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呈现出既相联系又相冲突的十分复杂的关系。

它们之间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文化理论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然而，只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才"磨合"得比较"近乎"，几乎结成了"同盟"（促成这种联盟的因素是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而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中，这两种同样著名的批判理论之间却存在严重冲突。

它们在以下问题上曾经存在严重分歧：如何评价第三世界妇女解放、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如何认识殖民主义者利用女权主义的标准支持自己的"文明化使命"。

1、女权主义还是新东方主义？
最重要的分歧发生在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问题上。

有些持女权主义立场的后殖民主义者认为：仅仅关注种族政治必然忽视妇女在帝国主义状况下的"双重殖民化"（既是种族的又是性别的）境遇。

这种理论假设：第三世界的妇女是本土的与外来的夫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第三世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同样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则表现出严重的理论盲视。

而在一些后殖民批评家看来，西方女权主义津津乐道的所谓"第三世界妇女"，尤其是对于她们的"差异性"的强调，本身就带有
殖民主义色彩。

无论本土的妇女走到哪里，西方的女权主义者都要求
她（们）展示这种所谓的"差异性"。

这种对于本土女性的色彩斑斓的
异国情调的迷恋，不过是满足了西方妇女的一种窥淫欲望。

差异意识
设立了一个隐含的文化等级：西方女权主义者拥有为"不幸的姐妹"准
备解放道路的特权。

在《在西方的眼睛之下：女权主义学术与殖民话语》（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一文中，莫汉蒂（C· T·Mohanty）指出："第三世界
妇女"这个范畴在两层意义上是殖民主义性质的。

首先，它是种族还原
主义的，即把第三世界的妇女看成是铁板一块的东西，无视在第三世
界妇女之间存在大量物质的与历史的差异；其次，它通过把"第三世界
妇女"当作与第一世界妇女相对的"它者"，来巩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自
我身份。

这样，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生产出了一种双重殖民化的
叙述，以便把第三世界妇女政治上的"不成熟"与第一世界妇女的"成熟"进行对比。

把第三世界妇女再现为贫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束缚在
传统中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正好可以反衬出西方妇女是富有的、
有教养的、现代的、自我决定的，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与肉体。

也
就是说，第三世界妇女的文化"贫乏"强化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拯救意识
形态。

*本文在观点与材料上都极大地得益于里拉·甘地（Leela
Gandhi）女士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一书（Postcolonial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llen & Unwin,1998），在此表示
衷心感谢。

在很大的程度上，上述对于女权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的批
判吸收了赛义德对于殖民话语的理解。

在赛义德看来，殖民话语是一
种再现被征服的他者的文化特权，无论是东方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都试图通过一个共同的教条来言说第三世界，这个教条坚持：他们（第
三世界）不能再现自己，他们必须被再现。

因此，"第三世界的妇女"
可以被视作是西方知识的另一个"对象"。

斯皮瓦克（J·Spivak）对于这种西方自由主义的女权主
义知识系统同样进行了挑战。

在《一个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权主义》（French femi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一文中，斯皮瓦克以著名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瓦（J·Kristeva）的《关于
中国妇女》（About Chinese Women，trans. Antia Barrows, London, Marions Boyers.1977）为批判对象，分析了自由主义的
女权主义者的自恋。

斯皮瓦克指出：在克里斯蒂瓦的文本中，中国的
妇女翘首以待地期盼着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演说，在处于被观察地位的
中国妇女的沉默与处于观察地位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语霸权之间存在严
重的鸿沟。

我们从来听不到中国妇女的声音。

斯皮瓦克说："面对这些
沉默的妇女，她（克里斯蒂瓦）的问题与其说与她们相关，不如说与
她自己的身份相关。

"（1）斯皮瓦克的解构式阅读所要质疑的就是这
些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论暴力"，这种暴力使她们自己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