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包法利夫人形象--理想转嫁和现实超越摘要：“爱玛”和“包法利夫人”是一个女人的两个称谓，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意义：个性、激情与贤妻良母。

这两个角色都由她一人扮演。

在她内心及外在表现上都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但也正是这种冲突表现出了她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特征，即“二重组合型”性格。

她有着女性的一切特质，她追寻着理想的爱情和生活，正属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理想”范畴。

为此，她只能采用第三种理想实现方式：理想转嫁。

不满现实生活的平淡和无爱情的婚姻，她试图超越现实去寻找理想的生活和爱情，对于一个有激情和活力的女性而言，有其内在合理性一、“包法利夫人"与“爱玛"的角色之争在这部著作中，福楼拜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有两个称呼：“包法利夫人”和“爱玛”。

在西方，女子出嫁后随夫改姓是几千年来的习俗，爱玛也不例外。

当她嫁给包法利医生后，人们就称她为“包法利夫人”。

但这两个称谓对这个女人来说代表着不同的意义。

“爱玛”和“包法利夫人”是两个不同的角色。

由同一个女人在同时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时就必然会造成角色的冲突，也正是这种冲突导致爱玛矛盾复杂的性格，这种性格正如刘再复先生说的“二重组合型”性格，也称对立型性格，就是性格内部具有深刻矛盾性。

[2](P288)1．作为“女儿”的爱玛和作为“母亲”的包法利夫人爱玛出生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少女时代的爱玛被送进了修道院，那里有超尘脱俗的圣歌、圣画，还有浪漫的种子。

“修女们在训戒时，反复拿未婚夫、丈夫、天国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作比较，在她的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1](P438) 还有一肚子浪漫故事的老姑娘在修道院出入。

这些种子在她心中发芽生根，她展开丰富联想，去勾勒她的梦。

“她的气质是多愁善感型的，而非艺术鉴赏型的，她寻求的是感情，而非景物。

”[1](P440)幻想终究是幻想，渐渐地她对修道院的生活感到腻烦，院规与她的性情格格不入，父亲只好把她接回家。

人都是要成长的，因为结婚，爱玛成了“包法利夫人”。

作为“包法利夫人”，她不得不面对现实，作一个妻子、一个母亲。

包法利夫人要做母亲了，这时书中是这样写的：“爱玛起初惊异万分，接着巴不得快快分娩，好尝一尝做母亲的滋味。

”…(P496)可以看出，这时依旧是爱玛的角色占上风，她又在幻想了；做母亲的滋味如何呢?她盼望生个儿子，希望他替自己出口气，而“女人呢，则经常受到束缚，缺乏活力，任人摆布……”[1](P496)所以，她在想像中对孩子有母爱的成份。

但是现实是需要物质的，不光是感情，由于家境窘迫，不能按她的意思买一个吊式摇篮、一顶粉红色小绸帐和绣花的婴JLOI~，因此，她索性什么也不做了，因为她所想的不能实现!这时，她宁愿做爱玛。

由此看出，爱玛是有母爱的，但在她心中总有想像在作怪，一旦这个想像不能实现，角色之争肯定是“爱玛”得胜。

2．作为“妻子”的包法利夫人与作为“情人”的爱玛。

情感是最能体现“爱玛”与“包法利夫人”角色之争的。

走出修道院的爱玛指望是体验一下浪漫迷情的真实。

结婚仅仅出于对新生活的热望，或者也许是由于这个男人的存在而起的刺激，她深信自己得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爱情，后来才怀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

可是走出教堂的爱玛已无法改变作为包法利夫人的命运了，因为神圣的仪式冠以另一个称谓便给这个人今后的命运定了位，爱玛成了包法利夫人。

爱玛的角色虽然换成了包法利夫人，但爱玛仍然是爱玛，“包法利”只是别人的姓。

然而，尽管这只是别人的姓，爱玛毕竟已不再纯粹为爱玛了。

她开始试图作一个“包法利夫人”。

“她每天趴在窗口，目送包法利外出行医，然后飞去一吻。

”[](P465)在这里，她是一个完美的妻子的形象。

可是丈夫的贫乏无知，没有浪漫情调的缺点，使她越来越难真正做包法利夫人了。

爱玛的影子又追上来进入了她的脑子，她依然相信离开现实，浩渺无边的广阔领域有那祥和幸福的伊甸园。

所以“在她的灵魂深处一直期望意外发生”，“好像沉了船的水手”，“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仍在“遥遥寻找白帆的踪影”。

[1](P467)于是她在人前不免流露出时而爱玛、时而包法利夫人的情愫，两个称谓在空间上形成鲜明对比，暗示了双方微妙而深刻的矛盾和纠葛。

爱玛虽成了包法利夫人，但在福楼拜笔下，真正的转变仍是那么困难，她宁可去做众人诅咒的堕落的女人，在肉欲的快乐中沉沦，也不愿成为众人赞誉的贤妻良母。

当初爱玛嫁给查理完全出于一念之差，出于一种错觉，她以为他就是书中的理想情人。

但后来她发现他一无所知、一无所教、一无所期，她便恨起他来，恨得那样刻骨铭心。

她不爱他了，他是套在她脖子上的枷锁，但有个声音却居高临下地宣告：你应该爱你的丈夫!她究竟在为谁守节?她究竟在为谁活受罪?于是她拒绝了，依然以爱玛的原则在继续寻找爱情，寻找另一种存在的方式。

她一面让自己的情欲充分燃烧起来，追求她未曾享受过的爱情，努力地做爱玛的梦；另一方面又屈从于道德，屈从于“包法利夫人”这个称谓，在追求中怀疑着、摇摆着。

她在体验到爱情时感到幸福，而在意识到自己是包法利夫人时又感到痛苦；她许身给罗道耳弗后，一方面觉得罗道耳弗是她在世上惟一的幸福之源，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有罪恶感，遂试着去发现丈夫的优点，帮丈夫医治病人。

这时，她的情性与妻性在矛盾中展现，也就是两个角色的冲突表现着她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她深层的情感世界里，感性与理性，痛苦与欢乐，情性与妻性，爱与道德互相搏斗互相交织。

二、作为“女性"的爱玛不论是作为爱玛还是作为包法利夫人，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一点：爱玛是女性。

她具有女性的个性特征，也有女性的追求和理想。

爱玛婚姻的特点可以这样概括：有热烈追求的女人加不懂感情、无生气、天资迟钝的男人。

爱玛不堪忍受枯燥的、无激情的的家庭生活，她要获得爱，要实现心中的理想和追求，必然要转嫁第三者，或儿女或情人。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父母看似为儿女着想，实际上是希望子女能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从成功的孩子身上得到慰藉和心理满足。

爱玛希望生一个儿子的想法，也是这种心理。

因为“她过去毫无作为”，而“男人少说也是自由的，他可以尝遍热情”，[](P496)所以当她发现生下来一个女儿时，“她转过头，晕过去了”，[](P496)寄希望于儿子的理想顿时破灭了。

如此一来，她只有寄托于情人了。

从伦理观念来说，她背叛了自己的丈夫，抛弃了家庭，她的行为可以归于伦理范畴的“恶”。

然而，评价艺术形象应从审美的角度去看待。

爱玛追求理想的方式是理想转嫁型的。

爱玛对情人的一再追求，实际上是对生活、爱情的追求，因为爱玛终究是希望情人能带来不同于粗鄙现实的理想生活。

所以，归根到底，她寻求情人，一方面是对丈夫、对生活的不满意的一种表现，对非理想生活的一种叛逆，另一方面则是想把情人当成理想转嫁的载体。

爱玛寻求情人的动机是试图超越现实。

从美学悲剧性看，她的本质就是自我保存和自我超越的欲望。

就自我超越而论，她本能地追求更好的生活，即更适合自己理想的那种生活，这种对理想的生活的欲求，本质上讲又是一种对于现状的不满足的超前意识和欲望。

爱玛在这种动机支配下的行动，必然是在平庸无奈的生活中一次又一次挣扎、反抗，一次又一次寻求理想的转嫁和寄托。

因此，爱玛的悲剧和全书的魅力就在于她反抗的意识和对生命无休止的追求。

当然，我们在肯定爱玛这个形象的积极因素的同时，也应看到她的局限，那就是对追求和抗争还缺乏理性认识。

因此，她的生活只是一连串的谎话，好像面网一样，用来包藏她的爱情。

最后，只能用一句宿命的遗言：什么也不要怪罪，预示了抗争的终止，并以自杀否定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否定她错误的转嫁。

所以，我们既要肯定爱玛理想的转嫁方式是女性理想实现的一种途径，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不足。

三、爱与欲福楼拜说，爱玛是一个通常所见的女人。

也就是说，爱玛是一个具有通常人的生命活力，同时也激荡着种种欲望的人，是芸芸众生中一个物质的、肉身的人。

她的种种欲望，激发了她对生活的无穷想像与渴望，具体表现为对“爱”与“幸福”的追求。

她向往“爱”与“幸福”，而这在她的生活中却不存在。

她不接受这个事实，不承认这种现实，她不满足于包法利医生和她的婚姻及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

她对现实具有叛离心态。

其实，她所想像的“幸福”不过是福楼拜所说的“属于虚伪的诗”，也即由肉身欲望激发并借助幻想营造出来的传奇世界。

她明明生活在现实的环境，欲望却盲目地把她引升到传奇的世界。

她一味地听凭欲望的驱使，试图让“爱”永远充满疯狂的激情，甚至认为“爱”就是激情，于是她就不断去寻找爱与幸福，享受快乐，这也是她的悲剧因素之一。

爱玛人生理想主要体现在对爱情理想的追求上。

真正的爱情是灵与肉的结合，所以爱玛的性要求，对爱情的一再追寻有其合理性。

爱玛不满于现实婚姻中无爱无激情的现实，她试图超越这些，正是爱的引导，把她推向了赖昂、罗道耳弗的怀抱。

所以，她对情人的爱是真诚的，由爱欲导致的性欲是无可非议的。

她虽然背叛了家庭，背叛了丈夫，但她却是在努力地试图超越现实、超越自身，这是一种向上的进取，是那种自以为得到的“理想爱情”。

因而，在精神上，她是真诚地爱着对方的；在性关系上，她没有将性作为交换金钱或地位的工具。

美国的黑泽尔·E·巴恩斯在其存在主义伦理学著作《冷却的太阳》中认为：如果性快乐是共享的，自由赋予的和以欣赏性态度接受的……如果双方都没有纯粹地利用他人或被他人所利用的这种神秘感受，那么，人们就似乎找不到任何理论上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种关系是不诚的。

[3](P414)所以爱玛的这种以爱为基础的性爱是正常的，有其合理性的内含。

这部小说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塑造了爱玛这个文学形象。

而历年来，我们对她批判的同时仅施以同情又未免太简单了。

我们还应看到，爱玛身上蕴藏的某些合理性因素暗合了读者心理：她的活力、激情、追求、性要求，不仅是她个人的，也是女性的，人类共有的。

正是爱玛身上蕴含有普遍性，所以不仅是作者，甚至每个人都可以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当然我们在肯定女主人公身上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不足，也就是她悲剧中的主观原因，诸如激情中的无理性，抗争中的不觉醒，追求中的个体性。

[参考文献][1][法]福楼拜．福楼拜精选集．包法利夫人[M]．谭立德编选．李健吾译．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2]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3][美]黑泽尔·E·巴恩斯．冷却的太阳：一种存在主义伦理学[M]．万俊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