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安慰剂效应”所谓“安慰剂效应”，指的是在不让病人知情的情况下服用完全没有药效的假药，但病人却得到了和真药一样甚至更好的效果。

这种似是而非的现象在医学和心理学研究中都并不鲜见。

由此，不少医生在对病人进行治疗时，不得不将这种“安慰剂效应”考虑进去。

美国牙医约翰·杜斯在其27年行医生涯中，就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些牙痛患者在来到杜斯的诊所后便说：“一来这里我的感觉就好多了。

”其实他们并未说假话———可能他们觉得马上会有人来处理他们的牙病了，从而情绪便放松了下来；也可能像参加了宗教仪式一样，当他们接触到医生的手时，病痛便得以缓解了……实际上，这和安慰剂所起的作用大同小异。

作为全美医疗作假委员会的创始人，杜斯医生对安慰剂研究的兴趣始于其对医疗作假案件的调查。

他指出，牙医和其他医生一样，有时用误导或夸大医疗需求的办法来引诱病人买药或接受较费钱的手术。

为了具体说明“安慰剂效应”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援引了美国医疗协会期刊刊登的有关末梢神经痛的研究成果。

据悉，接受试验的人员分为4组：A组服用一种温和的镇痛药；B组服用色泽形状相似的假药；C组接受针灸治疗；而D组接受的是假装的针灸治疗。

试验结果显示：4组人员的痛感均得以减轻，4种不同方法的镇痛效果并无明显差异。

这说明，镇痛药和针灸的效果并不见得一定比安慰剂或安慰行为更为奏效。

实际上，人类使用安慰剂的历史已相当悠久。

早在抗菌素发明以前，医生们便常常给病人服用一些明知无用的粉末，而病人还满以为有了希望。

不过最后，在其中某些病例中，病人果真奇迹般地康复了，有的甚至还平安地度过了诸如鼠疫、猩红热等“鬼门关”。

安慰剂研究专家罗莎认为，能给病人服用价格低廉又并无任何副作用的安慰剂而又能起到疗效自然是美事一桩，但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安慰剂未必能起到真正又持久的疗效，而真正意义上的治疗却被耽搁了。

今天，有关“安慰剂效应”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原因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新的发现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戴德凤）安慰剂效应新探 中国食品药品网患者信任不疑地吃下了药，病情果然有所减轻。

殊不知，那个药丸只是淀粉加葡萄糖制成的“假药”。

这种称为“安慰剂效应”的现象在医学实践中十分常见，但人们并不清楚其原理。

意大利科学家说，他们在一项最新试验中观察到了安慰剂效应对神经细胞的作用，显示该效应有着生理学基础。

安慰剂由没有药效也没有毒副作用的中性物质制成，外形与真药相像。

将安慰剂冒充真药使用也可能产生疗效，甚至产生某些副作用。

每一种新药在投入使用前都要进行对比试验。

如果其疗效比起安慰剂来并无显著优势，就没有实用价值。

意大利都灵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在试验中给帕金森病患者注射普通的生理盐水，结果发现他们的神经细胞出现了与接受药物注射时同样的反应。

帕金森病是一种神经功能障碍疾病，主要影响中老年人。

病人大脑中缺少多巴胺，导致丘脑底核等区域的神经细胞异常兴奋，患者出现肌肉僵直、震颤和行走困难等症状。

此前的研究曾发现，安慰剂能够通过提高脑部多巴胺水平来产生疗效。

而意大利的科学家对此提供了新的证据。

研究人员给患者注射脱水吗啡。

这种物质能使患者脑部过度兴奋的神经细胞平静下来。

大约24小时后，研究人员在患者清醒的状态下给他们做手术，在其丘脑底核部位植入电极。

每个电极所带的传感器能够监测约100个神经细胞的兴奋情况。

在手术过程中，研究人员给患者注射安慰剂。

结果，生理盐水也能使神经细胞平静下来，效果与脱水吗啡几乎相同。

这一现象不能用脱水吗啡在脑部的残留来解释，因为脱水吗啡的效果只能维持1个小时。

研究人员说，安慰剂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生理反应，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知”假设，患者期待药物起作用的心理激发了生理反应。

另一种是“条件反射”假设，患者所处的医疗环境引起了生理上的条件反射。

是是非非安慰剂 2001年9月28日搜狐安慰剂就是没有有效药物(食品、化学)成分的一种制剂，对于病人和受试者只起一种心理作用。

安慰剂有没有作用，作用有多大，能不能对病人使用安慰剂，怎样使用等，便涉及到对人道和是否合乎生命伦理的评价。

医学和心理学的试验和临床结果表明，安慰剂是有一定作用的，这种作用表现在两方面。

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稳定病人的情绪，使其心态平和，衣食起居正常，从而调动身体潜在的免疫功能，抗御病魔。

其二，在试验某种药物时，对受试者和医生双盲使用安慰剂，以排除心理作用对药物客观效果的影响和对药物客观效果的评价，从而真正评判一种药对人体试验的效果。

■安慰剂的使用与伦理在是否能使用安慰剂上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争论，但大部分国家都允许使用安慰剂，包括我国，美国则是广泛使用安慰剂的国家，欧洲国家对使用安慰剂是较为勉强的，而日本则是一点都不允许使用安慰剂。

使用安慰剂争论的焦点是，安慰剂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是虚拟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是给人一种假的第二信号的作用，以刺激大脑的某种功能并反作用到机体的生理和生化代谢上，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刺激当然无论怎样也不可能起到与真正药物相同的作用。

所以，在临床治疗中一般只是在各种药物和治疗手段都不起作用后，才使用安慰剂，对病人说这是一种最新最好的药物，起到调节心理稳定情绪的作用。

另一方面使用安慰剂是为了试验一种药物是否管用。

但是当安慰剂并不能治疗疾病而病人的病情在恶化时，是否还使用安慰剂，这就涉及科学试验第一还是人的生命安全第一的问题。

国内的安慰剂试验显然是倾向于保护人的生命和安全的。

从2000年初到年底，北京协和医院和上海几家医院对病人进行了一种治疗心衰的药物———达利全的疗效试验，其中就涉及到对一些病人使用安慰剂。

但是在试验前，病人首先要有知情权并同意这样的试验，所有病人都是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后才进行双盲试验。

试验分为服用达利全的治疗组和服传统药物的对照组。

但是在试验进行到一大半时出现了另一种结果：治疗组的死亡率比对照组的死亡率降低了35%。

这时就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研究人员面前，是继续进行药物研究——把研究和获得权威的令人信服的临床资料放在第一位，还是停止试验——把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摆在第一位？因为继续试验，当然能获得达利全这一药物的所有基本数据和疗效结论，为以后大规模投入临床使用提供翔实的指标。

但也就意味着对照组的病人不能获得有效治疗的机会，最后产生更多的死亡。

而停止试验则可以挽救病人生命，但却得不到这一药物的完整试验资料。

在生命和健康重要还是获得技术和知识重要面前，指导北京和上海各家医院进行药物试验的临床伦理委员会经过几次讨论后，最后作出了符合伦理的选择，终止试验，让对照组病人也服用疗效好的达利全，以挽救生命和保证病人的健康。

毋用置疑，与为了要获取技术而让生命受到痛苦和毁灭生命的科学研究和医学试验来，这样的研究和试验正是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最大体现。

■历史上的事件和争论在使用安慰剂方面，医学史上最著名的左右为难的研究事件之一就是梅毒研究。

从1932年到1972年，美国研究人员随访400名贫穷的患了梅毒的非洲美国黑人，以观察他们的疾病是怎样发展的。

在50年代，青霉素已经普遍使用，而且价钱并不昂贵，但是研究人员也不对他们采用青霉素治疗，而是给予安慰剂。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能观察到不用药物梅毒会怎样发展。

然而这对于病人来说则是极大的伤害，显然是有违道德的。

因此这一试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尽管该项研究揭示了梅毒发病、发展、病理机理和预后的一些本质问题，为后来的梅毒治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临床第一手材料。

上述事件已成为历史，但今天安慰剂的使用无论是在临床还是试验中都存在，当然形式有所不同。

最为典型的是对相同的重病病人，一些人给予新药治疗，而另一些人则给予安慰剂，以比较新药的疗效。

这实际上就是上面所说的安慰剂的第二种使用目的。

但是伦理学家认为，如果医生已经有一种方法能治疗病人的疾病，但还对病人进行这种安慰剂对比试验是不道德的，即使病人同意这样做也不行。

当然另一种方法试验新药是符合伦理的，即所有药物和治疗手段都无效时，可以对病人进行安慰剂对比新药的试验，但是也必须事前获得病人的同意。

■是否恪守赫尔辛基宣言医学伦理学家提出这样的观点是有根据的。

其基本依据便是被各国医学专业人员奉为“圣经”之一的1964年世界医学会公布的赫尔辛基宣言。

该宣言的出现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对人体进行非人道的医学试验，如用俘虏做活体高空试验、冷冻试验以及今天众口指责的克隆人试验。

赫尔辛基宣言的基本核心非常简单：任何病人，包括对照组病人，都应当保证给予最佳的诊断和治疗。

以此来对照，上述对黑人梅毒的安慰剂试验和今天的有可以治疗的方法却不对病人使用而使用安慰剂的方法都是不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当然也是不符合伦理的。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对赫尔辛基宣言的这一原则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即使有疗效的方法存在，也可以对病人实施安慰剂试验。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罗伯特·列文就持这种态度。

他是目前对赫尔辛基宣言这份长达36年的历史文件进行修订的委员会主席。

他认为历史过去了很多年，宣言的一些条款也应当随历史的前进而得到修改。

比如，在许多条件下进行安慰剂试验具有重大科学意义，也是合符伦理的。

列文透露，修改后的新的医学伦理宣言可能会被世界医学会所采纳，而且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允许在特定条件下使用安慰剂，如英国的爱丁堡。

但条件是这样的病人没有生命危险。

还有一些专业人员也认为修改赫尔辛基伦理宣言既可不受绝对主义限制，也是摆脱目前许多医学伦理两难境地的最好办法。

但是反对者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

美国华盛顿一个群众组织的代表皮特·鲁瑞认为，现在涉及安慰剂的试验太多了，几乎每一件都侵害了受试者的权益。

例如，最臭名昭著的是在非洲对黑人孕妇服用短期AZT(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以观察其是否有长期的防止和减少HIV母婴传播的效果。

但是有人辩解说，这不是使用安慰剂，只是比较短期和长期药物的药效。

■使用安慰剂的现状令人担忧然而许多使用安慰剂的案例仍然在大量地发生着。

为了试验一种新的叫做nifedipine的抗高血压药物，美国研究人员对1600名中国人(不知是台湾、香港、中国大陆还是美国华人)进行了安慰剂和nifedipine的对比试验(Newscientist，2Septemper，2000)。

试验时间平均为2.5年。

试验这种药物是在医生已经知道现存的一些药物可以减少高血压死亡率的情况下进行的。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精神病药物和用于癌症病人的抗呕吐药的试验。

对此列文认为，对非洲人使用AZT试验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条件所限不能向受试者提供类似西方标准的医疗条件，所以使用价格较低的AZT。

在赫尔辛基宣言公布采纳之初，世界上任何随机对照的试验都很少。

但是，现在如果没有对照试验，医药公司就不可能将任何一种药物推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