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

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

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得释放。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

而在这件事变中的关人物-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与参与者，并且关于张学良的这种行为，不同人有不同的评价。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评价（一）张学良人物初探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陆军元帅。

中国奉天省（今辽宁）海城人，生于台安县桑林，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之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 张学良自幼天资聪颖、活泼顽皮、胆大妄为、善于观察人物、喜爱写作，所以在他幼年时就能下笔千言。

张学良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收的是家教，不仅仅有旧的文化功底，而且还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也对张学良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张学良年轻时个人品质就被议论，而且指挥打战的能力也为人诟病。

张学良为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

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

这样一个吸毒成性、沉湎女色，子承父业的公子哥，在抗日战争中都不被看好，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

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复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

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

地质学家丁文江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

台湾作者①1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

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霉’……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

那么，张学良发动此次兵谏，也是毫无计划，真全为头脑发热所致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因为张学良公子哥性格和作风能力问题而全盘否定他，可以说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张学良发动兵变，与其说是头脑发热，不如说也是当时时局所定，由主客观条件所限定。

或许恰恰是因为他成就了那个时代历史；也或许是那个时代成就了属于张学良的历史。

我非常赞同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评价2张学良：“如果没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

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性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二）时势造英雄----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思想变化首先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

因其父亲在北京撤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

对年仅27岁的张学良来说，是坚定了把日本军阀驱逐出东三省的决心。

而当时日本想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是给张学良施加了很多压力的。

威逼张学良在东北“独立”，借向张作霖吊丧之机，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

并声称：日本政府对于东北易帜一事，一路要干涉到底。

同一天，日军在沈阳举行大规模演习，向张学良再三示威。

此时，张学良肩负国耻家仇，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毅然于1928年底发表通电，答应了南京政府向他抛出的橄榄枝，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至于张学良，他历来反对内战，主张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希望国家统一。

从这一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东北易帜是指皇姑屯事件之后，统治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此举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国民政府完成统一、以及北洋政府的正式结束。

使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和名义上的统一。

其次，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1《张学良侧写》台湾作者郭冠英2《张学良口述实录》作者唐德刚舆论谴责，事发当时，张学良称接获蒋介石电令：“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在1935年一次对东北军将领讲话中，也说蒋介石当时曾给他密电，“不要衅自我起”。

但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

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当时报刊对事件及不抵抗政策的有关报道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为原则，以先消除共产党的反对势力，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为方针。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自己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

但是作为东北少帅，谁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人呢？3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这确实是张学良将军的人生无法抹不去的污点。

东北沦陷之后，张学良认识到抗日是首要问题多次找蒋委员长哭诉，但是和蒋想法分歧安内攘外闹意见未果，矛盾的激化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再次，张学良看到剿共的艰难性。

东北军先后六次偷袭红军，结果都没有获得战果，后来才知原来当地的百姓都已经成了中共的眼线，东北军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张学良闻后深感东北军已经陷入了中共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后来，张学良曾经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没有老百姓支持”，再加上中共的领导人非常杰出，所以共产党“剿不尽，杀不绝”，但蒋介石驳斥了他的观点。

再之，蒋介石用类似西北军，东北军这样的被他视为“杂牌军”的部队来剿共，“是一斧两砍，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东北军从长城抗战到剿共的全过程中损失的一切弹药，经费，人员，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补偿。

由于缺少抚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普遍敷衍了事，不跟共军真打。

地方军阀最重视的并非蒋介石的命令，而是自身的军事实力。

更何况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所想象那3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林博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ｐ３９ｐ４６么好打，不仅张学良的部队屡屡遭到挫败，在四川阻击红军的川军、同时奉命剿共的胡宗南的中央军也都损失惨重而未伤红军主力，从这个角度说，也进一步促使了张学良向共产党这一边走进。

最后,国内的爱国情绪高涨。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拒绝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抗战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中正请愿示威。

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

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

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也是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的一个直接原因。

（三）英雄造时势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发生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可以说都不是偶然的，它是主、客观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样西安事变也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历史事件。

它的发生是同张学良将军主观思想和外在的客观因素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促使其思想演变，促发了西安事变。

自1935年秋，即拥蒋反共到联共抗日的转这期间，张学良有两大历史功绩：一是促成了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为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实现西北的“三位一体”统一战线过程中，三方面做出了各自的重要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三位一体”的灵魂，是政治领导者；杨虎城历史上与共产党的关系较深，联共活动较早；作为西北的核心人物张学良，也有其杰出的历史作用。

主要表现在：是他首先接受了杜重远关于“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并开始有计划地付诸实施。

是他首先采取主动，几乎同时通过多条渠道，设法寻找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时，首先提出要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直接谈判，促成了张学良、周恩来延安会谈，奠定了双方合作的基础。

是他在延安会谈时首先提出“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在内”这一正确主张。

二是发动并致力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国内和平，为发动全民族抗战准备了条件。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了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介石卫兵的武装，将蒋介石扣留，并移送西安新城大楼。

西安事变的发生时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结果。

是他违背历史潮流而遭受的严厉惩罚。

南京的宋子文、宋美龄来到西安，于23日、24日，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

经过两天谈判，达成协议，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从此内战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推进了全国抗日形势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