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Feb,2004　第26卷第1期Journal of Yanan U niversity(Social Science)V o l126N o11・历史研究・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徐碧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062)摘　要: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作为后方最重要封疆大吏之一的张之洞并未吸取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中日战争中他筹防所辖的湖广、两江,却不援助在前线作战的北洋军队;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没有产生实际作用;他的保台计划和实践也以其个人声誉和仕途为转移。

因此,在中日战争期间,张之洞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官员,这对战争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中日战争;筹防地方;以夷制夷;保台中图分类号:K25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4)01—0084—05 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在中法战争十年之后,清廷与官员是否通过吸取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在中日战争中表现得成熟,能够有效地对付日本?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张之洞作为分析对象。

张之洞曾在中法战争期间两广总督任上亲自主持过抗法斗争,中日战争期间他虽然未在军事前线,但此间他署两江总督,是后方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他对待战争的认识、处置方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地方官员的态度。

①通过该研究,不但有助于对张之洞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作更全面的分析。

一、力筹湖广、两江,却不援北洋1894年初,中日在朝鲜撤兵问题上交涉无效,战争一触即发。

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及沿海防务,对中国海军的基本弱点深表忧虑。

在李鸿章看来,北洋所有之实力,“以之自守,尚可勉足敷用;战于境外,虽蕞尔日本,胜算亦所难必。

”[1](P2252～2254)这种认识是符合中国军备实际的。

然而京中士大夫对中日争端几乎皆主强硬,清流人物尤其慷慨陈言,力持战议。

[2](P64)从现有的资料看,张之洞并未在战前有明确的和或战态度,直到战争爆发,他始终都保持沉默。

不过从6、7月间张之洞与津海关监督盛宣怀之间频频电报往来、探听清廷对战争态度的举动来看,②他试图以清廷中枢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当清廷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预为筹防时,他便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备军备战中去了。

张之洞备军备战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筹防湖广和收稿日期:2003—11—20作者简介:徐碧薇(1978—),女,江苏南通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①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总体比较少,主要有冯天瑜《甲午战争时期张之洞主战言行评析》(《江汉论坛》1984年第5期);田锡富:《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卢世菊《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张之洞》(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文章对张之洞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筹防地方、谏阻议和、力图保卫台湾等言行以及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作了描述,而对于张之洞的行为与战争全局的关系、张的言行的出发点、张的言行是否适合当时的时势等则没有进行一定的分析,这些文章比较一致地认为张之洞的言行代表了甲午战争中主战派官员的爱国情感,其所作所为值得肯定和赞扬,对此本文有不同的观点。

另外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对甲午战争中张之洞的“以夷制夷”政策作了细致深入的描述(包括战争期间的外交策略和战后的“保台”行动),不过较少涉及到容闳的政策等;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书对张之洞在保台期间的活动也有所论述,由于李国祁和石泉的论述较为详细和精道,本文不再详述其内容,而着重分析他们较少涉及到的张之洞采纳容闳的观点试图购船密袭日本的策略及其出发点、张之洞在台湾问题上态度转变的原因等。

②7月23日,他致电盛宣怀:“……日来情形若何?内意及傅相意若何?彼使尚在京否?”盛宣怀当日便回电:“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臣尚合拍。

惟倭势猖獗,不受调停,恐弄假成真。

使未下旗”。

此后,盛宣怀将前线军情悉数告知张之洞、刘坤一等后方的封疆大吏。

陈旭麓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0页。

两江。

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8月26日,盛宣怀回电尚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对局势的询问:“江防似不必过虑”[3](P116),9月21日盛又复电张之洞:“其(日本)声言:封河前趋北京或趋沈阳”。

[3] (P167)盛时为津海关监督、天津电报局总办,他的电报内容,实际上反映了清廷尤其是李鸿章对战争进程的看法。

显然东北和北京已经面临危急,与之相比,两湖的局势并不要紧,但张之洞仍竭力筹防两湖。

他向广东、两江、甘肃等地借用、截留军火枪炮,从8月中旬到9月初,他多次向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借大炮、水雷、枪支[4](P5783～5788);9月23日,甘肃所购信义洋行克虏伯快炮十二尊及弹药运经汉口,张之洞截下这批军火,再向陕甘总督杨昌发出借用的请求,[5](P5800)杨无奈,只得同意;10月2日,张之洞致电其旧属、时任广西提督的苏元春等人,借用其在担任两广总督时期拨发给他们的枪械, [5](P5805),为苏元春等拒绝。

战争节节失利,清政府不得不起用湘军,11月2日,任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师山海关,调张之洞暂署两江。

根据战争爆发前日本与英国签定的不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动武的协议[6](P877、880),两江的安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张之洞还是立刻开始全面筹防两江。

在人事上,11月中旬,张之洞请求清廷将前任雷琼道朱采、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江汉关税司穆和德等调赴江南差委。

[7](P521、522、526)在军备上, 11月19日,他得知厦门有后膛炮二尊而炮台未铸,便致电清廷:“窃思江阴关系长江数省全局,厦门仅此一隅,倭未必到,即到亦尚无关大利害。

江阴重,厦门轻,相去悬绝,尽人皆知……”要求闽浙总督谭钟麟将炮秘运江南[7](P567),为谭拒绝;12月7日,张之洞采纳赵凤昌的建议,在长江地势险要的白茅沙、浒浦一带筑土炮台、埋设地雷;8日,他致电吴淞、江阴、镇江各炮台,要求各统领“时时作枕戈待旦之计”;[5] (P5887、5893)17日,既为募勇,也为消弭内地隐患,他支持苏州抚台奎俊“招私枭充营勇”的主张,派遣署臬司韩庆云挑募精壮者三营,克日成军。

[8](P2018)另外他查验兵轮,将江南防务分作三路,[9](P952～955)并在地方上大办团练。

在张之洞筹防湖广、两江的同时,中日在前线激烈交战,北洋海、陆军的劣势充分暴露了出来,8月7日,张的幕僚恽祖翼致电盛宣怀,探听前线情况:“闻廿四开仗,得捷音否?乞公随时电示”,盛宣怀回电:“廿三海军败,接济已断,全军难出。

北洋各营抽调空虚,如能禀商香帅拨武毅(吴凤柱)两营,再添招两营,合成四营赴沪,分装洋船来津,大局幸甚”,[3](P65) 8日,盛宣怀又直接致电张之洞:“朝三面海口皆倭占,海军不能战,吃亏在此。

陆军倭众。

北洋调出两万人,无可抽拨。

新募非数月不能成事,事颇棘手”,[3] (P67)又电询:“刘毅帅能否速出?”①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之洞知道派兵北上不能避免,11日他致电盛宣怀:“刘毅帅足疾,恐难出。

宋德鸿已衰老,其营久疲,零星分扎各县,只能弹压缉私,……去亦无益,刻拟奏派吴军门凤柱带马队三营赴津听用,请转禀傅相以为然否?”[3](P69)12日盛回电:“宪台先派武毅五百人,朝廷嘉悦,傅相感慰,惟人数太少,吴提督素能打仗,能否增挑部队一千人星夜北驰?”[3](P78)18日,张复电拒绝了盛宣怀请再添派两江部队的请求,[3] (P90)却保奏由两广右江镇总兵张春发、高州镇总兵潘瀛等人募兵北上。

②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原湖南巡抚吴大请缨北上,张之洞就经常通过吴大了解前线的情况。

9月底,吴大奉命驻防山海关,只有从湖南带过去的四营军队,兵力过单,10月初,张之洞派总兵余虎恩带10营北上,但提出须统归吴大调遣,所谓“若余分扎他处,畸零无济”。

[7](P277)10月中,张之洞再以湖北原有炮队4营、辅以新购车炮,委副将吴元恺统带北上,同样请求“归吴调遣”,[3] (P355)不由前线统一调用。

与此同时,11月7日,清廷希望张之洞派南洋舰只北上协助北洋,但张却以战舰系木制,“管带不得力,炮手不精练,不过徒供一击”为理由拒绝。

[7](P277)更有甚者,12月旅顺陷落,军火供应捉襟见肘,中日在辽东东路展开争夺,这时清廷从外洋购买的头批军火抵运两江,张之洞致电清廷,要求截留于两江。

[8](P2010)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使清廷勃然大怒,当即斥之:“张之洞电奏请将外洋运到枪支留于南洋等语,现在倭寇又陷复州,意图北串,前敌兵力尚单,添调各军专待此项洋枪解到,方能进发,该督反以江南为前敌,辄请截留应用,实属不顾大局,著传旨申饬,即著该督催令迅速运解来京,倘有延误,惟张之洞是问!”[8](P2013)张这才将军火悉数北运。

1895年2月20日,清廷谕:“军事方殷,张之洞务当不分畛域,通筹全局,将筹款、购械、选将、筹兵等事,设法妥办,俾战守有资,用副朝廷倚任之意”,[10](P1868)张之洞却致电清廷,提出要求:“当此大局紧要之时,断不敢存畛域之①刘景棠,湘军旧将,湖南人,当时在湖南。

②后为李鸿章所否决,戚其章:《中日战争》(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9—190页。

见,惟有钦遵,竭力筹办,特是事机紧急……可否仰恳将朝廷规划大端,遇有饬知北洋大臣之事,一并电饬南洋知之,俾得殚竭愚虑,或预为筹办,或筹拟上陈,冀以仰副恩命”,[11](P566)清廷则再斥张之洞:“旨令该督通筹战守,原指饷械兵将而言。

至机宜重要,必须慎密。

北洋事务,自有专司,焉能事事饬南洋知之?所请著毋庸议。

”[12](P1)《张之洞评传》指出:“中法交战初期,广东边防相对无战事。

但之洞并不由此而袖手安坐。

他破除畛域之见,多方援助福建、台湾和云南等地的抗法军事行动。

”[13](P76)而以上所见,张之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行为与中法战争时相比,两相径庭。

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方面向李鸿章请援,而李以“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以敌法之铁舰大兵船。

……断难远去,去亦无益有损”拒绝。

[14](P9)李的行为当时与事后即招到批评。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分析中法战争失败原因指出:“当时中国拥有50余艘战舰,然而这些战舰却分成四支舰队,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分别归南京和天津管辖,这两支舰队比广东舰队和福建舰队都大,但只是防御在自家海域上,坐视福建水师的覆灭。

中法战争揭示了如下一个重要事实:没有现代化的组织和领导,现代武器装备就相对难以发挥作用。

”[15] (P404)显然主持过中法战争的张之洞未认识到这样深刻的问题,因此未能自觉使自己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封疆大吏,也就未能吸取中法战败的教训,十年之后他又做了与李鸿章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