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汉前期文化政策与史学的复兴
陆贾撰《新语》十二篇，这是总结政权兴亡历史经验的政论之文，绝大
多数篇目均引述历史上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解说治国的政治方针。
《楚汉春秋》，记述秦末到汉朝建立的历史，包括陈胜起义和各地起兵
推翻秦朝统治，以及楚汉之间的争战过程，乃秦朝灭亡史与汉朝的开国史， 后虽佚失，但主要记史内容应已被司马迁的《史记》所采用，其贡献不可 泯灭。陆贾不仅是西汉最早的儒学政治家之一，而且是西汉最早的有卓著 成就的史家。 三、司马迁与《史记》 四、班固与《汉书》 五、两汉朝廷的记史方式：东汉的起居注，不是后世起居注记史制度的 前身，因为它只记载后宫杂务，甚至古人认为“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 史之职” （《隋书·经籍志二》），从记述朝政大事的制度化记史体制来看， 两汉各帝的著纪才是后世起居注制度的前身，但因“著纪”是个泛称， “起居注”的名称却被采纳，这其中有一个“名”与“实”转化的过程 。

秦始皇好大喜功，并非不想扬名于世，但他不懂得利用史
学的载笔功能，而只是随处刻石勒铭，《史记·秦始皇本纪》 记载了他在多处山石上的刻辞，皆属歌功颂德之词，仅留下 某种史料，无关史学宗旨。 总之，秦朝政权对于史学而言，有一个短暂的破坏时期， 但整个秦代，史学意识则处于不绝如缕的状态，特别是《吕 氏春秋》仍然流传于世，对于史学意识得以在秦代延续，有 其重要作用。
《东观汉记》在古代中国史学发展中有巨大影响和重要意义：
第一，从此官方不再仅仅记录史事，而开始了纂修成品
史著的活动，并且逐步组织化、制度化，不听任私家独占 修纂传世史书的文化阵地。尤其是本朝之史，更表现出越 来越限制私家而由官方主导和垄断的趋势。 第二，正式形成官方与私家两种修史主体、官方史学与 私家史学两条史学发展轨道的局面。而中国古代史学的发 展，具备官方与私家这两条相互联系、互补互益又互相矛 盾的双轨，是中国史学最重要的特征，是中国古代史学得 以繁荣兴旺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国古代朝廷不仅记史，而且修史（指纂修传世 的成品史著），极大地扩大了官方史学的公开影响，对于 周边民族政权以及外国政权具有特别的文化魅力，促成其 学习和模仿。
两汉时期的史学，固然不能按照司马迁的道路前进，但也未
Hale Waihona Puke 成为官方垄断、思想僵化的状态，传统史学基础奠定的结果， 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观汉记》的纂修，使中国古代具备官方史学与私 家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这成为史学繁荣发达的重要原因。 官、私修史的互动，在东汉即已开始。 第二，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大体上与儒学思想体系和皇朝的根 本利益保持一致。 第三，编年体和纪传体成为撰写历史的最重要体裁，在历史 编纂学上形成较为成熟的规范，特别是编年体和纪传体断代史， 都具备了成功的样板。 第四，先秦以来以史为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以史惩劝 等史学经世致用功能，成为撰史宗旨的主导理念。历史记载对 于人生终极关怀的价值观，已经融入社会意识。 第五，传统史学没有否定记史求真的理念，有时还有所强调， 这表现于对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普遍肯定。对私家撰 史的个性精神，只要不严重伤及统治者利益，仍然有所容忍。 司马迁撰史所高调标举的“成一家之言”的宗旨，隐性地存于 史家心底，但常与经世致用、为朝廷服务的宗旨不发生冲突。
（三）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从西汉至东汉整个史学的发展，是通过一个大的迂回，最 终奠定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思想基础与编纂学基础，开启了 后代难以改变的基本发展方向。 司马迁《史记》“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和成就，试图将中 国史学拉出先秦以来的传统史学价值观。但此后评论者、续写 者都肯定《史记》编纂形式的同时，批驳司马迁的思想，做返 回先秦传统的努力。 扬雄续写汉史，也批评《太史公书》 “不与圣人同，是非 颇谬于经”。 班固承袭其父班彪的观点，认为《史记》“其是非颇谬于 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而他则要“唯圣人 之道然后尽心” （《汉书·叙传》）。
思考题：
1、《史记》产生的社会条件与文化背景是
什么？ 2、说说司马迁与班固史学思想的异同。 3、《东观汉记》的纂修在中国史学史上的 意义是什么？ 4、两汉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怎样的史学基 础？
第三章 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一、秦代史学意识的不绝如缕 吕不韦 《吕氏春秋》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其中有53枚分上下两栏逐年记事，今人命名 为“编年纪”。“编年纪”的记述极其简略，一年记事一般仅仅一条， 并无月份、日期，但既然是私家所记述，表明社会上私人记录史事的意 识是存在的。而从司马迁说秦记 “不载日月”之言看来，或许秦朝官 方的秦记也类似于“编年纪”的风格。 秦始皇焚书坑儒，“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说明秦朝官方仍有“秦记” 这种历史记载。 《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方书” 是将君主的某些命令写在方木板上，以便颁布、传达。 如果“方书”妥善保存，自然成为历史档案资料，但仍不属于史学记述。
六、东汉官修《东观汉记》及其意义
（一） 《东观汉记》的纂修
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 汉明帝阅其史稿而大为欣赏，起用为官 。
此即为《东观汉记》的开始纂修。
《东观汉记》纂修发起者是汉明帝，起因是已经感受到司马
迁撰写的《史记》对西汉有所贬损，而阅读了班固撰述的史稿， 得到启示，决心开创本朝断代纪传体国史的纂修。最早对《东 观汉记》做出较多纂修贡献者为班固。 《东观汉记》五种构成体式，即纪、表、志、列传、载记， 仿照《史记》、《汉书》而有所变通。《隋书· 经籍志》著录 《东观汉记》有143卷，此后佚失日渐严重。清代学者进行了 辑佚工作，乾隆朝《四库全书》馆从《永乐大典》中进一步搜 集补充，分为24卷。
《东观汉记》纂修的史学意义，主要不在于
该书的著述水平和史料价值，而在于这种纂修 活动的本身。中国上古史学起源于官方，但在 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而私家学术大发展的特定 背景下，私家修史已经跃居官方之上，但史学 理念尚未脱开官方的路向。待司马迁《史记》 横空出世，华光万丈的成就使官方仅仅记录史 事的作为黯然无色，但以汉明帝为代表的统治 者不让官方在修史上无所作为，得到班固撰写 断代纪传史的启示之后，迅速进行了本朝（东 汉）纪传史的纂修。
（二）《东观汉记》纂修的史学意义 《东观汉记》的编纂，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大事，
是官方纂修本朝国史的首次尝试，而且取得显著的成 就，成书一百多卷，流传至于唐代，此后才多所佚失。 曾经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具有很大 的影响。 《东观汉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清四库评论其 辑佚残本说：“虽残珪断璧，零落不完，而古泽斑斓， 罔非瑰宝……其有资考证，良匪浅鲜，尤不可不亟为 表章矣。”但是，作为中国古代官方第一次纂修纪传 体国史活动，修史组织不健全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刘 知幾说：“惟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 靡立。”