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三原则”的对比分析 2010年02月09日12:42 来源：《首都教育学报》摘要: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三原则”都在各自国家的翻译史占有重要地位,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有诸多不同。

本文通过对两者的不同之处的对比分析,研究了两理论背后蕴藏着不同的哲学思想、表达方式和传统心理。

关键词:信达雅;三原则;对比分析一、引言严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翻译家,他在其译著《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三字的翻译原则:“译事三难, 信、达、雅。

求其信, 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 虽译犹不译也, 则达尚焉”;“ 至原文词理本深, 难于共喻, 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凡此经营, 皆以为达,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

子曰:…辞达而已‟。

又曰:…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轨, 亦即为译事楷模。

故信、达而外, 求其而雅。

”“信达雅”的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广泛地推崇,并对中国的翻译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达到了“译必称…信达雅‟的地步”。

成为“译书者的唯一指南,评译文者的唯一标准,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

梁启超曾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

”罗新璋认为这一理论, 客观上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另一方面,开近代翻译学说之先河。

”(罗新璋1984:6),还有评论说:“绝大多数翻译者或多或少都本着信达雅这套理论来从事翻译,并在这套理论基础上发展他们自己的见解”(刘靖之1981:377)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在他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中提出了翻译三原则:1.译作应该完全传达原作的思想。

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

3.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

斯坦纳(Steiner)在其里程碑式的译论巨著《通天塔》中指出,“1792年,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在伦敦发表《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这一重要论文,标志着集中反映了直接来自实践的经验时期结束了(庄绎传译,1987:33—34)。

泰特勒的翻译理论是对前人关于翻译的思考和观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在此意义上,作为泰特勒《翻译的原则》理论精髓的“翻译三法则”代表了西方截止l8世纪末翻译理论的巅峰。

现当代翻译学者对泰特勒的论文评价甚高:“探讨翻译艺术的珍稀论文之一”。

(Savory 1957:45);“率先用英语探讨翻译过程的系统性研究”(Bassnett 1980:63);“首部重要的翻译论著”(Newmark 1982:4);“泰特勒的翻译理论比较全面、系统。

它不仅是英国翻译理论史上,而且也是整个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谭载喜,1991:167)。

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三原则有许多相似之处:严复和泰特勒都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实践,他们的理论都是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他们都打破了直译与意译的“二元论”,为翻译提供了三元的、多角度的描述;都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由于严复和泰特勒地处东西不同的文化中心,受到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的翻译理论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两者的不同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表达方式和传统心理。

二、不同的哲学思想严复的“信达雅”理论是在其译著的序—《译例言》中提出的,他开章明义地发出感慨:“译事三难:信、达、雅”。

而且,译例言篇幅较短,在短短的几百字中严复没有系统地阐释翻译的实质、策略、标准等基本概念。

由此可以看出严复的翻译原则并不是以制定翻译规则、创立翻译理论为目的而提出的,这是他对翻译“顺带式的议论”(谭载喜,1999)。

“信达雅”是他在翻译中身体力行的体悟和感慨。

“信达雅”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重“领悟”与“领会”的传统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强调主体融入客体,体验和感悟客体。

在教化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过程中,无论儒教、道教,还是佛教,都强调人的悟性,强调人对事物的无法“言传”、只能“意会”的领悟。

在翻译方面,译论家们往往把翻译质量的优劣好坏完全归根于译者个人的天赋和语文才能,而不太过问翻译有没有理论或者有没有规矩。

如:北朝末年的彦宗在其议论名篇《辩正论》中说:“余观道安法师独廪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后学……详梵典之难易,诠译人之得失,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

”(罗新璋1984:44)。

唐代僧人道宣在评价玄奘的的翻译时说:“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

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罗新璋1984:48)。

显然,彦宗和道宣都在强调译者“出语成章”的“神慧”和“天才”,认为只有靠“独廪神慧”的悟性才能达到翻译的成功。

严复的“信达雅”也这一哲学思想和传统译论的产物,所以他只谈了自己的感悟和体会,没有致力于建立系统翻译理论。

泰特勒的三原则是在其翻译理论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中提出的。

《论翻译的原则》是一本全面、系统的介绍翻译的著作,全书共有15章,第一章是全书的总论,提出翻译的三原则。

然后在书中用了丰富的例证对三原则进行逐项地阐释和分析。

泰特勒的理论是典型西方哲学思想的体现。

西方哲学思想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比较强调人的理性思维,强调人对世界万物都应该有理性的认识和分析,并做出理论解释。

所以西方理论家们在探讨翻译的问题时,向来都非常重视理性思考和理论探索。

比如:哲罗姆在翻译了尤西乌比的《基督教教会史》后,对自己为什么不采用直译的方法进行翻译的行为进行了理论解释。

他还以类似的方式提出原作者和原文本的重要性;在英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翻译界著名的学者、翻译家纽曼和阿诺德进行了风格翻译的讨论。

这些都说明他在从事翻译或探讨翻译问题时有着较强的理性思考。

受到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泰特勒有意识的总结了自己翻译实践的经验,并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和整理,所以他的理论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现,并得以明确地阐释和理性、系统地分析。

三、不同的表达方式严复的《译例言》短小精炼,在文中他用精辟、简练的语言阐释了自己对翻译的感悟。

他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

更是高度概括和抽象,给人带来有不尽的回味与思考。

所以在“信达雅”在翻译界广受推崇的同时,也引起了激励的争论:“信达雅”中“信”到底指什么,对原文的语言、思想还是风格信?“达”指什么,原文不达时译文是否要“达”?“雅”为何物,是“秦汉之前的文字”,还是风格“典雅”?信、达、雅孰重孰轻?三者有着怎样的辩正关系?严复在文中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以明确答案,后来他也再没有提出翻译理论对此进行分析和阐释。

因此翻译界对“信达雅”的解释有着各种版本。

事实上,中国人多用含蓄的表达方式提出或表明深刻的观点,所用的语言一般都比较抽象、含蓄、简练,经常注重创造特殊的意境,给人以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感觉。

在翻译理论方面较有影响的“神似说”、“化境说”、“韵味说”也都是用洗练的、语意浓缩的、诗意的语言表达的,从而给人深刻的印象。

斯坦纳在其翻译著作《通天塔》中说:“细读泰特勒的《翻译的原则》,感觉像是一部探讨翻译艺术的尽心尽责的教科书。

”泰特勒先在第一章提出了优秀的翻译的标准,从而引出翻译的三原则。

然后他对三原则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并分析了这三个原则发生冲突时的解决方案。

为了使他的三原则更加的清晰和明了,他举了大量的翻译事例,还用了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深入浅出的论证自己的观点。

这是因为,西方人比较喜欢用具体、详细、直接的表达方式表明观点,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对该观点进行分析和论证。

在西方翻译理论传统中,任何思想或理论都取决于理论者对它所作的明白无误的解释和界定。

过于简单或模糊含蓄的表达,只会被认为是“定义不清、逻辑混乱”而遭到排斥。

(谭载喜2000)西方的语言和翻译研究历来重视形式逻辑,重视推理、分析。

四、不同的传统心理严复的“信达雅”以传统文论为立论依据,是对古典译论的借鉴、传承和发扬。

在一篇短短的序中,严复多次引经据典: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言之无物,行之不远;……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

严复在提出自己对翻译的“三难”的感慨后,还谨慎地引用……的话,说:“学我者病”。

这些都反应了中国人崇古、崇权威的、保守的、谨慎的传统心理。

人们常常引用古典经集或古圣先贤的语言作为自己的观点或者用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因为大家经常默认为凡是古人、圣人、权威的话都是真实无误的,凡是古典经集的论点都是正确的。

这是因为中国有着相当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期受封建思想和孔子的“三纲五常”理论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非常崇尚古人和权威,他们“接受”、“顺从”的思想远远大于“求新”、“求变”的心理。

这一传统心理不仅在严复的文章中有着具体的体现,更体现在后人对严复的“信达雅”理论的长期崇拜上。

在严复的“信达雅”提出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译界虽然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对翻译有着重要影响的翻译理论,也曾对严复的“信达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与批判,但中国后来的翻译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信达雅的影响,而且人们在从事翻译实践时还时常以“信、达、雅”为最高准则。

所有这些都是受到保守的、尊重权威的传统心理影响的结果。

泰特勒的三原则也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与发扬,而且该理论一经提出就被指责“过多地…借用‟他人的理论”(张南峰2000:75)。

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泰特勒和德莱顿翻译原则确实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泰特勒和多莱的翻译思想有着相似之处。

斯内尔一霍恩比曾毫不客气地指出:“泰特勒承认自己的论述借用了德莱顿的理论,尤其是德莱顿所著《前言》中论述翻译基本原则的结尾部分,他几乎是全文引用。

可以推断,两人观点相似绝非巧合。

但是,泰特勒的论文竞未提及德莱顿的名字。

”由此可见西方人有着“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

另外,泰特勒在著作中采取了标新立异的做法:尽量回避传统的二分法;凡是容易引起争议的术语如“直译”、“意译”、“逐词对译”等一概不用。

而且与前人不同的是,泰特勒的论文开篇就给“优秀译作”定下了标准:出色的翻译应该是将原文的优点完整无缺地以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对译文理解得如原文读者般清楚透彻,感受得像原文读者一样深切强烈。

(张南峰,2000:12)。

如此洗练的翻译标准在西方翻译史上可谓前所未有,着实开了翻译理论界的先河(廖七一,2001:12)。

从泰特勒的这些做法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西方喜欢创新,喜欢标新立异的心理。

正是在这种深入人心的传统心理的影响下,在泰特勒之后的全新的翻译理论和流派层出不穷:语言学翻译理论、释义学翻译理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等等。

而且新的翻译术语也层出不穷:成分分析法、所指意义、思维记录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