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境保护谈税收的必要性
税收，也称赋税或国家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依据法律规定向经济单位和居民个人无偿征收实物或货币，形成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分配。

它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征，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这期间，税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不仅没有因社会制度的变迁和国家性质的改变而消失，反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

那么，它何以延续发展至今并成为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呢？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税收的必要性。

一、值得关注的环保问题
说环境问题值得关注，恐怕谁都不会有异议。

只要看看今年北京漫天飞扬的沙尘暴；想想日益猖獗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污水、尾气污染；再抬头看看那永远像是蒙上了一层纱的天空……
人类自进入到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但是，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人类社会的物质掠夺史，认识到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仅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不仅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危害人类的健康，也降低了经济生产效率——劳动力健康受损会降低劳动生产效率，环境退化会降低许多由人类直接使用的资源的生产力。

没有充分的环境保护，发展就将遭到破坏。

环境保护成了越来越迫切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那么究竟要通过何种方式更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二、税收是保护环境的政策工具之一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早在1932年的《福利经济学》中就提出了“外部成本内在化”的经济外部理论。

他认为：工厂的污染成本没有构成生产成本，而是社会成本。

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按照边际受益和不包含社会成本的边际生产成本的交点来决定产量。

这样的产量必然大于考虑了社会成本时的产量，导致了排污量的增大。

由于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不是在市场上买或卖的，那么，以污染危害为表现形式的社会成本是在市场体系之外发生的，只有政府的干预才能将社会成本加入到生产成本中去，才能迫使企业考虑到污染对社会的危害。

既然市场机制在消除环境污染问题上是失灵的，政府就必须介入其中，通过法律地、行政地或者经济的手段来实现控制污染的目的。

在世界银行关于“发展与环境”的研究报告中，至少有以下两种政策是必要的：
（一）政策应能够使发展和环境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

主要是对发展和环境有害的政策应予以摒弃：如取消对能源、农药、水和伐木的补贴；澄清土地、森林和捕鱼业的管理权及所有所有权；使公有企业负起责任等等。

其他一些发展政策也有利于环境保护：如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改善穷人受教育和计划生育服务状况，以及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等。

（二）需要有针对性地的政策来保证在私人和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中适当地反映出环境的价值。

最有效的干预是把鼓励政策与调控政策结合起来，承认行政限制措施的有效性，并根据各种具体问题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是一种外部性的成本，需要通过政府的干预才能达到使外部成本内在化的效果，引起经济实体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与考量。

当然政府可以通过种种措施例如惩罚污染、取消补贴等等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来抑制污染，但是作为补充性政策措施的经济杠杆—税收比起前两者而言，拥有较好的基于成本效益原则衡量的结果，不但能起到控制污染的目的，还能为政府增加致力于环保工作的资金投入。

三、课征环境污染税的优越性
我们已经提到了税收作为经济杠杆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下面想就课征环境污染税其独特的优越性进行进一步的展开。

就污染所造成的负外部效应而言，政府通过课征污染税的方法，可以使污染者自行负担控制污染的成本，或者说使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

无论是从这一措施对社会生产与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还是从它与其它政策措施的比较，都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是一项防治污染不可或缺的政策手段。

首先，课征污染税能使生产达到最适点。

一般地，污染税是就污染量的多寡，对生产者（污染者）课征与外部性成本相等的税收。

其次，课征污染谁能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积极创新。

政府对污染企业课征污染税后，迫使企业负担外部性成本，企业的废物排放量越大，纳税金额约高，必然增加企业生产经营的总成本，若在价格不变情况下，利润势必相对减少。

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正受污染税可以促使污染者选择低廉又适合自己的生产技术与方法，且鼓励企业创新，以求污染排量的减少。

在这同时，也使得污染的社会成本下降，社会经济福利随之提高。

再次，课征环境污染税较其他治
污措施更加有效。

各国政府在防治环境污染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直接管制、发售污染权、财政补贴以及污染税。

虽然它们每一种政策手段都有其适合于应用的一面，但与征税相比，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1）征收污染税与直接管制相比较:直接管制政策是政府通过立法，制定环境质量标准，限制或禁止污染，违者受到法律制裁。

这是政府利用法律、法规、禁令和许可制度，以期直接避免或限制有害活动的措施。

例如，政府规定，企业必须在符合环保标准的前提下才能开工生产。

直接管制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弹性和效率，从经济角度看，这并不是最适合的选择。

就禁止性措施而论，完全消除污染并非“最适”，因为“最适”要求外部性达到最适量。

例如，废物排放量是以不超过自然净化能力或不危害到人体将康为准。

如完全禁止废物排放的的话，不但会使控制污染的边际成本远远超过生产者和消费者承受污染的边际成本。

还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也是对自然净化能力的一种浪费。

（2）征收污染税与发售污染权相比较:所谓出售“污染权”是指政府主管污染防治工作的机构，依据污染物的最适排放量来确定“污染权”的出售数量，然后将它们出售给出价最高的污染性企业。

这种污染权一般指“可转让的污染权”，可以在污染者之间进行买卖。

也就是说，当污染者发现他能以较高的效率或较低的成本减少其排污量时，该污染者就可以将持有污染权数量中的多余部分，转售给其他污染者。

虽然发售污染权所需要的信息成本与执行成本比课征污染税要少，但是，由于污染权可以转让，刺激了某些企业购买大量的污染权，形成垄断市场。

这显然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另外，由于被使用的污染权数量低于可转让的污染权数量，即可能出现资源错误配置的现象。

相比之下，在征收污染税的场合，企业每年定期支付一笔税款即可以从事生产。

此外，在污染税制下，污染者在缴纳污染税与添置治污设施之间可自由选择成本较低者；而在出售污染权的情况下，罚金越高，治污投资过度的概率越大，因此发生资源错误配置的损失也越大。

（3）征收污染税与补贴政策相比较:财政补贴政策是指政府对企业为进行污染防治所发生的费用给予补贴。

其方式主要有：针对企业排污量的减少程度直接给予货币补贴和以税收支付的方式给予间接补贴。

在这种政策下，个别企业可能会减少产量及排污量，而整个行业的总排污量却可能增加。

因为，虽然个别企业的排污量减少了，但是由于其利润比没有补贴时为高，这将吸引新的生产者加入，使得行业总排污量不变或反而更大。

相比之下，征收污染税后，产生污染的产品的价格大多会上涨，使得市场需求量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污染性的活动。

在我们这个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货币资本，政府很难筹措到充足的资金补贴治污企业，或修建大型的废物处理厂与相应的设备。

征收污染税，可以成为政府又一新的资金来源渠道，为实施环境保护政策提供财力。

通过这些分析与比较，不难看出税收的优越性就在于它的公平和高效。

一方面，政府通过征税,迫使给他人带来危害的污染者也要付出一定的代
价；另一方面，利用由此而产生的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量来推动企业选择适当的污染控制技术和研究开发新的更有效的减少污染的工艺过程，实现既降低成本又减少污染量，同时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

政府甚至还可以利用税收资金来补偿受害人。

这体现了公平原则。

税收的效率原则主要表现在其为政府宏观调控所作出的贡献。

作为经济杠杆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可根据市场经济的不同环境对其进行积极的干预，控制和诱导资源的合理配置，调节供求关系，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保护生态环境。

四、结论
本文从对目前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影响的关注出发，阐明了税收存在的价值，并通过与其他政策措施的比较，发现税收是解决环保问题的更具公平、效率、效益原则的政策选择。

因而可以这么说，税收对于环境污染这一有关一国经济及人民生活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控制与解决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绿色税收的概念已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

这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税收在国家履行其公共事务职能和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