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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之道与庄子文学特征

庄子之“道”与庄子文学之特征一部《庄子》,用文学形式来表现哲理,是诗的哲学,或者哲学的诗。

庄子哲学思想的内核和思辩特征决定着它的文学表现形式;奇谲幻怪的艺术特色也使整个哲学体系更具诡怪性与复杂性。

一“道”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或最高范畴,“道”也即“自然”。

庄子崇尚自然,有三层含义:一是追求人与自然相冥合,达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理想境界;二是视死生为一体,安时而处顺,养成因顺自然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三是齐一物论,确立师法自然的认知方法和价值判断标准。

这一哲学核心,也是文学的灵魂,怎样包孕在庄子散文的躯体之中呢?我们须先考察庄子哲学思辩的层次、方法及相应的文学创作方法。

有人把庄子哲学体系的框架概括为:“有待”(物我相待)一待“道”(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一无待(无己、无功、无名)。

这对我们很有启发。

其实,“有待一待道一无待”也就是庄子哲学思辩的三个层次。

有待,是哲理思辩中的最低层面,常识性的层面。

指人的形体为外物所拘限,或人们囿于局部经验或认识,如《逍遥游》中列子御风而行必须有待于风。

庄子不能也没有否定现实中物我相待的关系,但他认为局限于常识层面的思辩活动,精神必然受形体和外物的牵制,就无法达到无所待的境界。

执着于局部的分解式的认知活动,会“随其成心而师之”,[p49]造成是非判断的偏执。

于是他试图从事物内部抽象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便是“道”。

待道,是庄子哲理思辩的第二个层面。

他认为规律性的“道”无所不在,支配着天地万一物;他同时又幻想驾驭着“道,,,逍遥而游。

待道这一层面一再向上延伸,便是无待,它被用于评价庄子自创的哲学体一系,并用于指导认知方法和处世态度。

这些思辩活动借文学形象得以展开,形象创造与思辩一活动同步进行。

在有待阶段,庄子对事物的个别特性进行,细致人微的观察,获取文学创作所需的初级矿藏。

在待道,层面,个别的直观的物象,被赋与归依自然的灵魂,与道融会相通,构成新的文学意象。

在无待这个层面.进一步透露出形象的哲理内涵,表明作者的理想和情感,展示作者的胸襟。

在这一过程中,三个思辩层次相互衔接,作品描写的对象经过提炼改造和升华,注人了思辩主体的审美观照,得到形象的再现。

《人间世》中,庄子要揭示“心斋”的含义。

其要点是要以空明虚静的心境去感应外物,达到与自然之道相契合。

《大宗师》中,也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是说要使形体从外物的表面联系中超越出来,从有待走向待道和无待。

这种虚静的心态恰好是艺术创作时所应有的心态。

在清澄明静中能唤起记忆表象,经过艺术想象,构成具有哲理性的形象系统。

《齐物论》中有形象逼真的“三籁”之描写。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的一段文字,可谓一篇绝妙的“风赋”。

庄子从物我相待的关系中,细察林木各种不同的窍穴,聆听风吹窍穴发出的各种不同的声响,这是有待层面上对事物的细致观察。

但从哲理上阐释,我们更应当留意“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这一句。

窍穴用以比拟思辩主体,风则是比拟思辩客体。

“众窍为虚”说明虚己待物,不抱成见,所发言论就合于自然之理。

风与窍穴的相待关系,在音响和鸣中被各自天性所取代,上升到待道的层面。

之后,借南郭子茶之口说:“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者,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从天籁的发生到消歇,来自自然又复归自然,这是“天籁”不同于“人赖”、“地籁”之处。

二庄子企图突破物种之间个别的和外在的联系,抽象出事物变化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所谓的“道”,或“自然”。

庄子全部的哲学探索,以崇尚自然、回归自然为目的。

认识目标的宏大与综合,又使其在文学上表现出比兴取象时求广尚大的审美取向。

庄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法而不说。

[1](563)这种规律被概括为“道”。

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1](p181)说明道不具象、普遍存在、化生万物。

所以在体道的思维中,庄子拓宽认知和思辩的时空,形成贯通古今、包举宇宙的“道”的观念。

大凡古今人物、神鬼天地、日月星辰、河海风云,以及众多的动物植物,甚至阴影髑髅都成了作者思维的内容和艺术表现的对象。

在博大浩繁的形象系列中,庄子赞美其中伟大而崇高者,鄙视其中委琐而庸俗者。

从而于体道的过程中,给道涂上神秘而崇高的色彩,并以壮阔的意境象征得道之士的开阔胸襟,显现其对所创立的宏丰博大的哲学思想的自我评价。

《逍遥游》将“鲲鹏自化”的神话哲理化,以天高地远喻自然之道的无穷,以大鹏待时而动喻体道者待道而游,以大鹏“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阔”之雄姿表现他对精神自由的热切渴望。

这里,作为比兴手法与其所要表现的哲学意义,必然要有相似点。

这个相似点就是一个“大”字。

清代注庄家林云铭评《逍遥游》时指出:“大字乃一篇之纲”,也是兼指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特征。

《逍遥游》开篇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如垂天之云。

是鸟也,海运将徒于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

这段描写鲲鹏的文字兼有比与兴的作用。

所谓兴是说以神话故事引出后文的议论与说理;所谓比是说以形象比喻表达哲学含义。

它先点出一个“大”字,鲲鹏之大,固然喻作者胸襟的博大;以海天作为鲲鹏活动的环境,以表现天地的广阔与宇宙的无穷。

组生于北冥,北冥,即北海,以旷远非世人所见之地,以喻玄冥大道。

鲲是自然之道化育而成,而能变成鸟,更显造物者之神异。

鹏乘海风而动,飞往南冥。

北冥和南冥,是鹏遨游的起点和终点。

“南冥者,天池也”,那么北冥自然也是天池,南冥和北冥都是用以喻自然之大道的。

大鹏遨游是用以象征体道的精神活动的。

始乎道,终乎道,这就十分切合庄子游心于道,崇尚自然和哲学的主旨。

文中的蜩与学鸠,困于狭小的生活范围,却自满自足,庄子因而斥责之。

蜩与学鸠,喻指那些偏执于一曲之见、视野局狭、识见浅薄的世俗小人。

通过绸、学鸡与馄鹏的“小大之辩”,形象地说明庄子哲学的超脱俗见、宏伟博大。

论及事物的无穷相对性时,《秋水》篇以自我为中心和以道观物的两种心境作对比。

河伯见“径流之大,两洠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而欣然自得。

而海神尽管知道:“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但他同时深知“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因而“未尝自多”。

在河伯形象的映衬下,北海若大而不以大自居,其开阔的眼界和广阔的胸怀是庄子所肯定的。

尽管《秋水》全文是论事物的相对性,呈现出一些相对主义的倾向,但庄子并没有否定事物的绝对性。

北海若的论辩正是建立在“小大之辩”的基础上,庄子的意旨仍是强调要从整体上体认规律,因而文学上的审美取向仍然的崇广尚大。

三庄子崇尚自然,必然要对建立在自我中心基础之上的传统思维方式进行批判。

在文学上的特征则是舍弃庄重严肃的写实手法,多以幻想的怪诞形象表现其哲学思想。

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1](p884)。

于是创造大量的怪诞的寓言。

这是他哲学批判的需要。

庄子并不讳言自己的学说离经叛道,申明自己的学说“大有逸庭,不近人情”[1](p23),自己的思想言论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1](p884)。

这说明庄子创作怪诞形象是自觉的,而且始终伴随着创作主体的情感活动。

崇尚和随顺自然仍是其基本因素。

《大宗师》中的“畸人”,“畸于人而体于天”,形体异于常人,却是自然赋与他以形体。

庄子创作这些怪诞的形象,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违背世俗人情,二是随顺自然之道。

《大宗师》中的子舆,受疾病的折磨,腰弯背驼,五脏高出头部,脸颊隐在肚脐之下,却能“心闲而无事”,瞒珊地走到井边照着自己的影子说:“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当子来“喘喘然将死”时,朋友子犁却向他提出造化将“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这类荒诞不经的问题。

庄子正是要通过荒诞人物的言行,阐述以死生为一体的严肃的哲学命题:人应当顺应自然,安时而处顺。

这些怪诞的形象,一方面表现出人在自然面前极其渺小,只有听命于自然的摆布;另一方面,人又是自然的产物,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能产生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

还有,《大宗师》中子桑户死,朋友孟子反、子琴张“或编曲,或鼓琴”,“临尸而哭”;《至乐》中庄子妻死,“庄子则方箕居鼓盆而歌”。

这些人物的行为都不合于世俗礼仪,一庄子描写这些形象是为了表达对生死独特而透彻的理解,一是要打破世俗对生死问题的神秘感。

在庄子看来,生与死,不过是气的聚散,犹如四季的运行。

庄子意在告诉人们,要以坦然通达的态度去看待生死。

这样,把读者的视线从怪诞形象本身引开,从而去注意他所要诊解的生死一如的哲学观念。

《庄子》中还有许多形体残缺、外貌丑陋,而内在精神世界却充实完满的畸人形象。

如《德充符》中的王骀,断了足还能行不言之教,弟子与孔子相仿佛,连孔子都想拜他为师。

还有卫人哀胎它,面貌丑陋,可男人与他相处便舍不得离开,女人见了他便生出“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的念头。

庄子用夸张的手法,突出残畸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如此的夸张与虚构,自然信者不多。

但庄子主张“得意而忘言”,他不在乎人们不信故事本身,意在引导人们去体悟“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哲理。

“德”是指对宇宙人生作本原性、整体性体认的精神修养。

这些奇形怪状的人物身上,却洋溢着巨大充实的精神力量。

怪诞中包含着崇高。

崇尚自然、批判传统的思想特征,还决定了《庄子》怪诞形象的普遍性和创作方法的多样性。

庄子把视野扩大到自然界,于是许多人格化、哲理化了的自然物纷纷出现在《庄子》中。

借助于这些事物的自然本性,或阐述展出自然无为之道,或影射比附另一类人物的社会属性。

《庄子》文章还用改造历史人物的方法,抓取前贤圣哲行迹的一鳞半爪,编就真假相杂的故事。

或是让道家的灵魂附着在儒家圣人的躯体中,或是让尧舜孔子拜倒在道家理想人物的脚下,借这些形象和故事,说明自己哲学思想的宏深博大。

四崇尚自然,因顺自然,是庄子哲学的根本观点。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亲和、人与自然合一的哲学观念,不仅用来阐述天人关系,也被用来阐述庄子的人生观、处世态度、社会理想。

当庄子用文学形式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创造出了大量的以和谐为特征的艺术形象。

《齐物论》中说:“天在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

”视人类与自然万物为一体,并强调人的精神活动能超越时空、超越自我。

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庄子往往借助于“神人”、“真人”的形象描绘,以说明人类能够从自身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在精神活动中获得对自然认同。

《逍遥游》一中写神人形象: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二肤如冰雪,绰约如处子。

不食五谷,吸风饮饮露。

乘云气,御飞一龙。

而游乎四海之外。

其神凝,使物不疵病而年一谷熟。

神人的外部形态俊秀柔美,冰清玉洁,其内在力量,则一是自然力人化的形象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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