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 世纪的今天,男女平等的议题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男女平等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平等。

无疑政治平等是男女平等一个重要的考察维度。

政治参与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它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权利的实质性践履状况。

因此从政治参与是否平等,可以考察一个国家女性和男性政治平等的实质情况,乃至考察一国男女平等的实际情况。

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认为，“政治”是指一群人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

她明确指出，两性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

“对我们的两性关系的制度进行公正的调查后, 我们发现, 从历史上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正如马克斯·韦伯说的那样，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

”两性之间的统治关系往往被视为自然的秩序，比种族隔离更为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为严酷、更为普遍、更为持久，它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利概念。

两性之间的统治关系“建立在整个社会空间和次空间中”，也就是说不仅在家庭中，同样也在社会生活领域和劳动世界中，在行政领域和传媒场中都存在着这种关系。

性别政治在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女性被边缘化，即被排斥、被忽视、被忽略、被压迫等。

女性在政治领域中被边缘化并非只始于当代，它是一种古老历史心性与记忆的遗存，有其不可忽视的内在理论力量。

在古代西方，女性长期被排除在政治理论的门外，游离于“政治”视阈之外，有关论述可上溯到古希腊时期。

在柏拉图生活的公元前 4 世纪左右，妇女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

柏拉图虽然不像同时代其他哲学家那样完全将女性排除在政治之外，但是柏拉图的哲学处处充满了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即便是在对女性看法最为开明的《理想国》中，也完全没有考虑女性的权益和需求。

柏拉图认可了传统对妇女歧视性的态度，他认为，在一切才能方面女性都要比男性弱一些。

西方传统思想中在妇女问题上长期占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要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男人是具有理性能力而成为完整的人，他们天生更适合于统治，女人则是缺乏理性能力而成为有缺陷的、不完全的人。

亚里士多德分别赋予男人和女人政治学与家政学不同的功能，这些不同的功能是由男女两性分别承担的，政治学的作用在于建立和管理城邦，家政学在于组织和管理家庭。

政治是做统治的男人们的事，家政是在男人指导下的家庭活动。

这样女性不仅被排除在政治领域的社会活动之外，而且在家庭中也没有自主权。

政治领域代表着理性和文化，仅仅适合于男人追求更高的精神需要，而家庭领域存在于妻子与奴隶的生活领域，仅仅是为了单纯的食、色、住等自然需要。

古典男权主义以政治权力自然地起源于父亲这一论点为基础，认为儿子生而就是他父亲的附属品，政治权力就是父权。

尽管洛克的《政府论》上篇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妇女观，但他本人实际上也没有彻底摆脱一般意义上的父权论，他的妇女观有着许多不彻底的方面。

他主张所有的人都拥有天赋的权利，但他所说的人并非指整体意义上的人类，而是特指人类中的男性。

康德则认为人的能力是有性别差异的，妇女缺乏政治理性或公民理性，妇女是感情动物，没有理性。

他坚持认为社会的理性秩序要求这样一种机制：划出把妇女排除出政治行为领域之外的界限。

黑格尔对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以及私人和公共的理解是从男权的角度出发的，他严厉地否定女人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和意义。

他认为妇女属于家庭的领域，男人则属于行动、科学、政治、哲学等公共领域，黑格尔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把女性排除在公共的政治领域之外。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父权制一直占统治地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理论确立后，中国女性就被桎梏在封建的家门。

虽然到了现代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已不是被提倡的主流意识，但它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藏在人们的血液里难以根除。

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从开始到现在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潮，女性权利得到较大的提升，而中国女性从来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女权运动，中国女性长期是男性的附属物，在阶级社会，妻子甚至是丈夫的“财富”象征，她们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在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上被“赐予”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中国女性自身也没有充分珍视这些平等权利，在权利受到侵犯甚至剥夺的时候，也很少奋起抗争。

自“五四”以来，中国也经历了几次思想运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思想逐渐渗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改变。

然而，这并没有彻底地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无意识的偏见，男性话语仍在社会各领域中占据绝对优势，男性的主体性不容置疑，女性只是男性主体观下的对象化客体，是“他者”。

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性别政治”披上了合理的外衣，中国女性形成了对女性权利的“集体无意识”，女性在政治领域中受到严重挤压。

话语是现代社会性别斗争的场地，女性缺乏权力，在现代历史中也必然会重蹈覆辙。

20 世纪政治学研究出现了视角转向，“人是理性动物”的传统政治哲学观被改写成为“人是语言动物”哲学观，女性也需要通过语言重构客观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

建构什么，如何建构，谁来建构，往往取决于体制中的话语权力关系。

有权力指点世界就有权力影响世界。

他者的异化在于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指点世界。

女性在话语场中缺乏权力决定了她在历史中的价值，女性缺乏指点世界的权力，在历史中必然会消声无语。

在现代社会控制和支配的话语权力争夺中，女性必须奋起才能避免成为新世界新的被压迫者。

福柯关于社会精英通过话语主导而实现话语权的制定以及深层次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配，具有更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在福柯的观点中，各种社会边缘群体是话语权的“弱者”，而话语权的定义者则通过一系列话语机制和定义主导权实现了对他们的牢固控制。

可以想象的是，在主流话语语境的压迫下，弱小团体在话语强权中被迫“失语”而成为现代文明机制中的被压迫者。

现代社会“社会性别”的提出，表明男女社会差异的形成并非出于自然的生理差异，而是社会文化构建的结果。

尽管我国法律已经明文规定男女平等，而且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对女性的尊重，基本上已经不存在性别不平等的公开阻碍，但女性真正的话语空间还未建立起来。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使女性的受压抑合法化甚至制度化，造成不少女性对话语权缺失的低敏感度。

现代生活中，以男性观点为中心审视女性和社会，女性话语权被遗弃到了角落，男性话语成为流行。

现代政治领域仍然是以男性文化为中心，不露声色地重申且强化着性别角色的差异和男女不平等的传统，让受众在性别平等的幻象中被由来已久的性别成规潜移默化。

利用大众最容易接受的思想观念来构建信息符号的表征结构，女性弱势形象也因能增加注目度而成为利用对象，将“性别政治”不断放大，隐性的性别制度仍然对人们产生潜意识的影响。

“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依然对现代社会产生久远的影响，女人的角色是做好贤妻良母，她们常被限制在一些社会规定的私人领域，而政治领域则被认为是男人的天地，在这一领域女性对话语权的操作十分有限，常常处于“失语”或“无语”的陪衬境地。

在现代政治领域中，我国女性发展道路的障碍造成女性政治话语权的实质缺失。

由于时代与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自20 世纪中后期以来，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女性人数在政治领域中所占比例上升的趋势，与之相应，女性在领导岗位上的人数也在增加，部分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出现颠覆了男性主导和女性依附的性别关系的基本形式。

然而，横亘在政治领域中女性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依然重重。

女性在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方面还有很多障碍，如各级领导岗位特别是中高层领导岗位女性比例偏低。

目前女性获得大学本科以及研究生学历的比率正在接近甚至超过男性，但是从政女性的比例却没有达到与男性同等的水平。

在大多数组织和政府中，男性掌管着最重要的活动，级别越高的职位，女性的人数就越少，在整个政治领域共同体中，对女性的漠视使女性从政意愿下降，视从政为畏途。

这些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女性在政治领域中话语权的实质性缺失。

女性要想在现代政治领域中争取到充分的话语权，不能仅仅依靠经济主义这种外部的规定，要从根本上矫正和改善女性在政治领域中话语权缺失的状况，必须完成认识上的清理乃至重建。

女性的话语权力对社会的塑造以及对社会语意和语境的支配，绝非仅仅是语言学上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也绝非仅仅是相互间进行语言沟通那么简单，话语权也绝非仅仅凭借经济主义便可以取得。

取得经济地位并不能直接取得决定社会的主流话题，主导社会话题的探讨进而引领着社会潮流和时代潮流。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处于分化、流动状态，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已位发生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方向转变。

在这种转变中，女性的分化也趋于明显，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关注是否在政治领域中拥有话语权，也不是所有女性都关注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现实地位和处境。

三、性别政治视阈中女性话语权的多维度建构女性男性化意识与男性女性化意识一样由来已久，这两种无法剥离的意识，既显示了中国性别文化的互补性，又印证了它的缺失和畸形，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一种挑战和解构，它标志着男权语境中女性争取自身权益的呐喊。

这种解构意识激励了“新女性”的产生，那些在政治领域颇有成就的女性，很少留出时间料理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她们以身份的充分社会化而被称为“女强人”。

“女强人”似乎是对“贤妻良母”的解构，似乎使女性迈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成功，然而“女强人”以牺牲生活为沉重代价，也加剧了女性个体的生存困境，这种境遇暗含着性别秩序对女性的一种放逐。

在女性权力的观念和意识上，表现出由单纯权力意识向权力意识与实现权力必要条件联系起来考虑的发展趋向。

在女性权力的享用和行使上，在历史传统与现代化的双重作用下，女性既被要求参与创造现代性的国家，又被赋予传承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重任，保留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

当女性不得不放弃自身的性别角色、不得不借助男权社会的主流话语来阐释自我时，这意味着男权语境压迫下的女性在政治权力话语中的尴尬。

当前，社会的发展为女性提供与男性同等的发展平台，追求两性和谐共赢的氛围，是社会自由、平等发展的必然方向。

因此，努力清除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发展障碍，建构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话语权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