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实现全国抗日的主张，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对于张、杨两将军及西安事变的各种舆论喧嚣尘上，其中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苏联的反应。

从１２月１３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以及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篇累牍地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肆意歪曲西安事变的性质，并对张、杨两将军进行指责，公开宣扬称张学良为“叛逃”、“强盗”。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本是张学良出于“联共抗日”而发动的一次伟大爱国行动，为何会遭到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强烈攻击？张学良与苏联又有着怎样的纠结？一、张学良为收回中东铁路结怨苏联说起因为中东路主权而结怨于苏联的问题，恐怕还要从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谈起。

中东铁路始建于１８９８年，完工于１９０３年，是沙俄政府为控制远东、侵略中国而在东北修筑的一条贯穿东北的铁路干线。

铁路建成后，按照清政府和沙俄事先签订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规定，成立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公司的决策机构为董事局。

董事局总长由中国政府派员兼任，董事局成员由股东会议决议，董事局驻地为中国的北京和俄国的彼得堡。

中国东省铁路公司本应是一家商业性的铁路公司，但沙俄政府利用清政府的软弱无知，施以威逼利诱，把该公司变成了一个忠实执行沙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机构，而该公司设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则成了事实上的沙俄政府的总督府。

他们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设置司法机构，肆意拓展土地，在管理局内部俨然如同地方政府，在其１２个分支机构中竟设有法律处、学务处、警务处、地亩处、商务部、对中国政权联络部等等。

在日俄战争期间，尤其是１９１７年沙俄国内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期间，中东路更是处于军管状态，成为了各种物质的供给基地和反动势力的策源地。

鉴于这种情况，身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以确保协约国的军事运输为名，全面接管并控制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及所属地区，中方陆续收回了中东铁路的市政、司法、护路、警察、土地管理、教育、海关等权利，并强迫由俄国人控股的道胜银行签订《管理东省铁路续定合同》，规定由张作霖所部代表中方代行俄国政府在满洲地区的职权，直到中方承认的俄国新政府产生为止。

此举，引起了沙俄政府乃至后期的苏维埃政权对张作霖的极大不满。

十月革命后，新生苏联政府曾宣布：愿将中东铁路无偿交给中国人民。

但随着苏联国内形势好转，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矢口否认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声称决不放弃中东铁路的权益。

此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数次交锋，但中方始终未能收回路权。

１９２８年子承父业主政东北的张学良，深感自身处境的艰难，他不仅为日本所困扰，同时也担心苏联的蚕食。

为此，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收回中东铁路的主权。

１９２９年５月２７日，张学良接到密报：第三国际在苏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秘密集会，所有中东路沿线各共产党行政管理干部均出席了会议。

张学良立即致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派特警搜查了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搜出宣传共产主义的文件及书籍以及枪械、子弹等物品，逮捕了参加集会的３９人，其中包括总领事库滋涅夫。

搜查事件发生后，苏联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

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张学良再次派兵，强行武力接管中东铁路全线，并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叶穆沙诺夫等５９名苏方高级职员全部免职，驱逐出境，临时组成了中方管理机构。

１７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８月６日，苏联迅速成立了以加伦将军为总司令的特别远东集团军。

１０月，苏联陆海空三军联合开始对东北军进行全面进攻，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中苏边境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此次战争，苏联投入了大约８万人的兵力，且配备了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与之相比，东北军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装备上，以及战斗力等方面都与苏军相差太远，最终这场战争以东北军损兵折将而告终。

中国被迫与苏联签订《伯利协定》，被解职苏方人员全部恢复职务，中东铁路继续由苏方掌管。

中东路事件完全是张学良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而采取的爱国行动，然而苏联却把这次事件看成是张学良所发动的“反苏、反共”战争，从此埋下了对张学良的敌视阴影。

二、西安事变前与苏联秘密建立联络１９３３年热河抗战失败后，背负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引咎辞职，为寻求救国之路，开始了在欧洲长达８个月的游历。

在欧洲的几个月里，张学良对英、法等国的民主制度以及德、意等国的法西斯制度均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他提出：最适合中国的政治路线：一为法西斯路线，一为共产路线。

为此，在旅欧的过程中，张学良曾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苏联关系浅探□张晓丹Ｎｍｉｎｇｒｅｎｄａｎｇ＇ａ·名人档案往告诉我们，一个人在交往上要眼睛向下，向上交往是必要的，但是向下交往更为重要，更为必要，应视之为交往活动的注重点，应该愿意与人民群众交往，积极主动地与人民群众交往。

同时善于与群众交往，尊重人民群众，这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前提和保证，也是交往活动的生命力所在。

毛泽东深信“得民心者得天下”。

所以毛泽东的举止言行，都体现着重民、爱民、惠民，关心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放手发动人民群众。

他不仅用这种思想来教导人，也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遵循和实践着儒家圣贤一再宣扬的“重民”、“惠民”、“养民”的民本之说，为我们展示出毛泽东来自于人民，扎根于人民，尊重人民，热爱人民，并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不竭力量的人民领袖光辉典范。

参考文献[1]陈登才.毛泽东的领导艺术[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于俊道.毛泽东交往录[M].人民出版社，1991.[5]《荀子·王制》.[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M].人民出版社，198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纪事[M].求实出版社，1982.[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作者雷淑媛为沈阳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科研部教授。

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９月上旬13多次想取道苏联，对其进行考察。

无奈苏联方面却因为中东路事件，拒绝其入境。

张学良回国就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后，即开始注重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读了许多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

张学良为加深对共产主义的了解，以及了解更多有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任命曾为中共党员的潘冬舟、黎天才为“总部”秘书，每周为他讲关于苏联、共产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

此时的张学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烈感召下，一心要抗日复土的他已逐渐被联俄、联共的抗日思想所感化。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初，张学良在南京开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只身前往上海，他在上海会见了李杜、马占山等著名的东北籍抗日将领。

他们积极主张张学良联合杨虎城的１７路军，联合抗日最坚决的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与苏联关系密切的新疆盛世才，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的抗日新局面。

李杜、马占山等人向张学良详细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并将苏联愿意帮助中国抗日的意识转达给张学良。

１９３６年７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经国民党参谋部焦绩华处长的介绍，结识了苏联大使馆武官雷平中将。

此后，张学良又通过焦绩华约请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于８月在上海法租界自己的家中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在会谈中张学良提出了与苏联订立《中苏军事同盟》问题，张学良向鲍格莫洛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最终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

”张学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仅仅第一次与苏联方面接洽，就提出了建立军事同盟的意见，可见，张学良联苏的迫切心情。

张学良为了取得苏联的谅解和援助，又于１９３６年９月派秘书栗又文到新疆，通过苏联教官安得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有关“东北军情况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的全面报告。

不久张学良得到苏方的答复，同意帮助东北军在平凉建立一个兵工厂，然而未等苏联的诺言兑现，西安事变爆发了。

三、西安事变后苏联对张学良百般责难从１２月１３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以及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纷纷发出报道，不顾事实歪曲西安事变的性质。

１４日，苏共《真理报》发表社论，题为《中国抗日运动》，指出：“张学良本人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渠乃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倡抗日旗帜，实际则为助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极力否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良好初衷，并不顾事实，将张学良的爱国之举说成是受日本人的鼓噪。

１５日《消息报》社论指责西安事变“假借反日，实际上是有利于日本”。

１７日，《真理报》发表国际评论，进一步指责事变为“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

指出张学良叛变纯系日本在中国制造的又一挑衅事件。

其目的是阻止中国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

苏联此番言论一出，中共中央大为震惊，不知苏联的真正意图，怀疑这只是苏联外交上的一种需要罢了。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将事变有关情况向苏联做了汇报，电称：张学良１２日６时电称，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弟有何高见速复［１］１１２４。

但出乎意料的是，苏联迟迟不回电表明态度，却在报纸上大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之举加以否定，矛头直指张学良。

张学良此时也想尽快得知苏联的态度。

他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并且在周恩来到西安后，更是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２］。

直到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度讨论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时，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明确讲：国际指示还未到，公开的通电等暂时还不能发，要等两天再说。

为离间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１８、１９两天，南京政府反复在广播中播放苏联《真理报》对张学良的指责。

张学良原以为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联共抗日，一定会得到苏联的支持。

可万万没想到苏联会有这样的态度。

张学良在听到广播后，喃喃自语：“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直到２１日晚，张学良才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转发的来自国际的指示。

但毛泽东转发的电报删去了季米特洛夫原电中的第一段内容，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