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期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与内容定位郭海军（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广东珠海519087）［摘要］近年来，关于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与课程定位问题争议颇多，有“人文论”、“文学论”、“文化论”、“工具论”等。

由于客观存在的各类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大学语文必须“因材施教”。

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和定位应为：面对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语文能力的现状，结合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及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具体需求，坚持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强化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体认和把握，也要提升学生对汉语的应用能力与水平。

实现这个功能目标，需要从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标准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目标；课程定位；文化素养；实用语文能力［中图分类号］H191［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36（2012）01-0079-05［收稿日期］［作者简介］2012-03-01郭海军（1964-），男，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学“语文”的出现，距今已近七十年。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学堂，从西方引进教学理念和课程教材，只以当时称作“国文”的课程来教授中国历代古文。

“五四”以后，国文课受到冲击，小学改设“国语”，教材多选用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口语特点鲜明。

中学虽仍开国文课，但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语文”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却因抗战爆发而被迫终止。

建国后，叶圣陶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

此建议被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采纳并推向全国，自此，“语文”成为中小学的一门主课。

而“大学语文”在建国前，则被称作“大一国文”或“大学国文”，20世纪50年代曾短暂恢复。

1980年8月，徐中玉、匡亚明两位先生联合倡议，在全国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

自此，这门课在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中，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曲折路程,有成就，也有很多未解的难题。

由于对教学目标、课程定位及教学效果等的认识存在太多的差异，使得很多高校把作为必修课的大学语文变为选修课，有的甚至停开。

一时间，大学语文课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鉴于这种现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在2004年连续发表了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进而有关大学语文教改的努力和尝试也在不断深入。

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大学语文被国家重视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7年3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中也提出：“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

至此,由于国家法规性文件的硬性规定，在高等学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本上已无争论。

然而，大学语文课到底要教什么、如何教？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定位？对于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层次的非中文专业学生，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内容应不应该有所变化？大学语文课程的作用和特色体现在哪里？所有这些问题，显然需要从大学语文课程自身内部来寻找答案。

一、争议与问题回顾近些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颇多争议，大都集中在教学目标与内容定位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认为大学语文应定位于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angsha Social Work College第19卷第1期2012年3月Vol.19No.1Mar.2012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徐中玉先生在他主编的《大学语文》（第八版）前言中指出：“大学语文课程是在中学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增进文化修养的主要课程之一”，“这门课不能成为一门单纯的思想观念课,而应是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文学课”，“我们对大学语文性质的定位,必须避免长期存在且有很大影响的两种思维模式。

一是工具性模式……二是文学史和文化史模式……这两种模式，恐怕还摆脱不了工具性的束缚，为过多的实用性所牵制，淡忘了大学语文的人文性的学科根本属性”[1](P1)。

之后，他又进一步强调，“现在的‘大学语文’课程，应该重视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大学语文的“总目标乃在提高大学生的品格素质与人文精神”[2]。

这种有代表性的、被很多高校所认同的课程属性，决定了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必然是以古今中外名家名篇为主体，通过阅读、讲解、思考、讨论、习题等教学过程，使学生增强丰富而深刻的人生体验，感受到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精神。

如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九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按照“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胸怀天下”、“浩然正气”、“冰雪肝胆”、“洞明世事”、“以史为鉴”、“故园情深”、“礼赞爱情”、“关爱生命”、“亲和自然”、“诗意人生”十二个专题精选名篇，贯穿始终的是“寓教于文”的教学理念。

以这样的目标和定位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导致的问题是明显的。

且不说“诗意人生”与“浩然正气”、“冰雪肝胆”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就是《拣麦穗》一文如何体现了“冰雪肝胆”，也很难说得明白。

这种主题先行，然后选名家名文硬性搭配的内容设置，仿佛是思想品德课的另类翻版。

同时，不同体裁的篇章杂糅在一起，也难以让学生领会到使内容存在的文章形式的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其“高四语文”的弊端显而易见。

（二）认为大学语文应定位于文学鉴赏能力的提高（文学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大学语文的根本属性是文学，其主体是文学作品，目的在于延续高中阶段的文学教育，通过深化文学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来进一步提升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文学能力。

在课程内容上，不同的教材体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以两种有代表性的教材为例。

王步高、丁帆主编的《大学语文（简编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按照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线索，自先秦到当代精选篇章，在60万字的篇幅内概括出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目的在于使学生对文学史知识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实质上就是对中文专业中国文学作品选的浓缩。

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编撰的《大学文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虽然也是依据文学发展史的顺序选文，但更关注学生在文学鉴赏理论的基础上，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认识；强调学生对汉语母语美感的体认，以提高文学修养。

事实上，对于各类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把文学专业的某一部分内容拿来做浮光掠影式的展示，能不能实现教材编写者的初衷，显然不难确认。

目前，大多数高校都规定大学语文的课时为32课时，在这有限的课时内，怎样实现上述的教学目标，达到既定的教学效果呢？由于授课时间的限制，只能采取蜻蜓点水式的教学方式，由教师运用传统手段分析讲解教材内重点的篇章作品，其他篇目一带而过。

这样的“文学作品精读”，似乎不能适应非中文专业学生提升语文能力的实际需求。

（三）认为大学语文应定位于文化综合素质的提升（文化论）著名语言学家王宁教授提出，大学语文不是文学课，也不是语言课。

大学语文应该是一门使大学生对祖国的灿烂文化自觉学习、自觉鉴赏、自觉体验、自觉奉行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

基于这样的课程定位，王宁教授参加主编的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名校合作的体现新的教学理念的大学语文教材《高等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初版，2007年修订），着眼于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以“拼盘式”结构涵盖了文学、哲学、历史、科技等领域。

全书分为二十五讲，包括“《诗经》与中国诗歌的起源”、“《易》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孙子兵法》与古代军事文化”、“《九章算术》与中国古代数学”、“书法艺术与汉字文化”、“《哈姆雷特》与莎剧的中文译介”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甚至以多名教授各讲一个专题的方式开课，改变了传统大学语文课堂由同一个教师从头讲到尾的授课形式，教学效果良好。

毋庸讳言，这种开放性的课程探索对多年来封闭保守、面临困境的大学语文，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价值。

问题在于，并非每所大学都有名校的师资力量来这样开设大学语文课。

如果按照上述的课程定位，大学语文与中国文化概论的区别在哪里？“杂拌”式的内容组合，是否能体现大学语文课应有的系统性与自足80第1期性？而且研究型与教学型等不同类型的高校，从师资整体水平、人才培养目标到学生实际需求多有差异，难以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和要求。

（四）认为大学语文应定位于听说读写技能的强化（工具论）当前，大学生的语文能力日渐衰落。

在不少学生的书面表达中，逻辑混乱、词不达意、病句、错字、别字等错误屡见不鲜。

面对此种现状，一些学者认为，大学语文应该从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和就业需求出发，充分发挥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即语文的实用功能。

要通过听、说、读、写等技能训练，进一步引领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对语言及其应用有所理解、体认和感悟，更好地把握汉语的特色，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技巧，达到今后工作需要的“学以致用”目的。

但这种与权威观点相左的对工具性的强调，也引来了很多非议。

“缺什么补什么”的课程定位，被认为是违背了大学语文的基本属性。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也提出，“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

事实上，单纯地以提高学生听说读写技能为大学语文课的基本教学目标，的确有舍“道”（人文性）而求“器”（工具性）之嫌。

因为，在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中，人文性是土壤，工具性是植物，二者相融才是最佳的生态素质构成。

可以说，忽略人文教育，就是舍弃了母体的孕育和滋养，语言或语文能力即使有所提高，也是畸形和难堪大用的。

二、目标与定位明确了争议的焦点和问题所在后，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与课程定位到底该怎样设置和确立，也就有了现实的针对性和紧迫性。

毋庸置疑，大学语文作为中学语文之后的高等母语教育属性，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性与层次性，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基本逻辑起点。

（一）大学语文的课程功能应与不同层次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相融合从字面解释，“大学”的本义是与“小学”(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等的工具性学科)相对的。

《大学》开篇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易经》中也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是指抽象的思维活动，“器”是对具体的行为、形态与方法、技巧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