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对两汉时期儒家人性论思想的影响摘要:人性论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和根据,要进行道德教育就必须首先理清人性论问题。

先秦儒家道德教育的人性论不但对当时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包括两汉在内的后世儒家道德教育的人性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家学者孔子、孟子和荀子提出了各自的人性论思想,他们的人性论影响着两汉时期董仲舒与《白虎通义》中的人性论思想。

关键词:人性论道德教育孔子孟子和荀子董仲舒《白虎通义》道德教育的人性论基础决定着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因为不同的人性论基础决定着道德教育理论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的问题——道德教育是否必要？应该怎样进行道德教育？在大多数道德教育的研究者那里,人性大致分为三类:人性随神性而人性善;人性随着动物的本性而人性恶;一般的中民之性不善不恶。

先秦儒家思想家的道德教育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他们的人性论。

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处于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初始阶段,他们的人性论相比较而言较为粗糙,结构比较简单,逻辑上也不甚严密,但却是两汉时期道德教育人性论的基础。

1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思想总体说来,先秦儒家思想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有各自的人性论理论,也有各自理论上的漏洞,为两汉儒家人性论的发展和理论化、系统化提供了空间。

1.1 孔子人性论的优缺点分析孔子巧妙地回避了人性论善恶这一基本的哲学问题,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他认为在出生之初人性都是差不多的,之所以会表现出人性的不同层次,那是因为后天学习造成的,在这里孔子只是强调道德教育是很重要的,论证了儒家道德教育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但是从人性论的角度来讲道德教育为何可行孔子就没讲,这也是后世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发展的一个很大的空间。

1.2 孟子人性论优缺点分析孟子是人性善论的持有者,在他看来,人性本善,人们之所以会在后天表现出种种恶来,只是由于他们的善良的本性被掩盖住了,道德教育的作用就是让人们的善良本性重新表现出来,孟子的人性论思想指出了道德教育的可能性——人性本善,但是如果人性本善,那么人的后天行为就会是善的,偶尔出现恶的行为也不会影响主流的善性,既然如此,进行道德教育就显得不是很必要了。

孟子的人性善虽然不能说明道德教育的必要,但是人性善却能为道德教育提供可行性——如果人性本恶,道德教育就行不通了。

1.3 荀子人性论优缺点分析荀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人性恶,但是人性恶在他的理论中已经很明显了,他认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肤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

”[2] (《荀子·性恶》篇)“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3](出处同上)而且人还贪得无厌“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

”(《荀子·荣辱》篇)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人性恶,后天所作的善性属于“伪”,道德教育的作用就是“化性起伪”,在荀子的道德教育思想里,人性论基础让道德教育不可行,这是荀子道德教育思想的不严密处。

总之,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是粗糙的:孔子只讲了道德教育是很重要的,至于说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如何根据道德教育的人性论进行道德教育等方面都没有论述;孟子的性善论虽然讲明了道德教育的可行性,但是人性本善,进行道德教育就没必要了;荀子是性恶论的持有者,他解决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问题,但是既然性本恶,那么无论如何进行道德教育都不会有效果的,性恶论没解决道德教育的可行性问题。

两汉时期的儒家学者们对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采取了扬弃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有所完善。

2 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对两汉时期儒家人性论思想的影响自荀子之后,关于人性的争论就很少了,西汉的董仲舒重新把道德教育人性论提了出来,东汉集当时儒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白虎通义》又把道德教育人性论提升到另一个高度。

无论是董仲舒还是《白虎通义》,他们的道德教育人性论思想无一例外的都是受先秦儒家道德教育人性论思想影响的。

2.1 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对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的影响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思想对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的影响表现在孟子的性善论成为董仲舒人性论思想反对的内容,荀子的“化性起伪”思想被董氏人性论思想吸收、继承和发展,先秦时期的“正名责实”思想也被董仲舒引入了他的道德教育人性论思想,外加上董仲舒引入了阴阳概念,最终成就了董氏道德教育人性论的性三品说。

（1)董仲舒道德教育人性论思想的提出。

代表秦汉时期儒家道德教育理论发展最高成就的是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

在人性论问题上,董仲舒首先是从对“性”字的分析开始的,他认为“性”字右边的组成部分是“生”字,他认为“生之谓性”,即把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质作为本性。

在人性的善恶上,董仲舒和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对立,和荀子一样,主张区分本性和人为。

在董仲舒看来,人后天所表现出来的善行是道德教育的结果,“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

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

（2)孟子人性论思想对董仲舒人性论思想的影响。

董仲舒批评孟子把人和禽兽相比,他认为孟子把善于禽兽的那点表现就认为是人性本善是不对的。

假如和禽兽相比,人是本性善;假如按照人道的要求,人性就不是善的。

所谓人道的要求,就是圣人所说的善,其内容是“循三纲五常,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

而且,董仲舒认为孟子的人性本善和“性”这个名的意思不合。

“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则非性矣”。

这里的不能离“质”是指不能离开人这个血肉之躯来谈论本性,在董仲舒看来,离开血肉之躯来谈本性,谈的乃是毛一类的东西,而不是人的本性。

（3)荀子“化性起伪”人性论思想对董仲舒人性论思想的影响。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是天生的,人所做的善行是后天的道德教育的结果,所以道德教育是一个“化性起伪”的过程,道德教育是必要的。

荀子认为人性是天质之朴思想成为董仲舒对人性论最大贡献——用“天质之朴”的质料构成去说明天质之朴的性质的基础,董氏引入了阴阳概念对这一理论进行阐释。

董仲舒认为,阴阳二气性质不同。

阳主德,阴主刑;阳行顺,阴行逆。

聚合成人,正是人性中有了阳性,所以道德教育就有了可能;人性中有了阴性,道德教育就有了必要。

（4)董仲舒的“性三品”论。

董仲舒是“性三品”论者,他认为有三种人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在董仲舒的人性论中,圣人是道德教育的教育主体,中民是道德教育的教育对象。

在董仲舒的道德教育理论里,他看到了道德教育不是万能的,这就需要用刑罚去对付他们,这种理论的漏洞反映了董仲舒注重客观现实的一面。

2.2 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对《白虎通义》人性论思想的影响《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是受东汉章帝召集,将、大夫、太常下属博士及博士弟子、议郎、郎官等官员和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聚集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汉章帝命令班固把最后的讨论结果整理成书。

这本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中从纵向上看包括两个方面。

一面是对名词概念的阐释;另一方面是介绍有关的知识和规定。

《白虎通义》是东汉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秩序而召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学者对《五经》进行注解的儒家经典。

《白虎通义》中的人性论思想受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影响表现在把先秦儒家“仁”的思想注入了人性,使人们按照“仁”的要求去办事由外在规定变成了内在自觉。

（1)《白虎通义》中人性论的提出。

《白虎通义》和董仲舒一样,受荀子的“生之为性”思想的影响,认为人性的“性”字的意思就是“生”,人性是与生俱来的,并且是与“情”概念一同提出的,“情者,静也;性者,生也。

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

”东汉许多儒家学者在《白虎通义》中认为,性生于阳,情生于阴,因而性善情恶。

情中有利欲,所以有恶,但情不全是恶,情主要是用来辅佐性的。

（2)孟子的“四端”说对《白虎通义》人性论的影响。

孟子指出人有“仁、义、礼、智”四端,《白虎通义》便把这四端与人的生理结构及机能联系起来,东汉儒者对人性作了更具体的解说。

在《白虎通义》的《性情》篇里就提出,五脏、六腑各自体现着人性的一个方面: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

五脏的性质,各有自己的内在根据:“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

仁者好生,东方者,阳也,万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叶。

”“肺所以义者何?肺者,金之精,义者断决,西方亦金,杀成万物也。

”“心所以为礼何？心,火之精也。

南方尊阳在上,卑阴在下,礼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锐也。

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锐也。

”《白虎通义》的作者——东汉的儒家学者们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的本性、并且与五行之气一一对应是为了从人的内在寻找道德教育的根据,把外在的道德要求变成内在的道德自觉。

（3)“天命之谓性”思想对《白虎通义》中人性论思想的影响。

《孟子》把天意说成是人的本性,《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就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白虎通义》把这个问题就阐述得更加明确。

在《白虎通义》里,人性,即仁义礼智信的本性,也是天之所命。

通过引入了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天”或者说“上帝”的概念,人行事遵守仁义礼智信,就不仅仅是个社会道德问题了,还拔高到奉丰天命、顺天意的宗教问题。

如果说董仲舒的言论还停留在外在的规定上的话,《白虎通义》把人按仁义礼智信行事说成是出于人本性就把人的符合五常的行为初步地内在化了。

把天意说成是人的本性,《白虎通义》还未能作出很多发挥,而且把主要精力从外在转向内在,《白虎通义》也仅仅是个开始。

总之,先秦儒家学者的人性论无一例外地为道德教育思想作了铺垫,是包括两汉在内的后世儒家道德教育人性论的基础。

西汉时期的董仲舒重提人性论,从他的“性三品”论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董仲舒受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影响;《白虎通义》是东汉时期儒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部书里,人的生理结构与功能、五行说与孟子的“四端说”相结合把道德教育的外在规定性转为内在的自觉修养,先秦儒家的“天命之谓性”思想使《白虎通义》成为把天意说成是人的本性,把主要精力从外在转向内在的开端。

参考文献[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2] 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3] 曾振宇,傅永聚.春秋繁露新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