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的民俗学渊源及学术取向黄泽=提要>我国的人类学与民俗学既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渗透,并在异文化、本文化的学术取向上有所交叉。

民俗学以人类学为背景学科,人类学亦借鉴民俗学方法、材料与调查手段以把握研究对象。

本文通过研究主体透视人类学的民俗学取向,并从学术史的视角描述两个相关学科的互动过程:渗透、交叉、融合。

=关键词>人类学民俗学渊源互动=作者>黄泽,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昆明,650091=中图分类号>C91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1)01-0017-06人类学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三十年代后获得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民俗学自二十年代后,以歌谣运动肇始,应和着/五四0新文化运动,也在北京、广州、浙江等地传播。

分析中国人类学从20年代到90年代的研究主体及其论著,其研究对象、方法、关注重点及研究兴趣体现出兼顾民俗学研究的学术旨趣。

而民俗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人类学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两个学科平行发展,但可看到两条时而交错、时而分离的轨迹。

一、中国人类学研究主体兼顾民俗学的传统11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的内外视野、前后视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类学,亟需从学术史的角度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这就需要内外视野与前后视野相结合。

何谓内外视野?内即学科理论建设,涉及对象、性质、结构、方法等。

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构建规范的学理、术语及共同话语,这是立身之本。

外即本学科与他学科的关系,与社会历史环境、人文传统的关系。

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不能不因应社会发展、时代背景的需求,并在各个阶段有所转化、调适。

人类学本土化的命题,就揭示了内外视野结合关系。

从内视野来看,对象的本土性及中国多元文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来自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框架、命题面临重构、转述而予以适应对象的变通。

从外视野来看,研究中国、建设中国的社会使命感,中国作为几千年封建文明国家的悠久积淀和人文传统,研究本土文化业已成型的既有理念和分析范式也会对人类学研究主体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何谓前后视野?前即前瞻学科发展,探索前沿问题、学科方向、新领域、边缘学科动态、国外最新成果等。

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及其群体文化普同性的学科,建立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是必要且可能的(当然必然存在国家、学派特色),与人类学本土化是相反相成的。

后视野则强调回顾学术史,尤其是通过学科的确立,机构、人员建置、变动的分析,进而探求学术思想史。

学术史研究应从机构、人员等表层深入到学术思想、思潮的层面,这是学术史的核心。

学术思想史则需从学术思潮,代表性流派、学者,代表性论著,有价值的观点等方面着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具有学科本土化的意识,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学术大众化、经世致用、重视民间文化成为人类学民俗学的社会思想背景,民俗学家普遍具有通过歌谣运动反封建礼教、面向民间文化的旨趣,人类学家亦深受影响。

本文探讨人类学的民俗学渊源即是后视野的角度。

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融合、渗透主要通过研究主体得以体现,这本身就是人类学本土化的实例,其影响绵延至今,值得加以梳理。

21中国人类学初创时期的学术分野许多人类学民族学著作均认为:人类学自传入中国,即逐渐形成北方的功能学派特色及南方的历史学派特色。

北派以燕京大学、中央研究院等为代表;南派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为代表。

北派人类学受欧洲大陆影响,引入民族学的学科名称,具有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而南派则秉承北美人类学传统,强调人类学的四支分支学科即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的并置会通。

在这个为人熟知的学术流派分支的认识基础上,再来看民俗学研究与倡导在他们身上的表现,却体现着一致性:都有民俗学学术取向。

不过南派是以学术群体参与,北派则以若干个人参与,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不同。

一般说来,南派人类学主张以文化人类学为主体学科,较为强调族群及其文化研究,与民俗学的旨趣最为接近。

而北派人类学又兼用民族学为学科名称,在50年代后,受苏联影响而获得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权威地位,逐渐体现出以/民族0乃至/少数民族0为研究对象的倾向,对文化研究有所忽略。

31中国人类学家兼民俗学家的双重身份如果开列一份二十世纪中国知名人类学家的大名单,其中兼治民俗学者可谓众多。

二三十年代学成归国或受过西方人类学训练的学者,面临中国社会、民族、文化的现实,也不乏困惑,本土化的追求正是这种困惑的理性反思结果,他们的学术道路对今天的人类学本土化探索不无启示。

如李济先生,192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参与主持安阳殷墟考古发掘,藉此建立了以田野考古为方法突破的现代考古学,超越了以鉴赏收藏为目的的古物学。

以二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尚无大规模提倡人类学的可能,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倡导民族学、民俗学(歌谣征集工作),导致了两门新兴学科的发展。

蔡元培、李济二人处境、地位、角度是影响学科初创期不同发展境况的内在因素。

南方人类学的鼻祖之一杨成志先生在学术生涯之始,就因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兼具二重身份。

1928年他随史禄国夫妇、容肇祖赴云南,其后又单独深入川滇少数民族地区做长期实地调查,产生了5云南民族调查报告6等严谨典范的成果。

而从1928年起,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主体南下中山大学,创办了5民俗6周刊,杨成志、钟敬文、顾颉刚、容肇祖等人共襄其事。

中大5民俗6周刊共出123期,至1933年停刊。

杨成志于1935年秋留法回国,在中山大学教授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决心恢复中大的民俗学运动。

1936年5民俗6复刊,改为季刊,共出两卷八期,内容丰富,质量很高。

该刊文章以研究为主,大多为长篇论述,具有相当的水平,几乎找不到单纯的民俗材料,此外以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居多。

¹杨成志的名作有5民俗学问题格6、5现代民俗学)))历史与名词6、5民俗学之内容与分类6、5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物目录一览6º,系统介绍了民俗学理论,成为建国前中国民俗学家中理论素养最高者之一。

杨成志先生曾说:/我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在历史组下设民俗组,即为人类学研究之始。

0»又说:/本刊虽然名称是民俗,但实际上所负的任务却兼及一般民族事实的记述和探究。

换一句话,本刊不但是民俗志、民俗学的期刊,而且是民族志、民族学的期刊。

0¼杨成志先生又于1948年创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江应梁、梁钊韬、容观琼、张寿祺等人均出自他的门下。

虽然50年代初杨成志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但他所倡导的人类学、民俗学兼容并蓄的传统已深刻影响了中大人类学者。

江应梁40年代后期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把这一传统带入云大并影响后学。

留在中大的张寿祺及再传弟子陈启新等亦以民俗学成就享有人类学家兼民俗学家的双重知名度。

前面提到,南派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为轴心,较易与民俗学方法沟通。

另一位南方人类学代表人物林惠祥先生作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创始人,亦表现出极大的学科兼容意识和宽阔的学术视野。

其5文化人类学6、5神话学6、5中国民族史6、5怎样研究民俗学6等著述成为上述几个学科的经典之作。

他的人类学与民俗学双重旨趣也通过学生得以承续,陈国强先生、石奕龙先生等人身兼福建省民俗学会负责人,对福建畲族、高山族以及崇武、惠安等地的民俗调查成果为中国民俗学界所熟知。

从杨成志、林惠祥两位学术前辈的经历不难看到,在西方人类学理论引入中国的历程中,有见识的中国学者注意博采众长,并未以学科界限/划地为牢0,而是根据中国社会文化实情,从多学科入手予以整体研究。

同时亦反映了在三四十年代多数学者将民俗学、神话学与人类学视为相似或相关学科,这与这些学科原本创立时的格局有关:民俗学、神话学隶属于人类学大学科。

南方人类学的又一重镇是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这个系带有浓厚的北美人类学色彩,李济先生为首任系主任,赴台的凌纯声、芮逸夫等人担任教职,培养出了张光直、李亦园、乔健等著名学者。

凌、芮等人素有丰富的大陆少数民族调查经验,注重族群文化研究。

凌纯声先生在贵州苗族、松花江赫哲族等族群文化调查基础上,结合50年代对台湾高山族等南岛)))南亚语系族群的调查,创立了环太平洋文化圈学说,兼顾并包容了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南太平洋诸岛以及亚洲到美洲诸区域文化、族群文化,致力于古代文化互动关系的重构,凌先生排比几十项相似文化因子的手法与民俗志的描写研究极为相像,环太平洋文化圈学说提供了这一广大区域的宏观文化史图景。

芮逸夫先生是贵州少数民族调查的先驱,亦具有贵州、湖南苗族等族群文化研究的丰厚成果。

李亦园先生注重对台湾高山族、海外华人社区、台湾社会的文化诠释,从民俗、宗教、民间文学、民间傩仪等方面拓展个人研究领域,获得广泛的尊重。

北派的人类学家虽然仅以个人兴趣兼及民俗学,并未影响到学术机构、群体的学术取向,然而也通过师承关系有所延伸、传播。

如杨教授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获博士学位归国,曾任教于云南大学(1948一1979),是继吴文藻出任的第二位云大社会学系系主任。

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系统介绍、研究民俗学学科理论的文章:5关于民俗学的名称与对象6 (1982年)、5民俗学与通俗读物6(1936年)、5灶神考6(1944年)、5民人学与民族学6(1940年)、5民俗学与民族学6(1983年)。

杨先生以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的三重身份立于学界。

尤其是5民俗学与民族学6一文,以局内人的眼光,对50年代以后忽视文化生态背景仅从文学角度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人类学(民族学)注重整体研究的方法论可以匡正单一学科的局限。

杨先生的5关于神话学的几个问题6(1982年)、5人类学派对我国神话学的影响6(1987年)、5图腾主义新探6(1988年)、5女娲考6(1986年)则较深入地论述了神话学的有关问题,以上论著收录于5社会学与民俗学6、5杨民族研究文集6中。

杨先生的弟子周星说: /杨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些著作,直到今天仍是我国社会学与民俗学研究事业的重要财富。

,,对社会学、民族学与民俗学之间学科关系的看法;对在社会学研究与民俗学研究中,引进民族学方法的主张等等;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

0/由于中国的社会学、民族学与民俗学,在建国后不幸有过一段长时间的中断,因此在它们恢复重建时,一切又得从头做起。

在这个意义上,杨先生当年对国外(法国,引者注)社会学与民俗学的评价,至今仍是十分有意义的。

0½以上评述可谓指出了杨先生多学科的学术取向,这一传统今天在周星教授身上犹有影响,他近年出版的5境界与象征)))桥和民俗6等民俗学成果以及担任第四届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既有个人研究兴趣,师承影响亦可见一斑。

马学良教授作为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三四十年代对云南、四川的彝族社会调查关注两个方面:彝族礼俗、彝语与彝文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