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教育与幸福———理论与实证研究》（ＤＡＡ０８００８１）的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朱晓红（１９６８－），女，江西萍乡人，南昌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积极心理学。苗元江（１９６３－），男，湖南东安人，南昌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硕导，研究方向：积极心理学。陈浩彬（１９７９－），男，江西九江人，南昌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积极心理学。

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以威尔逊（Ｗａｎｎｅｒ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６７年）撰写的《自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为标志，经历了４０多年的发展，随着对幸福感主题的深入，研究的重点和层面也在不断转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和扩展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领域，勾画出了幸福感的完整风貌，增进了心理学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的五个方面得出的结论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对幸福与病态的理解，拓展了社会科学对幸福的概念体系，拓宽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超越了对幸福一般的表面概念，深化了对幸福感的理解。本文介绍社会心理学中主要的五项主观幸福感研究成果。１．适应与主观幸福感适应的基本思想是指人们最初对新的生活事件或环境产生强烈的反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使自己适应与习惯并回归到基线水平。哈尔森（Ｈｅｌｓｏｎ）定义“适应”为：对重复出现的刺激反应减少减弱，重新建构有关刺激的认知以及刺激对生活影响的认识。布里克曼（Ｂｒｉｃｋｍａｎ）和坎贝尔（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９７１）的理论已经证实：人们对良性或恶性的事件会有激烈的反应，但倾向于经过一定时间的适应又返回到他们幸福感的初始状态，这就是适应或习惯化机制。布里克曼和坎贝尔提出了人们生活在“快乐的水车”中的观点［１］，因为愉快的事情只是使人们暂时地感到高兴，而不愉快的事情也只是使人们暂时地感到不高兴。从长远来看，人们总是保持在快乐的中间状态，但如果只是通过良好的生活环境来使自已感到快乐，只是暂时的办法而已。布里克曼和坎贝尔（１９７１）认为：幸福的追求是“快乐的水车”（ｈｅｄｏｎｉｃ－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２］，人们的幸福体验能随着他们的成就和财产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人们很快就会适应这个新水平，而这个新水平不再为给他们带来快乐。在消极方面，人们在遭受灾难时会产生不幸感，但人们也会很快适应这个水平而不再痛苦。基于此种原因，布里克曼和坎贝尔认为快乐的本性是注定的。他们断言，努力去获得快乐但却只是从中间状态去获取，从长远来看，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住在茅舍中且患有肺病的奴隶肯定比住在别墅中既有钱又健康的主人更少感到快乐。虽然这个结论令人惊讶，但却提醒人们

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中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朱晓红苗元江陈浩彬摘要：社会心理学领域扩展与深化了现代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本文介绍了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有关主观幸福感研究的5个方面的新进展：适应与主观幸福感、记忆与主观幸福感、消极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友好关系与主观幸福感、文化与主观幸福感，勾画出了幸福感的完整风貌，增进了心理学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解。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适应记忆消极因素友好关系文化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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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快乐。１９７８年，布里克曼、科特斯（Ｃｏａｔｅｓ）、布尔曼（Ｊａｎｏｆｆ－Ｂｕｌｍａｎ）从截瘫患者和彩票中奖者中提出证据，对是适应而不是过去经历的愉快或痛苦的事件使人们回到快乐的中间状态的观点提供了实验性的支持。然而，也必须指出，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布里克曼等对适应的证据也是混合性的（例如截瘫患者没有其它人快乐）。迪纳（Ｄｉｅｎｅｒ）等最近的研究对适应的观点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但在进行了若干修正后，发现人们虽然能在一段时间后适应，但并不能完全地恢复到最初的状态。例如，他们发现寡居者和失业者在事后的几年中都会处在较低的生活满意水平，虽然在一段时间后会逐渐适应，但是他们却不能完全地恢复到以前的生活满意水平，即使在五年之后。尽管人们不可能适应所有的生活事件，但却发现他们能适应日常生活中较小的成功和失败［３］。如果适应存在，但又并不能完全适应，那么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人会比其它人更少感到快乐吗？答案看起来有时是如此，有时又并非如此。例如，人们发现非洲的玛亚赛（Ｍａａｓａｉ）人即使生活在设施简陋和没有电的草棚中也会非常快乐；北格陵兰岛的纽伊特（Ｉｎｕｉｔ）人尽管生活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中也会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满意。然而，人们发现妓女、无家可归者、精神病人即使他们的生活条件能长时间地保持稳定，但他们并不感到快乐，远远低于中间水平。大概诸如这些缺乏自尊和可信任的朋友的社会变量对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这一观点能由生活在加尔各答（Ｃａｌｃｕｔｔａ）贫民区的人的例子所证实，他们虽然贫穷，但他们能与家人团聚在一起，因此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虽然“快乐的水车”理论还不能从所有的特例中得到支持，但它却提供了一基本的视角———在一段时间中，好的事件和坏的事件经常不会太大地影响人们的快乐。虽然有些极端的条件能降低人们的快乐，但很多好事和坏事只是暂时地影响人们的快乐。例如在工作中获得升职，购买新车，赢得奖励，通常不是通向长期快乐的通路。相反，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社会交往或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奋斗可能才是长久的快乐之源。在这种意义上，箴言“快乐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似乎是对的。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对人的快乐毫无影响，相反是有影响的。它意味着不能仅依赖环境为人们带来长久的幸福体验。制定新的生活目标，参与有意义的社会交往，参加有趣的活动对保持长期的快乐感非常有利。对适应研究的另一重要发现是人们总是错误地预期了使人们高兴和不高兴的事。人们总是以为如果富有了就会比现在更快乐，如果没有财富就会比现在更痛苦，这些错误的预期显示了人们可能过多地依赖于使人们感到快乐的物质生活条件。例如，它会导致这样的错误：为了求得一份高薪水的工作，而牺牲了亲密的人际关系或放弃了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这些错误的预期清楚地表明了适应的效应并不为所有的人所理解。

２．记忆与主观幸福感最近“国民幸福指数”（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或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何计算国民幸福总值，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２．１日重现法（ＴｈｅＤａ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ＤＲＭ）［４］

２００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尼曼（Ｋａｈｎｅｍａｎ）在《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现法（ＤＲＭ）》一文中，与其合作者克鲁格教授提出了ＤＲＭ这种测度幸福值的方法。日重现法（ＤＲＭ）就是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日重现法（ＤＲＭ）结合“时间———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ＥＳＭ）来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安排。参加者利用专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的活动和体验。在这种统计学背后，是一种融社会学、心理学于经济学之中的后现代社会科学

方法。日重现法（ＤＲＭ）将“时间———使用”研究与从情感体验中恢复的技术结合起来。ＤＲＭ应答者首先通过由一段有顺序的情节构成的日记，唤醒他们对前一日的记忆，然后通过回答关于情况或感觉的ＤＲＭ问题，描述每一个片断，就像体验取样法一样。ＤＲＭ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关键在于其采取了语境的先进科学方法。语境方法的精髓，就是要求联系上下文网络，确定节点的意义。用卡

社会心理科学第２３卷总第１００期２００８年第６期总第５０４页·应用研究·24尼曼的话说就是“联系于活动（例如工作交换）和环境（比如受时间压力的工作）的体验”，“唤起前一天的语境，这种语境有意地引导出特别的和近期的记忆，因而可以减少回忆的错误和偏差”。卡尼曼还归纳了ＤＲＭ的五个设计要点：（１）引出访问对象前一天生活的细节描述；（２）根据逼近连续结果的目标，进行实时体验测度；（３）程序设计可以支持不遗漏特殊生活片断的回忆；（４）将生活片断所处的客观环境数据，用结构化的方式引出；（５）对每个片断中的情感体验进行多维描述。２．２体验取样法（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ＥＳＭ）在幸福感的研究领域中，体验取样法证明了研究者能够鉴别自述的情感经历的准确性。例如，ＥＭＳ研究发现，人们过高估计了情感的强度，然而却过低估记了情感的频度。对过去回顾判断的情感也会对经历的高潮和结局产生偏见。欧美人对幸福的回顾判断比亚洲人更朝向积极的方面，重要的是，虽然对经历的回顾判断会背离事件的真相，但他们对未来选择的预期要好于直接经验的总结上的预期。体验取样法（ＥＳＭ）的优点是在于反映人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如何。这种技术提供了对应答者生活中实时样本的丰富描述，可以避免延时追忆和评估对体验的扭曲。然而，体验取样法花费较大，参加者负担水平较高，而因抽样较少，对罕见或较短的事件提供的信息也较少。卡尼曼认为，体验取样法的结果在与ＤＲＭ的结果进行比较时，可以作为标杆（黄金标准），ＤＲＭ的所长在于有意地再现那些靠探查实时体验而获得的信息。卡尼曼等人通过对一个由１０１８名妇女组成的样本的子集（９０９个样本）的调查统计分析，就幸福和快乐问题得出了一些与工业化国家方法不同的判断。最集中的一点，就是对“快乐水车”（Ｈｅ－ｄｏｎｉｃ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现象的解释。“快乐水车”是指收入增长，但快乐却不相应增长，即所谓的“有钱不快乐”现象。卡尼曼说：“对快乐水车现象的分析，显示出ＤＲＭ在幸福研究上的潜力。”他认为，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经济、环境对幸福影响很大”的判断不同，有三个因素对人们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一是人的个性对情感有普遍深入的影响；二是当前处境的局部特点（Ｌｏ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会对情感发挥有力的影响；三是生活环境对于情感体验只有相当小的影响，在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后，这种影响只发生在有限的时间内。

３．消极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目前许多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重要的生活事件会引起幸福感的变化。一般说，良性事件与正性情感相关，恶性事件与负性情感相关，那么，积极事件还是消极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呢？大量研究显示，消极事件比积极事件更能影响人们的快乐，一项由社会心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作出的重要调查表明，与积极事件相比，人们生来就对消极事件的反应更加强烈［５］。

在“期望理论”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Ｔｖｅｒｓｋｙ）假设消极事件大于积极事件。在后来的工作中，消极事件与积极事件在一个更广泛的包括所有的良性事件与恶性事件的范围内重组。在总结这种观点的基础上，鲍梅斯特（Ｂａｕｍｅｉｓｔｅｒ）认为“消极事件比积极事件的影响更大”。泰勒（Ｔａｙｌｏｒ）也认为，在一相关的心情中，人们对消极事件的反应更快，更强烈，虽然人们消除这些消极的反应也相对较快。因此，根据泰勒的理论，人们对消极的事件反应强烈，但人们也能适应他们。格特曼（Ｇｏｔｔｍａｎ）（１９９４）发展了消极事件比积极事件的影响更强烈的观点。格特曼曾在华盛顿大学创立「爱情实验室」，提出婚姻分裂的瀑布理论（ＣａｓｃａｄｅＴｈｅｏｒｙ），在他的理论中核心前提是冲突，负面的婚姻冲击。他研究了三十多年的婚姻关系，发现了著名的“格特曼比率”（Ｇｏｔｔｍａｎｒａｔｅ），快乐的夫妻大多拥有５：１的正面与负面的互动。正面的互动能建立长久相爱的基础，幽默感能带领夫妻走过负面的情绪。如果正面与负面的互动比例低于３：１，婚姻关系就很可能会出现问题。很明显，反应的特性不同，概率也会改变，但意义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构造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的积极反应必须比消极反应多。格特曼、科恩（Ｃｏａｎ）、斯华生（Ｓｗａｎｓｏｎ）和卡利里（Ｃａｒｒｅｒｅ）（１９９８）指出婚姻冲突中正向的反应是唯一能预测婚姻满意与稳定的因素。在医患关系的研究中也发现，正向的情绪反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Ｅｓｔｒａｄａ，Ｉｓｅｎ＆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４）。最近，弗雷吉格森（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和洛沙达（Ｌｏｓａｄａ）扩展了总体幸福感中积极与消极情绪的“格特曼比率”，认为２．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