来人们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多少代人苦苦追寻的宇宙和人生的意义，多少代人费尽心思寻找的有关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观念和方法，影响着今天的思路，使今天的人依然常常常沿着这些思路思索这些难解的问题，它的历史是有很多的重复。

张岂之认为思想史是人们社会意识的发展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

二、思想史研究的历史。

中国近代研究思想史的人远没有研究哲学史的人为多。

即使现在，要找一本合适的思想史教材也不很容易。

而走进图书馆，哲学史的著作比比皆是。

以往的思想史的著作并不多，有名的有：蔡尚思《中国思想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常乃德《中国思想小史》（1938）钱穆的《中国思想史》（1952）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1979年）何兆武的《中国思想发展史》、褚柏思的《中国思想史话》，张岂之的《中国思想史》等等。

其中部头最大，影响最大的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为精简起见他还编缩了《中国思想史纲》），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内统治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依然是影响巨大。

值得推荐的在形式上比较好的是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三卷），在理论上比较新颖的是葛兆光所写的《中国思想史》，后面这几部在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得到，还可以适当看一些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如胡适、冯友兰、萧捷父、任继愈的哲学史，它们在很多方面是大同小异的。

三、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

思想史和哲学史是有区别的，但现在所写的多大同小异。

因为思想史的范围太过宽泛，所以人类的一切思想都可以纳入思想史。

但是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现在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哲学史是由精英的思想构成的，而思想史可以是包括大众的普通思想的；二是思想史带有明显的世俗性，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而哲学史则相对要抽象一些，理性一些，现在看来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此。

四、中国思想史的特点：1、重伦理和政治思想，自然哲学的份量较少，思想家们在论述自然哲学时，有不少是道德伦理思想的扩大和延伸。

2、重辩证思维而短于逻辑思维。

所以中国思想史上辩证思维很活跃，而逻辑思维较滞后。

3、中国思想史重视天人合一。

尽管天人合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但注重天人相通则是共同的特点，尤其是儒道两家最为明显，如儒学力求把人间的道德律令扩大为天的道德律令，如“替天行道”顺乎天而应人，在个人行为上主张发乎情而至乎礼。

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中医学。

处决罪犯多在秋季以符合节令。

并试图说明以人为中心的天、地、人的社会和自然的结构模式都被道德律令所支配。

五、学习中国思想史的要求。

1、课堂上的形式要求，要往前坐，不能坐在后面开小差。

2、要多看多思。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怡，要达到能与老师进行交流至少要领会的程度。

这是一门难学的课程，需要长期的思考与学习。

对原著也要经常按要求阅读，以求温故知新。

每次上完都有一定进行思考的时间，可以交流或解答问题。

3、思想史的学习研究与社会史的学习研究想结合。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的产生，都有其社会历史原因，不是凭空出现的。

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要注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4、注意社会思潮的研究。

所谓思潮，就是一个历史时期思想领域内的主要倾向，它往往反映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的相互联系。

5、学习思想史应注意科学技术史的成果。

中国科学史的一些特有的范畴、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科学技术成果的概括，又是人类思想升华的结晶。

如道（各家有各家的道）、气、阴、阳这些概念，就是在当时天文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概念和范畴又推动了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发展。

6、思想史应研究思想源流的演变。

各个思想学派的兴衰变化，学派间的相互辩论和承袭融合，前代思想家对于后世的影响，以用后代思想家对于前代的继承和发展，这些都是思想史中的重要内容。

7、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中，要加强对各种思想学派和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的理解，实事求是的进行分析。

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是相当复杂的。

对一位思想家来说，早期的思想有可能和晚期的思想不同（很多人是有一个晚年的倒退或保守），即使在同一时期，他自己的言论也可能会有不少矛盾之处，这些都要进行全面的研究。

第一讲思想的产生一、思想产生的条件。

思想当然比意识要进步不少，思想的产生有三个条件，1、不是说人类意识中的任何活动都是思想，只有当思想脱离了实用性即超越了实际生活与生产的具体意味时才成之为思想。

2、这种思想中形成了某些共识，即被共同认可的观念，思想活动有了一定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形成了一些至少在一批人中共同认可的，而且可以说明不止一个事实的观念时才是思想。

3、思想必须有符号记载或图像显示，困为没有符号或图像，思想不仅不能交流，也无法传下来为我们所研究，只有古人把他们的思绪与心情留在了他们的文字、图饰、器物等等之中，传达给他人，留给后人，思想才真正进入了历史。

二、夏商时期思想的萌芽1、绝地天通”的神权垄断——从自然崇拜到上帝崇拜天命神权是夏商统治者尊奉的宗教世界观，这种宗教世界观民一切宗教意识一样，“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

”不过，这种超人间的力量在原始社会只不过是自然力量的化身。

夏商奴隶主贵族的天命神权论不是突然产生的，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人们无法控制和解释各种自然现象，首先出现了自然宗教的意识。

最初人们所崇拜的是自然的异已力量，后来又幻想到各种自然现象背后都有神灵在支配(如人对于死亡的认识，有一天人睡下会起不来了)，产生万物有灵的观点，如人们认为日月山川都有自己的神灵在主宰，如山神，土神，河神等等，在原始社会还出现过图腾崇拜（让学生解释图腾）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共性。

如洪水、生病、生育、风、雨、电，至今不经常是人们幼年认识社会的必经之路。

这些自然现象反复刺激人类的大脑皮层，人类从无数次的观察中终于总结出了一些规律。

恩格斯曾把原始社会的宗教称为“自发的宗教”，把阶级社会的宗教称为“人为的宗教”中国古代也是有自发的宗教，几乎每个人群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在向阶级社会过渡过程中，奴隶主贵族曾经进行过两次大的宗教改革。

第一次传说发生在帝颛顼时，他借口古者民神不杂，由于“九黎乱德”，致使“民神杂糅”“民神同位”，使神灵无有威严，于是他“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浸渎，是谓绝地天通。

”（《国语·楚语下》）第二次据说发生在帝尧时，他是以“苗民弗用灵”为借口，出兵征伐三苗，所谓“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这两次绝地天通可能是一个部族征服另一个部族后强令被征服者放弃自己的宗教，剥夺被统治者与神相通的权力面进行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宗教改革。

本来原始社会人人平等，人人可以沟通天神，有的书上甚至说“夫人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情况。

所以享有特权的氏族贵族不能容忍这种现状，借口古者民神不杂而垄断了与天神沟通的特权，要求天上的神灵也与地上的统治关系相适应，于是上帝神的观念逐步形成。

原始的平等宗教被否定，人人可以沟通天神的时代结束了，原始宗教中的平等民主意识逐渐消亡，神权开始为贵族所垄断，由自发的宗教变为人为的宗教，从自然的多神崇拜变为上帝的一神崇拜。

随着文明时代的迫近，奴隶制的普遍化，神权的垄断与王权的形成几乎同时进行。

王权日益强化和集中，在宗教思想上多神向一神过渡，卜辞中有上帝能主宰风雨变化、年成好坏、战争胜负、行动吉凶，为日月山川的主宰，奴隶主贵族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上天之子，生前死后都能代表天意，所以相传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上刻的是“受命于天，既受永昌”。

这说明中国古代皇帝无论是自己深信不疑自己是受上天眷顾“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还是故意用这种神圣的光环来愚弄百姓，自欺欺人。

列祖列宗也可以死后与天地同在，同享祭祀，祖宗神与上帝神合二为一了。

（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这种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世界观，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以血缘纽带来维护宗族统治的历史特征。

2、“治水平土”的经验总结——从征服自然的神话幻想到认识自然的哲学萌芽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所以产生了崇拜自然的原始宗教，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方面，人们又不愿意完全屈服于自然，因而又出现了“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壮丽神话。

如传说中的盘古手执双斧开天劈地，还有女娲补天、夸父追日（旱灾）、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水灾）等神话故事，就反映了原始人类要求征服自然的幻想。

可是这些神话故事虽是壮丽动人，但并不是现实的科学反映。

人类要想真正征服自然，首先要认识自然，这只有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斗争中，才能逐步积累这方面的知识。

因此我们认为，古史中关于大禹“治水平土”这一场伟大的生产斗争，对产生认识自然的哲学萌芽，有着重要的关系。

根据地质学者的研究，在“新冰期”后，由于冰雪融解，全世界很多地方曾普遍遭受洪水之灾，这在犹太，印度、希腊等地古史神话传说中均有所反映。

我国古代以华夏族为中心，长期生活在黄河流域，传说也遭受过“浩浩滔天”(《尚书·尧典》)的洪水之灾。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的祖先曾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

据《尚书·洪范》篇记载，箕子在回答周武王时曾讲过一段治水的史影。

“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这段话既强调了上帝的权威作用，但在神权说教的外衣下又表明了人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五行思想产生于治水的生产斗争之中。

箕子在这段话中表明了古代人们对于原始五行思想的认识：“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