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卷第1期2009年1月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na l o f Xi a ng ta n No r m a lU n i ve rs ity(So c i a l Sc i ence Ed iti o n)Vo l.31No.1J a n.2009古代荆襄地区军事地理位置及其战略地位①曾建忠(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摘　要:荆襄地区军事地理位置很早就引起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的关注。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战争大多以此地理位置为依托,而一举取得成功的。

该区域在中国历代战争中的作用有史可鉴,“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

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

”对荆襄地区的战略枢纽地位的形成,不能简单与其他地区的类比,而应把它放在天下大势中来考察。

关键词:荆襄;地理位置;强藩巨镇;战略枢纽地位中图分类号:F9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9)01-0220-04 荆襄地区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地理位置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有文章论述。

最为有名的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祖禹的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與纪要》-湖广方與纪要序。

但顾祖禹只写到元朝初年。

今人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南宋时期荆襄地区战略地位的著述较多,如朱绍侯的《吴蜀荆州之争与三国鼎立的形成》、饶胜文的《布局天下》、胡阿祥的《兵家必争之地》等等。

这些文章写得都很好,但不足之处是涉及的朝代有限,尤其是元灭南宋后至清初这一段时间,很少有论文涉及。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弥补了一些不足之处,增添了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初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中,荆襄的重要战略地位!尤其是明末农民战争中,张献忠飞兵奇袭襄阳和二十八骑入城战役,更突出了荆襄的枢纽位置。

但张在占领襄阳后,没有认识到襄阳的地位而撤出襄阳,令人扼腕;相反,两年后,李自成占领襄阳,改其为襄京,并建立政权,这充分证明李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这一行动为他最终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奠定了基础。

此外,本文在描述战例的基础上,更全面充分地论证了战略枢纽与军事据点的关系,这样更能突出这一地区“用武之国”的地位!地理位置是指地表上某一地理实体与其他地理实体之间的空间关系。

地理位置的含义较广,其对军事影响较明显的是自然地理位置和国防地理位置。

自然地理位置是指国家和地区与其外在某些自然事物的空间关系;国防地理位置是指该国与邻国的空间相对位置或相互关系。

一　荆襄地区军事地理概论荆州(现江陵)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以境内婉蜒高耸的荆山而得名。

境内地势西高东低,低山、丘陵、冈地、平原依次过渡,微缓倾斜,主体是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河积、湖积平原。

海拔在20～50米之间。

东晋时期荆州版图最广,北接大巴山,地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六省。

宋之后,荆州辖区渐狭,基本限于湖北省境内。

长江横贯东西,连接吴蜀,流经荆州由大江入湘、入赣,亦无不便捷;汉水由江夏透逸而北以至西北,自襄阳西北行入汉中、关中,北行入南阳、洛阳,或水或陆,皆有通道。

图1　湖北山川形势图襄阳介于秦岭山地与江汉平原的中间,上游大部是山地,山间颇多小盆地和峪口;下游则湖泊连绵,地势低洼。

北当汉水之曲,与樊城隔水相对。

南有岘山,西南列山如屏,群峰对峙,地势险峻。

由于襄阳具有枢纽地位,历代王朝都以占襄阳为握有战略上的主动权。

桓温、刘裕、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经营襄阳。

西晋灭吴,隋灭陈,蒙古灭南宋都大大得益于对襄阳的控制和经营;曹022①收稿日期:2008-10-07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大学2008年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S080114)作者简介:曾建忠(1972-),男,湖南株洲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操、苻坚、拓拔宏也曾试图争襄阳而图江南。

荆州在襄阳之东南部,又是东南防御工事的上游要地。

三国时期为争荆州而展开的几场大战,正是因为荆州的战略位置而引起的。

当时的荆州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等省的一些地区,辖长江南北二十多个郡,处于三国的交接地带,地理位置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重要。

该地区资源丰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是兵源、粮源的重要供应基地,故成为魏、蜀、吴三国反复争夺的地区。

而刘备之所以能崛起于群雄逐鹿的汉季,与占据荆州这一要地有关。

在遇诸葛亮之前,刘备事业屡起屡仆,重要原因即在于他没能占据一块战略地位重要的地盘,缺乏建立与巩固政权的地理空间基础。

而后,诸葛亮在隆中为其规划方略使他茅塞顿开,从而把占据地理位置重要的荆、益二州作为立国要策之一。

荆州既可以与汉中形成对魏钳形攻势;也可以顺江而下,直捣东吴。

其对于蜀汉政权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一旦失去它,即被限制在长江三峡以西的巴蜀一隅,只有守之余地而无攻之优势,当然也无法完成兴复汉室大业。

正因为如此,刘备在赤壁之战“借”得荆州之后便苦心经营,并派关羽重兵把守,但最后却不慎丢失。

荆州失守,使这一维持蜀汉与曹魏、东吴鼎立的支撑倾倒,从而打破了战略格局的平衡态势,并构成了蜀汉政权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自刘备丢失荆州、夷陵兵败以后,蜀国尽管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六出祁山,姜维秉承遗训,九伐中原,但都无力回天,而以失败告终。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魏、蜀国力悬殊,二是丢失了荆州这一生死攸关的战略要地[1]。

然而,以襄阳图江陵容易,以江陵图襄阳难。

何也?以襄阳来看,所谓“铁打的襄阳”,是指它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并易守难攻。

荆州的防御工事并不逊色于襄阳多少,却没有襄阳的地理优势。

以襄阳攻荆州,水陆两路,襄阳都处于高势,拥有上游攻下游、山地俯瞰平原的优势。

而荆州地处平原,既没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又没有善于山地作战的士兵。

襄阳兵力正是利用了三峡上游水道及宜昌地区的山地屏障,才具有攻打荆州的优势的。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祖禹,写过一部著名的历史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在这部书中,他是这样阐述荆襄地区的战略关系的:昔人亦言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并江陵也。

三国争荆州,吴人不能得襄阳,引江陵之兵以攻魏,辄破于襄阳之下。

梁元帝都江陵而仇襄阳,襄阳挟魏兵以来,而江陵之亡忽焉。

……五代时,高氏保江陵,赖中原多故,称臣诸国,以延岁月。

宋师一逾襄阳,而国不可立矣。

蒙古既陷襄阳,不攻江陵,而攻两部也,亦以江陵不足为我难也[2]。

二　荆襄战略地位形成的地理基础分析构成荆州重要战略地位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有山川之险。

江陵先后有楚、梁、后梁、南平在此建都,作为都城历时500余年,较之“十朝古都”南京,“七朝古都”开封,并不逊色。

江陵南有长江天堑,北有襄阳之蔽,东有武昌之援,西有夷陵之防,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二是有经济后盾。

古谚云:“两湖熟,天下足、”对江陵而言,这里土地沃野,具有丰足的农产和水产。

富饶的物质资源,给江陵提供了充足的兵粮。

三是有交通之便。

顾祖禹称:江陵“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指臂吴越”。

[3]从江陵逾江而南,可经洞庭湖溯湘水至岭南,溯长江而上可通巴蜀天府,顺长江而下可达吴越,北有大道,经鄢、邓、宛可出方城,直抵中原。

交通上贯通南北,左右东西的优势,赋予江陵以中心辐轴的地位。

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

它处于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以汉中而联络陇西。

襄阳又处水陆交通要冲,东道武汉。

西控商洛,北通南阳,南蔽江陵,进之可以图中原,退之可以固东南。

在军事上,襄阳“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向被称作“天下之腰臂”,自古为兵家争夺之地,战事频仍。

三　古代历代战争对荆襄的利用众所周知,荆襄地区,尤其是襄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与齐、晋争霸,就以这一地区为战略根据地。

荆州之争几乎贯穿于整个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行动,主导了三国之间或战或和的状态。

荆州地区也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西晋司马炎称帝后,于泰始五年(269年),派重臣羊祜任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

直到咸宁四年(278年)羊祜病逝,主持荆州军事十年。

三国争霸时期遭受重大损失的荆州,经过羊祜十年的悉心经营,实力大大增强,从“军无百日之粮”的困难局面,转变成为“有十年之积”的富庶大郡,也成为西晋南境的一个强大的军事重镇。

这时的吴国,政治腐败,吴主孙皓统治暴虐,穷奢极欲,羊祜即上疏晋武帝,言伐吴方略,建议以巴蜀、荆襄、淮南三路齐举,而以上游的突破为重点。

280年,西晋最终灭亡吴国,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吴国的灭亡,若从军事上看,决定性的失败是在荆州上游。

客观地讲,孙吴荆州上游的形势本身就有不完整之处。

孙吴的荆州基本上只是荆州的江南部分。

在湖北境内,由于地势的原因,以襄阳图江陵容易,以江陵图襄阳则难。

孙吴前期荆州上游防御之所以稳固,一是有蜀汉与之为盟,上游的压力较小;二是有堪称名将的陆逊、陆抗等无形的长城作为支柱。

随着蜀汉的灭亡和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荆州上游的弱点马上就暴露出来了。

陆抗此前曾提醒孙皓加强上游的防御,孙皓却未听取。

西晋巴蜀之军东出、襄阳之师南下,孙吴荆州上游的防御顷刻为之崩溃。

而一旦上游失守,下游便再无险可扼。

东晋一朝,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并不在于南北对立,而是东晋内部荆、扬二州关系多次出现紧张,甚至干戈相见。

荆州经过西晋统治者的精心经营,已经具有十分强大的实力,同时,荆州的守将也开始自持,逐渐展露出不臣的野心。

出任都督江、荆等州军事的颖川庚氏与掌控建康政权的琅邪王氏,以及其后都督荆、江等州军事的谯国桓氏与控制中央的谢氏家族,都曾发生过公开或者隐蔽的对抗。

从东晋初爆发的王敦之乱,到东晋末桓玄自江陵兴师东下,篡晋自立,无不显示出荆州左右东晋政局的特殊地位。

这一时期,荆州大权基本上都控制在王氏、庚氏、桓氏等世家大姓手中,他们或是直接叛乱,或是冠冕堂皇地举起北伐大旗,但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尽办法占据荆州,形成总控上流的局面,从而影响江左的东晋中央政权。

桓温死后,桓氏仍在荆州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122直到桓玄入主建康,改朝换代。

桓玄称帝后,荒淫无度,不理朝政,“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

”[3]元兴三年(404年)在镇压浙东农民起义中立功的彭城内使刘裕起兵进攻桓玄。

桓玄不敌,逃回荆州大本营。

经过几年的战斗,刘裕终于基本清除桓氏在荆州的势力,稳定了对荆州的统治。

刘裕代晋之后,鉴于荆州地广兵强,东晋大族专兵上流、遥控朝权,对荆州特别重视。

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他主要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措施:一是派宗王出镇,二是对荆州行政区进行重新划分,削弱荆州实力。

荆州经过几次重新划分后,到刘宋末期,藩屏上流的功能丧失殆尽了,但即便如此,荆州仍然对中央政局产生着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