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摘要：本文阐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含义，分析了强迫自证其罪的形式，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律后果。
在我国应该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并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关键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保障人权刑事诉讼原则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含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含义：“一是被告人可以选择作证；二是即使被告人选择作证，也有权拒绝回答特定问题。
”[1]被告人选择不作证的权利，即拒绝陈述，控诉方或者警方不能强迫被告人开口，更不能以暴力、威胁、利诱和其他不当方法迫使被告人作有罪陈述。
该原则体现对人的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适用于审判阶段及审前阶段，从犯罪嫌疑人被限制人身自由时开始，包括在侦查和起诉阶段都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向司法人员作出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如果陈述人不是在法庭上或其人身自由没有处于执法人员的控制之下，则不适用该规则。
该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设立的一项基本权利。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同正当程序联系在一起。
该原则与强调当事人对等的诉讼构造、诉讼理论中的主体学说、无罪推定原则及举证责任原理密不可分。
该原则是对偏重自白的证据观的否定，是对刑事程序进行经验总结和利益权衡后所作选择的结果。
二、强迫自证其罪的形式
（一）酷刑。
酷刑可能是一种实体的刑罚，也可能是在诉讼过程中取得证据的方式。
就后一种目的而言，它是强迫自证其罪的最明显和最恶劣的方式，通常称为刑讯逼供。
（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角度来看，区分酷刑和其他残忍或非人道待遇的意义不大，因为，任何强迫，哪怕并没有造成痛苦，也都是应当禁止的；造成痛苦的行为不仅与该原则相冲突，且违反其他国际准则。
（三）医药或科学试验。
医药或科学试验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关系比较小，以医药或科学试验的方式获取被试验者的口供才构成强迫自证其罪。
（四）其他强迫自证其罪的方式。
强迫自证其罪的方式不可能一一列举，只能从反面来说明，即凡是非自愿的供述都可以归入强迫自证其罪之中。
三、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律后果
（一）国家责任。
如果发生强迫自证其罪的现象，国家将承担一定的后果。
对于强迫自证其罪的补救，应当视强迫的程度、引起的后果而定，如果是以酷刑的方法强迫自证其罪，国家应在其法律中确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补偿，如受害人因受酷刑而死亡，其受抚养人应有权获得赔偿。
对于已经构成酷刑和尚未构成酷刑，但已构成强迫自证其罪的行为，当事人有权提出上诉或者申诉，国家有义务进行调查和处理。
（二）实施强迫自证其罪者的责任。
实施强迫自证其罪的通常
是国家的侦查、检察或司法人员，其责任也是根据强迫自证其罪的程度和后果而定。
其可能的后果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受其部门内部的纪律处分；如果构成酷刑，则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三）对强迫自证其罪所得证据的处理。
在强迫自证其罪的情况下，可能得到被讯问人的口供或情报。
如果采纳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得到的这些证据将被排除，即不能在审判中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使用。
这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
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
在禁止刑讯逼供的立法和司法方面作了许多工作。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尽管如此，立法和司法实践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还有差距，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表明被讯问人有义务回答，这就给强迫自证其罪留下了余地。
综上，在刑事立法中应该明确规定以下内容[2]：
其一，任何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陈述；
其二，确立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其三，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其委托的律师有讯问在场的权利；
其四，在已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权利的前提下，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其五，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情况下的，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减轻、免除处罚的法律后果。
五、不强迫自证其罪与中国刑事司法
虽然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不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但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
我国政府在1988 年10 月4 日批准加入了《反酷刑公约》,1998 年10 月5 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表明了我国政府在国际上积极参与禁止酷刑和愿意采纳人权保障的国际准则,包括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积极态度。
我国在禁止刑讯逼供的立法方面作了许多工作。
《刑事诉讼法》第43 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刑法》第247 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致人伤残、死亡的, ??从重处罚。
”在司法方面,我国司法公安机关都规定严格禁止刑讯逼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 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 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 条也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
”第160 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
”第265 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2001 年1 月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检察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严格贯彻执行有关法律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是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不能
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余地。
”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法律规定与《公约》中规定的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93 条关于“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表明被讯问人有义务回答,这就给强迫自证其罪留下了余地。
我国许多学者呼吁采纳不强迫自证其罪（包括沉默权
的形式） ,[3] 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解决。
笔者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应当充分认识和分析其可行性,特别是困难之处,如果能解决这些困难,则中国有希望确立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如果暂时不能解决,则不宜操之过急,而可以考虑分阶段地实行这
个规则。
1、我国确立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困难。
确立不强迫自证其罪将增加侦查工作的难度。
我国目前的侦查工作对口供的依赖性很大,许多案件是根据口供破案的。
目前我国不少基层刑警部门的办案的物质条件与历史上也相差无几,缺乏现代化的侦查设施和手段,如
果再给予被告人沉默权,甚至实行在犯罪嫌疑人不同意被讯问的情况下不能进行讯问的制度,在现有条件下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当
办案人员处于限期破案的压力下,如果不能破案,该机关和人员的
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由于最快捷和简单的破案方式是得到口供,因此,有时办案人员急于完成任务,或为了报功受奖等心理也可能
使用刑讯逼供,以便尽快破案。
另外,我国公安、检察和法院各部门之间也有不协调现象,技术侦查措施,如监听、跟踪、使用线人等措施主要由公安部门行使,检察院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需要运用这些侦查手段必须得到公安
部门的配合,而公安部门本身任务也很重,有时配合跟不上,检察院办案只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口供。
再如,在许多国家,调查犯罪嫌疑人经济往来、扣押财产、冻结银行账户这些侦查措施通常需要法院审查决定。
在我国,法院一般不进行侦查措施的审查和签发相关令
状。
因此,一些侦查单位在没有令状的情况下无法有效地利用这些侦查措施取得证据,只能靠犯罪嫌疑人口供。
如果采纳不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应当建立令状审查制度,使侦查单位能够及时、合法地使用其他侦查手段。
一些国家很早之前就确立了不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当时它们的物质条件并不比我国现在的物质条件更好。
所以,还应当注意到观念上的困难对确立不强迫自证其罪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善春等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第79页
[2]参见刘善春等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第88-89页
[3]如果一方律师所提的问题不合适,另一方律师须当场提出反对,由法官决定反对是否有效。
如法官裁定反对有效,则证人（包括作证的被告人）就可以不回答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